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3年第二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3-07-12
 

DANG  SHI  DAO  DU

 

党 史 导 读

 

2013.2(季刊)

 

本期要目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周恩来:忘记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

周恩来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斡旋

周恩来6上《时代》封面背后的中美关系

揭秘:周恩来生命最后岁月中完成最后一件大事是什么

十八大是党史上第16次修改党章

十八大对党章修改主要集中在六方面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主办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史海钩沉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

周恩来:忘记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 )

 

 

人物春秋

周恩来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斡旋————————— ( )

 

 

党史解密

周恩来6上《时代》封面背后的中美关系-----------( )

揭秘:周恩来生命最后岁月中完成最后一件大事是什么( )

 

 

小资料

十八大是党史上第16次修改党章——————————( )

十八大对党章修改主要集中在六方面——————-----( )

 

 

工作动态

我市地方志编纂工作顺利推进———————————( )

史海钩沉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杨松林领导群众减租斗地主

杨松林,1921年生,月塘乡山郑人,农民。抗战时任乡农抗会主任、长兴乡副乡长。1946年被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抓捕迫害致死

19404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多数地主经过教育都能接受,而山郑的原国民党保长、地主郑元文就是不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乡农抗会主任杨松林带着几个农抗会代表到郑元文家说理。郑元文手捧水烟壶阴阳怪气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种田交租,历来如此,不是我把田给你们种,你们早就饿死了。”听了郑元文的话,农抗会代表一肚子气。杨松林连夜赶到民主政府乡公所汇报情况,乡里领导启发、引导他,不要急躁,打蛇要打七寸,首先要发动群众,把他的威风打下去。听了领导一番话,杨松林心里热乎乎的,一夜没有睡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召开农抗会骨干会议,研究一套斗争方法。然后大家分头集合贫苦农民,喊着:“三七分租、二五减息”的口号,齐奔郑元文家。郑元文看到这么多人拥来了,急得在大厅里转来转去。杨松林让群众站在门外,他带着几个人进了郑家。郑元文又是拿烟,又是倒茶。杨松林不吃这一套,首先要他端正对政府法令的态度。外面传来“打倒抗拒政府法令的郑元文”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看到这个阵势,郑元文低头了,连声说:“政府的法令我遵守,我遵守,乡亲们有账照算”。杨松林趁热打铁,让几个精明的农民与他算账,一边算账,一边兑现。佃户们从地主的仓库里挑回了粮食,取得了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

周继宏发现奸细向政府报告

周继宏,1911年生,月塘乡曹集人,农民。1965年去世。

19414月,日寇、伪军占领谢集,在谢集修筑据点,不断袭击根据地。一批批乡村被蚕食“伪化”,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有时被迫撤退到峨嵋山以西的六合境内。敌人还疯狂地搜捕乡民兵骨干、农抗会干部。失去民族气节的个别人投靠敌伪,为敌人效劳。中共仪征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陈雨田等率领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游击,一面伺机袭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清除敌人的耳目。周继宏家位于谢集附近,他每天早晚在家门口注意过往行人。一段时间内,他发现地主童五和茅匠陈五,几乎天天早上去谢集,下午回来又都酒气冲天,于是对他们的行踪产生了怀疑。为了抓住证据,每当童、陈两人到谢集去时,他就悄悄跟在后面,每次都看到童五、陈五两人一到谢集就钻到敌人据点里,直到下午才离开。经几次观察,他发觉童、陈有通敌嫌疑,就到乡政府报告。月塘区署立即派武工队员捉住了童五、陈五两人,经审问,他们供出了通敌的罪行。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曹集召开了公审大会,就地镇压了童五和陈五,震慑了通敌分子,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斗争的信心。

 

