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3年第一期(中)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3-04-23
 

 

人物春秋

 

邓小平可圈可点的若干个“最后一次”

 

邓小平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功勋卓著。他人生经历的若干个“最后一次”可圈可点,仅从这些方面即可一睹他治军、治国、治党的卓越才能,有胆识、有魄力、有度量,统揽全局、举重若轻的领袖品格。

 

  最后一次复出

  邓小平一生经历过三次大落大起。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及其后的政治形势发展,为邓小平1977年夏的第三次复出提供了契机。

  1977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

  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3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25号楼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

  4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邓小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去年十月十日的信”,指那天邓小平给汪东兴转华国锋并党中央的信。在那封信里,邓小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

  414日晨,邓小平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410日那封信修改的有关情况。当天,华国锋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

  5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7410日的这封信和19761010日致中央的信,一起转发至县团级。

  5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他指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华国锋顺乎党心民意,按3月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让邓小平复出。19777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明确表态: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一周后,730日晚上,邓小平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出席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当他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近10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外国记者迅速报道了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他们写道:“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就这样,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荐下,经过党内激烈斗争,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在19777月召开的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了。随后确定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原则,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开了关键的一步。邓小平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

  197812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两国宣布自19791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决定19793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为了进一步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1979129日至2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白宫外的草坪上,卡特总统以适合邓小平真实地位的礼仪,隆重欢迎这位30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卡特为欢迎邓小平访美举行国宴,宴会厅装饰着特地从卡特总统故乡———佐治亚洲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

  邓小平在欢迎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两国曾在30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在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与卡特总统进行了深入、坦率、诚恳的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同卡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卡特则指出,美国对以下两点特别关心,一是东南亚地区连同印度洋北部一带直至非洲大陆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某些外来势力乘机加以利用的倾向;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他表示同意中美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

  越南侵柬问题也是中美会谈的一个重点,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个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犹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另一头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对此,卡特总统表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想同自己的顾问们研讨后再说。

  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不能承担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正确政策的持续不是由个人因素可以保证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既然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会继续下去。

  最后,邓小平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

  两国领导人经过几天来的磋商和会谈,197921日,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该《联合新闻公报》说:“双方认为,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邓小平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在访问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教育、商业、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决定就签订贸易、航空和海运协定进行商谈。

  所有这些都是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种生动、形象、有效的宣传,也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消除了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使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强劲的动力。

  访美期间,邓小平走访会见了数以百计的国会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政治外交界的知名人士;出席了众多的活动,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尤其是2000多名新闻记者乐此不疲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则全变成了“邓小平频道和邓小平时间”,在邓小平前往访问的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当地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中文通栏标题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欢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邓小平的访问活动。邓小平以其超人的智慧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果,更以其特有的魅力,掀起了美国全国性的“中国热”。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这种影响力对于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197925日,邓小平结束访问离开美国。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迅速地提升了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使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开足马力迅速地发展起来,对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68日,在访美归国途中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美国和日本,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

 

  最后一次非正式出国访问、最后一次去车站迎接外国客人

  中朝两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两国领导人就像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商量问题,交流情况,互相支持。邓小平为巩固与发展中朝友谊而不遗余力。为此,他一生曾四次访朝。

  1982427日,邓小平和胡耀邦内部访问了朝鲜,同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定格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时邓小平已78岁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情况,其中谈到了香港问题,阐明了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说:“香港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因为英国比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较急。当前国际上进行投资需要有15年的稳定,要保持15年的稳定才投资。我们找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来商议这个问题。前提是个主权问题。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不只是新界,整个香港都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如果这样,所有中国人不管哪个当政都不会同意。所以,我跟他们说,到1997年,香港、九龙、新界的主权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触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爱国者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金日成听后表示赞成。

  邓小平访问朝鲜结束时,金日成到车站送行。

  1989115日至7日,应中共中央邀请,金日成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当金日成乘坐的专列抵达北京时,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前往车站迎接。

  金日成看到85岁高龄的邓小平还亲自出马到车站迎接他,十分感动,快步上前,和邓小平紧紧拥抱。

  此前不久,邓小平于9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最后一个职务。

  116日,邓小平和金日成举行了会谈。老朋友相会,格外亲切。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

