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3年第一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3-04-23
 

 

党史解密

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三条密旨

 

19675月,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到中南海邓小平家里来看望他,当面转达毛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指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对汪东兴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一天深夜,邓小平被毛的秘书徐业夫接去谈话,直到天快亮才回家。他向毛详细汇报了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

这次谈话,是邓蒙难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首次较为全面的表态,气氛是缓和的。毛还对邓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我本人写信。”这意味他要亲自过问邓的问题,不想让其他人插手,倘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的权利,那他的命运肯定迥然不同。

19691022,邓小平下放江西前,汪东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含秀轩,这里是邓小平、卓琳夫妇的住宅,也叫3号院。

汪东兴轻步走进北屋内,向邓小平夫妇转达了北京实行战备疏散的消息。一阵沉默,大家都有些尴尬。稍刻,还是邓小平先说话:“我继母夏伯根,自从和孩子一道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她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我想带她一起走。”

汪东兴回答得很爽快:“可以,人之常情,还有什么?”

邓小平想了想,说道:“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找你。”

汪东兴点了点头。邓小平问:“到江西以后,是不是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

卓琳听罢,舒了一口气。邓小平俯首而思,放心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正在北屋里整理行装。外边传来了大女儿邓林的叫声:“爸!妈!”两年多没有见面,邓小平和卓琳都惊呆了,赶紧把风尘仆仆的邓林迎进屋里。

这是汪东兴为即将离京下放的邓小平特意安排的温馨一幕。他随后走进来,坐在邓小平对面的沙发上,凝望着他,慢慢地说:“你们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不会动的。”

邓小平不动声色。“以后,你回来,还可以住这里。”稍顿了顿,汪东兴又接着说,“这次疏散离开北京,也不单单是对你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可以去工厂劳动,先别管什么性质吧,总比这?你说呢?”

说这话时,汪东兴别有意味地看着邓小平。邓小平这时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汪东兴转过头来对卓琳说:“明天中办派车,去看看朴方吧。”

第二天,中办警卫局准时来车,将卓琳送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大儿子邓朴方。

 

邓小平一生都未曾辞去的职务

邓小平一生担任过许多党和国家要职,但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辞去的一个职务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在任期间,他还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基金会。他们之间的友谊,要从他对宋庆龄的认识和了解说起。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并担任他的秘书,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投身革命,赢得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尊重。

1987420,邓小平会见印度客人时曾回忆说:“宋庆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蒋介石叛变后,国民党内有两位女性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何香凝,她们一直同共产党合作。”

上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七君子”等人,在抗日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支援八路军战胜困难,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这一时期,邓小平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中共的领导者。19378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他对于宋庆龄给予八路军的大力支援,深知其重要意义。

但直到1949年初夏,邓小平才第一次与宋庆龄会面。5月底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个营进驻上海林森中路后,警戒线延伸到龙华机场附近。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的住所。所以当敲门要进去时,遇到了门房的拒绝。门房没有说明军人不能进驻的缘由,只是笼统地说:“这里不能住。”排长反问:“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他表示: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正当双方争执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对战士们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陈毅)打电话给我。”531日,陈毅和邓小平(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拜访道歉。次日,华东局即向中央报告了有关情况:“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她有病,故迟了三天才见面。在此三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已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又据史良说,她现经济困难,决定由潘汉年先送一百万人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按照中央指示,军管会下令: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

更深的理解在几经波折之后194910月,新中国成立了,宋庆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4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八大”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对经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宋庆龄也应邀列席大会。作为早年有过西方留学经历的领导人,他们往往自发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中国人民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拥有高度的物质的文明。

