府县志漏载的仪征黄泥滩盐船大火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2-09-26
 

由唐至清,仪征是盐运的中转枢纽,特别是清康乾时期,经仪征中转的淮盐数量达到鼎峰。沿江黄泥滩、旧港、泗源沟和沙漫洲等港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廓”。每个港口江面上停泊的已装待运和待装的盐船有一、二百只之多。盐船之外。还有不少商船、民船。船只拥挤,人员庞杂,炊火、烟火和灯火极易引发火灾。据道光《仪征县志》记载,从康熙三十四年(1696)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旧港、沙漫洲等港口发生较大的盐船火灾有三次,连同黄泥滩火灾就有四次,其中沙漫洲和黄泥滩的盐船大火还惊动了朝廷。大学者汪中著名的《哀盐船文》记述了沙漫洲盐船大火的时间,盐船毁坏和人员伤亡的惨状。在沙漫洲盐船火灾后13年,即乾隆四十九年又发生黄泥滩江口的盐船失火事件。这次大火扬州府志和仪征县志均没有记载。然而清朝宫廷却有这次火灾的档案资料。2009年扬州市档案局与中国一史馆合作编印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一书编选了这份档案。这就是当时两淮盐御史全德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奏的《泊江盐船被火延烧事折》。这份奏折详细奏报了仪征县黄泥滩港口盐船失火的起因、经过、损失,以及对相关官员处理的建议。其大致情形是这样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十七日辰刻(上午7时至9时),一只名叫“小绳条子”的民船停靠在黄泥滩江边,与大批盐船紧靠着,因煮饭不慎失火,先连带烧着了旁边唐廷恒家的盐船,随后波及到停泊在江面的上百条船只。淮南监掣同知陈洪绪闻讯急忙带领同知事程廷镜与地方文武官员及兵丁扑救,直至申刻(下午3时至5时)方才将火扑灭。扑救过程中,兵丁夫役在岸上用斧子将各船缆绳砍断,有的盐船得以逃离大火幸免于难,但不少盐船因来不及离开被烧毁了。所幸的是被烧毁盐船上的引目(记载盐引数量的帐目存根)等要件多数被抢救出来,唯陈杰和贺尔杰两家船内的引目被焚毁。火灾发生在白天,盐船上人员没有伤亡,只有起火的小民船人船俱焚,不知其姓名和来历。事后查明,这次火灾由炊火引起,不是故意纵火,共烧毁盐船90只,盐包57464引(每引250斤)和陈杰等两船上1227道引目。对于这次火灾的善后处理,即被烧引盐、引目补救措施和对有关官员责任追究,全德在奏折中是这样奏报的:“被火引盐俱系各商完税纳课银,仰恳圣恩,与淹消一例,准许各商买盐补运,被毁引目照例报部备案”,“除批验所大使纵翼,六年俸满,循例调验公出外,其淮南盐掣同知陈洪绪、委管子盐知事程廷镜虽当即前往扑救,但未能先事预防,应请旨交部议处。”从以上奏折提出处理意见可以看出,当时管理两淮盐运的最高长官巡盐御使对这次火灾事故采取了大事化小、矛盾上交的态度,说这次被烧毁的盐是盐商用纳税的银子买的,请求皇帝等同于蚀耗准予注销,然后再买盐补运。至于具体负责的官员批验所大使纵翼,任期已满,奉调外出,就不再追究责任了,监掣同知和管子知事如何处分,请皇上定夺。实际上,事后这两位官员并没有被追究责任。道光《仪征县志》记载,第二年即乾隆五十年夏天仪征大旱,粮食失收,秋冬间百姓缺粮,“监掣同知陈洪绪提倡捐米赈粥”。由此表明陈洪绪并没有受到处分,监掣同知(等同于知府)官仍然照当。

此次大火后,黄泥滩港除被烧毁的盐船外,尚有97艘盐船未遭毁坏,共装盐79800余引,岸上还有存盐1700余引,加上烧毁的57464引,仅黄泥滩一个港口就到盐154264引,计约3856万斤。从这些档案信息可知,当时仪征转运淮盐数量之巨。

《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档案关于仪征沙漫洲盐船失火的资料,与汪中《哀盐船文》所记时间和盐船损失数字不尽一致。汪文记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而据《御档》记载,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李质颖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二十九日向皇帝的奏章是这样说的:他自京返任,十二月二十一日行至甘泉县境时,接到仪征批验大使许执中禀报:十二月十九日戍刻(晚7时至9时),仪征县沙漫洲盐船失火。《御档》所记失火时间与道光《仪征县志》记载是一致的,应该是准确的。汪文所记时间早了一年,可能是记忆和传抄之误。汪文记坏船130艘,焚及溺死1400人。道光《仪征县志》载“焚船六十余艘,客商舟辑无算,伤人极多。”即被焚船只除60多艘盐船外,还有若干客商船舶,比较接近汪文所记焚船数字。李质颖奏章只说烧毁船只63艘,死亡人数没有奏报。盐船损失与死亡人数之少报和不报,则可能是两淮盐运使有意隐瞒,尽量将灾情损失报得少一些,无非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

本文作者:帅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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