  “是的,简单一点。”金日成完全同意。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邓小平说,“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首脑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我们今天开始开中央全会,有两项议程,其中一个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请求。这个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这次列入了议事日程,已经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同志们的同意。在中央委员会中还要做一些工作。这个问题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赞成,没有办法,所以十三大我来了一个半退,就是不进入中央委员会,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现在是我退休的时机了。我在这个时机退下来最好。”

  邓小平还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情况,说:“江泽民同志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扎实,而且这个人比较民主。”

  双方各自通报了国内情况,并就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国际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金日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努力表示坚决支持。

邓小平对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这是邓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后一次会面。

 

  辞去最后一个职务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 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 6 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198994日,邓小平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对于退休的方式,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对于退休时的职务交代,邓小平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989 11 9 日,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全会关于他退休问题的讨论情况。通过汇报,邓小平得知许多同志对自己恳求退休表示理解,这使他很高兴,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1989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邓小平与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中央三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最后一次正式会见外宾

  1989111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批外宾———斋藤英四郎(当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为高级顾问、河合良一(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为团长的1989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10时整,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站在福建厅门口屏风旁迎接客人。同往常一样,他容光焕发,笑容满面地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客人一一握手、问候,但宾主落座后的开场白却与以往不大相同。

  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邓小平心态平静、语气随和地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欢迎你们。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多年来,你们在中日合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了很大努力,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这个团可能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我已经85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天就变成终身制了。”虽然是短短几句话,虽然还是那一口熟悉的浓重的四川乡音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60多年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邓小平略作停顿,口气坚定地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

  话题自然而然地就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态度明朗、充满信心地说:“今后,我有意见,还要对领导班子讲。对新班子,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把事情做好。有差错,他们自己总结,取得经验,就又前进了一步。重要的是领导班子要团结。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邓小平沉吟片刻,环顾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态安祥地继续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侃侃而谈:“中国十年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发展战略不会变。治理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前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搞得太快,有点后劲不足,但我们不后悔。我们毕竟上了一个台阶,不是迈了一小步,而是一大步。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分三步走。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

  邓小平以强调的口吻告诉日本客人:中国要发展,要国际和平环境和合作,要国内不乱。一乱什么也搞不出来。在全国“要进一步做好教育工作,特别是纪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邓小平还谈到了人权、国格问题。他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人权重要,还是国格重要?我看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成员,连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能背叛的人,值得信任和尊重吗?”

  接下来,在谈到国际形势时,邓小平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最后,邓小平谈到了中日合作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会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您健康长寿!”

  邓小平用力地同客人紧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由衷的感谢。

  待日本客人们刚一离去,一群记者就围上来要求与邓小平合影。

  邓小平欣然同意,并且脸上绽放着轻松的笑容,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

  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您最后一次会见正式记者。”大厅内一片欢声笑语,充满温馨气氛。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闪光灯“忽闪”、“忽闪”的亮光不停地耀目闪烁着。为了离邓小平近一点,有的同志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站靠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1990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至此,邓小平完全从领导职位上退了下来,带头实践了自己倡导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为党和国家进一步扎实有效地推动领导干部制度改革做出了榜样作用。

 

  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

  1992年,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共迎来了十四大的召开。人们非常关注邓小平。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数百名记者带着全世界的关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是否出席本次大会?”这是十四大的第一新闻,邓小平出席大会是新闻,不出席大会也是一个新闻。当记者没有得到是与否的答案时,不得不反复提出这个问题,新闻发言人不得不5次重复地回答:“小平同志作为十四大特邀代表,已接受了邀请。”

  12日上午9时,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十四大开幕电视转播时,不约而同地搜索邓小平的身影。然而,开幕式上,没有见到邓小平。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也没有见到邓小平,闭幕式上也没见他出现。

  其实,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十四大。十四大报告第4稿出来时,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仔细审阅,又用两个半天时间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他从总体上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分量,是一次革命。同时,他特别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动脑筋就可以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出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开幕那天,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认真听了江泽民宣读的报告。结束时,邓小平满意地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着,就在电视机前鼓起掌。十四大召开的这7天时间里,邓小平每天翻阅着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9日上午,看到十四大胜利闭幕,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时,他无限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十四大对于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概括,并将这个理论确定为党的基本理论。自然,邓小平是十四大瞩目的中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十四大的邓小平,非常了解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他似乎不会让大会代表失望,不会让全国人民留下遗憾。19日下午,十四大代表接到通知,全体代表去人民大会堂。