“文革”开始后,宋庆龄和邓小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19661112,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了讲话《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此后的长达6年时间中,她再没有公开讲话。邓小平出席了这次集会,但此时,他已经被中央点名批评。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问前夕,宋庆龄才又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1973310,中共中央也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回到工作岗位上不久,邓小平便致电问候宋庆龄,并与夫人和女儿一起到宋庆龄北京寓所探望。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着手对“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整顿,但是19764月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19777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宋庆龄闻讯十分高兴,724,她在致友人拉维那的信中说:“昨天晚上全城欢腾,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再度担任要职。”824,宋庆龄接到邓小平紧急请求,要求面谈,她为此推掉了与廖梦醒等人的会见,专门等候这次谈话。与第二次复出之后去探望宋庆龄一样,邓小平的这次会见再次争取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建设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紧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如何评价领袖问题上观点也基本相同。

1978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12月,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330,宋庆龄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198011,宋庆龄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元旦茶话会,同邓小平、邓颖超及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各界爱国人士300多人一起共庆佳节。茶话会上,当邓小平讲到“我们满怀信心地跨入了八十年代,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显著成绩,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始终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和全体同志一起兴奋地热烈鼓掌。在致友人的信中,宋庆龄表达了她的喜悦,说:“实际上,这是一次鼓舞士气的会议。”

率先垂范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728日,宋庆龄即在致中共中央建议信中,言辞恳切要求辞去领导职务,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改革率先垂范。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和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议》、《关于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决议》。在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方面,宋庆龄坚定拥护邓小平,她说:“任何一个爱国的革命者,必须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使命中充当促进派,只有这一条道路好走,毫无选择余地。”在一些对外交往特别是接见美国友人的场合,她和邓小平一起出席,向西方世界表明了她的立场。

1981年,宋庆龄渐渐病重了。123,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宋庆龄入党和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问题。330,邓小平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随后发出宋庆龄享受国家元首待遇的指示。515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6日上午,邓小平前来寓所探视,祝贺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宿愿,宋庆龄听后点头微笑。邓小平希望她安心养病,并说:“您如有不测,我们会妥善安排。”529,宋庆龄逝世。在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她伟大光荣的一生。

1982529,为纪念宋庆龄同志,继承和发扬她的未竟事业,以“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的宋庆龄基金会成立,邓小平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

 

小资料

盘点2012年中共党史研究若干新突破

 

2012年,党史学者在人物研究、事件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皆有新的进展,既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也澄清了一些误识。那么,2012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新突破都有哪些呢?

李大钊临刑前未“发表演说”

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近年来对“南陈北李”研究的热度一直未减。

对于陈独秀拒赴莫斯科的问题,与以往研究只注意陈独秀几次拒赴莫斯科不同,有学者指出: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拒绝陈独秀赴莫斯科的,当时中共中央把陈独秀拒赴莫斯科作为开除其党籍的理由并不合适;另外,共产国际也没有召开过审议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会议。

对于李大钊在监刑前有没有“发表演说”的问题,学者张静如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李大钊临刑前回答了指挥行刑官的话,但未“发表演说”。

毛泽东有没有喊自己“万岁”

1950年,中宣部拟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有“毛主席万岁”一条,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近年来引起诸多争论。有学者称:“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来,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对此,有学者指出:说毛泽东自己喊自己“万岁”,不符合事实。曾担任全国人大机关刊物《中国人大》主编的吴文泰,在文章中指出:19504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并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也查阅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档案,证实“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一口号是刘少奇由“毛主席万岁!”改写而成的,毛泽东没有改写或添加过任何字。

胡乔木确立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工作卓有建树,他确立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主张党史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四面八方”、普遍联系等原则,党史编撰应坚持史论结合法、热情式解读法、开放式接纳法、科学客观严谨法等基本方法。他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党史思想,而且在实践上也推动了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规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的研究空间。

不能说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近年来,学界对王明的研究在史料发掘和观点方面都有突破。有学者对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是由王明领衔起草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邓颖超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起了关键作用,起草和修订的大量工作是在她主持下,由中央妇委会承担的。

195041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后通过,王明向会议报告了《婚姻法》的起草经过和理由。虽然王明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作关于《婚姻法》的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但不能说是由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因为《婚姻法》草案是相关机关和团体对婚姻条例草案讨论修改后,由法制委员会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批准的。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作报告,只是履行他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的职责而已。

“一大”为何选在上海法租界

围绕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所作的研究认为:法租界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召开中共一大的重要原因。而法租界俄侨众多的特点,也为帮助中共一大举行的吴廷康、马林、尼克尔斯基等外国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中共一大举行的、比较理想的场所。

共产国际为何没参加“二大”

关于中共二大的研究,尚有未解开的谜团,尤其是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的研究。在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有学者指出,尽管有一个代表的名字尚未确认,但可以认定他也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中共二大有别于中共一大的一个特点——没有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鉴于中共一大的教训,这样做可以避免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便于隐蔽,也能保证会议的安全。

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之时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以致代表未经正式推选、各地代表不均衡、代表人数少、起草文件仓促、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未能出席。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二大不是为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而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

项英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

有学者对项英在皖南时期的主要“错误”进行了辨析,指出:“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也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当时中央在形势判断上存在失误,但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确实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学者认为:从海峡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实: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蒋介石确实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暴露行动目标,从而给国民党提供了机会。

延安整风运动的不足之处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学者研究认为延安整风有五大历史功绩: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也有3个缺陷: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形;因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历史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分突出个人的情况。

“第一个人民公社”并非嵖岈山

有的学者对“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最早使用“公社”名称的大社是浙江诸暨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大社第一个使用了“人民公社”名称;而嵖岈山卫星公社获得“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称号,主要是因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区的革命张力无法应对第五次“围剿”

近年来,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关于苏区的研究,有学者引入了“地缘革命学”概念,认为: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地缘因素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

还有学者认为,苏维埃革命的张力,在1933-193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极限,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资源,都不足以应对。

斯大林对解放军渡江存复杂心态

关于斯大林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没有明确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没有使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想法。

苏联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此时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斯大林双重的对华政策和复杂意图,这也是毛泽东多次说起斯大林“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工作动态

 

2013年党史方志工作要点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仪征市方志办公室

 

201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关键一年,也是我市全面建设汽车名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提速之年。我办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省、扬州党史、方志部门的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党史书籍和其他地情书籍“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更好地发挥党史、方志工作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作用。我办将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仪征市志》(19882006)出版发行工作

在顺利通过扬州市方志办验收的基础上,按志书出版要求,向省方志办提交相关材料、申报备案,尽快完成志书印刷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认真做好校对工作,确保七月底前完成出版发行工作。

2.做好“党史二卷本”完稿、验收工作

对完成统稿工作的二卷本初稿,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进一步修改打磨、补充完善。在综合各方意见后形成定稿,申请上级验收。

3.做好道光《重修仪征县志》点校版出版发行工作

做好道光志点校版的校对工作,六月底前出版发行道光《重修仪征县志》点校版。

4.做好《仪征年鉴》(2013)编纂及出版发行工作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合理调整年鉴结构,突出亮点,力争使年鉴成为反映仪征特色、记载仪征发展成就内容最全面的综合性资料文献,在镇和部门供稿的基础上,实行责任编辑全程负责制,切实提高年鉴编辑出版水平和质量。

5.办好《党史导读》刊物,适时改版为《仪征史志》

对《党史导读》的内容作适当调整,刊登仪征地情资料方面的内容和仪征优秀地方文化的内容,使该刊物更全面地反映全市党的历史和人文资料,成为宣传仪征史志工作的有力平台。

6.推进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

启动并指导未修编镇志的五部镇志及相关部门志编纂工作。继续做好对真州、新城两部镇志的编修指导工作。

7.加大党史、地方志资料征集和宣传教育力度

面向社会征集党史和地情资料,各镇党史联络员完成一篇地情文章,适时组织编辑出版一本汇集仪征文史及地情资料等内容的书籍(暂定名《仪征史话》)。做好党史、地方志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以党史“六进”工作为抓手,组织熟悉仪征党史的同志通过座谈会、讲座等形式开展集中教育活动。

8.做好党建及其他工作

以党建工作带动队伍建设,通过学习十八大精神统一全办人员思想,当好“三种角色”,形成凝心聚力、潜心干事、公心为民的良好氛围。通过学习和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促进仪征史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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