  当邓小平出现在大会堂宴会厅,2000多名代表的掌声像海啸一般在大厅中回响。“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这些肺腑之言伴着掌声此起彼伏。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走到代表面前,边走边招手致意,时而停下脚步同代表亲切握手。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取消中顾委这个机构。同大家合影之后,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在江泽民等人的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最后在代表饱含深情的目光中离去。

  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送邓小平往回走,在即将跨进电梯的一刻,邓小平突然转过身来,对江泽民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江泽民紧握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望着年富力强的新的领导班子,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滚滚春潮势不可挡,在整个中国涌动。

 

  最后一次视察北京

  邓小平退休了,他要出来逛一逛京城。19931031日,是个星期天。邓小平一行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乳白色面包车逛京城。

  这次出行前的1个月,邓小平就惦记着要出来,看看北京新建的马路、老百姓的房子。退休以后,在北京巡视,他不止一次地让张百发为他当向导。他说过,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要过多地惊动部长、市长。

  这天,邓小平一见到张百发就高兴地打招呼:“队长!队长!”

  虽然国庆节已经过去了30天,但街头的花坛仍时有所见,傲然盛开的菊花点缀着街头巷尾。

  上午9时,邓小平乘坐的车子驶入宽阔的长安街。同车的医生要求,活动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因此巡视路线确定以看新落成的道路为主,先经长安街看市区,再上东南三环快速路、四元立交桥和首都机场高速路。

  邓小平坐在车里,透过车窗注视着掠过的人群、建筑、街道。

  车子缓缓行进。邓小平兴致勃勃,窗外掠过的每一幢高大建筑物,他都要问问是什么楼,国际饭店、海关大楼……陪同的张百发手指路旁,告诉邓小平,新建的长安大戏院将在那儿建起。张百发笑着对邓小平说:“再有两年可以投入使用了,到时请您去看戏。”载着邓小平一行人的车子出建国门,奔劲松路,上了东三环高架桥。

  邓小平看着窗外,感慨地说:“北京全变了,我都不认识了。”

  经过京广大厦,邓小平马上记起来了:“这楼那年我来过。”

  张百发说:“是啊,三年前我曾陪您登上这座大楼。”

  虽然京广大厦仍巍然挺立着它那高大的身躯,但东三环高架桥的兴建,周围建筑的拆迁,使这个地方已不是三年前的样子了。邓小平环视了一下周围,再次说:“噢,这地方我来过,全变了,都变了!”

  交谈中,张百发建议邓小平常出来走动走动。邓小平说,年纪大了,不愿多走动。张百发怂恿他,有些老人同您年纪一般大,还打网球呢。邓小平笑着说,他们胆子都比我大,我不行啊。

  谈笑间,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机场高速公路展现在眼前。邓小平要下车看看。因外面有风,车上人劝他:“到四元桥吧,那里气势恢宏。”

  车子到了四元桥停下,随行的大夫却坚持不让邓小平下车。邓小平向车上的人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然后问亚运村在哪儿?张百发将亚运村的方位指给邓小平看。

  离开四元桥,车子驶上了平坦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在通过一排民族风格牌楼式的收费站时,邓小平的三女儿毛毛问张百发:“收多少钱?”

  张百发回答说:“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交20元。”

  毛毛转身将手伸向父亲,调皮地说:“拿钱。”

  邓小平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回答:“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一席话,说得坐在身边的卓琳和全车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已是10点多钟,邓小平仍兴致不减。在返程途中,他指着脚下的高速公路问张百发:“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

  张百发回答说:“已经超过了。”

  邓小平欣慰地点点头,又扯扯自己身上穿的烟灰色水洗绸夹克衫,风趣地问:“我这件衫子算不算小康水平?”

  张百发笑着回答:“您这件是名牌,也超过了。”

  车上又一次响起了一片愉快的笑声。

  谈话间,邓小平又问到申办奥运会的事情。张百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蒙特卡罗最后投票的情况,说:“国外有人捣鬼。”

  邓小平沉默了一下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坐在车内的大夫告诉张百发:“投票那天,老人家还想看电视实况转播呢,我们动员他睡觉。可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问投票结果怎样,我们回答没有成功。他说,‘预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回到住处临下车时,邓小平说:“我总想出来走走,逛逛公园和商店,可是他们不让。”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身边的警卫和医生。

  张百发提议: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请您看看世界公园和建设中的北京西站。他还介绍说:“西客站是京九铁路的起点。1996年这条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1997年去香港看看的愿望。”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说:“好,好!”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视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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