黄平参军抗日意志坚

黄平,1927年生,月塘乡长兴人,贫苦农民。抗战时期先在乡政府当小通信员,后参加新四军。

194112月,抗日民主政府长兴乡乡公所里,有一个个头矮小的孩子缠着乡指导员霍玉德要求参加新四军。霍指导员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就是年仅14岁的黄平。霍指导员说:“你年龄太小,当新四军战士苦得很,过两年等你长大了再参军也不迟。”无论怎么劝说,小黄平就是不听,他还反问霍指导员说:“你开会时不是说,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少吗,怎么嫌我小呢?”乡里叫他吃饭,他不吃,晚上也不回家,拱到稻草铺里和大家滚在一起。乡干部们经不住他软磨硬缠,后来只好答应小黄平留下来试试。他先在乡民兵队干了一阵子,后来还是参加新四军去了。

 

周恩来:忘记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

 

周恩来读史、鉴史同学习、工作可谓水乳交融、不分彼此。他很早就阅读了四大名著、《说岳全传》、《镜花缘》等传统经典;上小学时,课余时常爱读《离骚》、《史记》、《汉书》等书;到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经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开展斗争。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同进步学术工作者保持密切接触。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等革命胜利了……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难找啦!”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豁然开朗。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429日,他专门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420日,他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要讲历史”,“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3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两周之前的310日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鉴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提升和磨练自身修养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人物春秋

 

周恩来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斡旋

 

1950625,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共同请求下,开始考虑是否派志愿军前往朝鲜参战的问题。在中央讨论是否参战的会议上,鉴于中国面临的许多实际困难,政治局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周恩来是中央领导核心中支持毛泽东参战的主要人物。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

 

周恩来强硬的外交立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改变远避战火的消极态度

1950915,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南朝鲜仁川登陆。针对朝鲜战争,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930在北京发表严正声明,向美国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同日,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公开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自恃武力和多国部队,对周恩来的声明置若罔闻。美国侵朝军将领麦克阿瑟甚至准备命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平壤。在这岌岌可危的情势下,金日成再次电请毛泽东发兵相助。1950102日,鉴于战火随时可能波及中国东北,毛泽东遂电告莫斯科。“中国将要组织志愿军前往朝鲜参战。”

103,为让美军停止越过三八线,威胁朝鲜,周恩来决定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华盛顿表明中国不惧美国可能对华宣战而全力支持金日成抗击侵略者的立场,但美国仍然不相信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中国肯为朝鲜出兵参战。

105,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尽管有人对参战仍持怀疑态度,但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最后在会议上作出了两项重要决策:一、命令彭德怀尽快到东北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抓紧作好赴朝参战的准备工作;二、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亲赴苏联,尽快与斯大林就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紧急磋商。

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时,除了进行军事援助之外,还要支持一定数量的苏联空军直接参战。然而,就在周恩来急切准备飞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突然请求拜会周恩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最新意图:“由于苏联的特殊情况,原来与中方商定战时出动苏联空军配合中国作战的计划需要有所改变。”斯大林临时动议的具体内容是,中国军队入朝初期,苏联空军暂不担任空中护卫,最多可赴中国东北为中国军队提供技术指导。不可能像从前所允诺的那样派空军直接参战。

周恩来对斯大林在中国出兵朝鲜箭在弦上之际出尔反尔表示震惊。但毛泽东坚持出兵朝鲜的计划不可改变。因此,周恩来前往苏联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起来。他必须赴苏说服斯大林在关键时刻兑现承诺。

108,周恩来乘专机前往苏联,林彪因赴苏治病也与周恩来同行。1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11日午后,和林彪等人驱车抵达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当时斯大林和一批苏共领导人正在此地休养和举行会议。苏联在中、朝抗美的重大问题上显然已经进行过多次研讨。当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当天拜会斯大林时,苏共领导人的态度让他大为失望。在当时不利的情势下,周恩来巧妙提出了一个让斯大林颇为尴尬的意见,即:如若苏联不能实现此前曾有的空军参战许诺,鉴于中国因战后遇到的实际困难,很可能亦效法苏联而放弃赴朝参战的计划。

斯大林没想到周恩来在面对苏联中途退出的困局时,竟然显示出强硬的应变态度。显然,周恩来的强硬之中也包含着对苏联出尔反尔的遣责。林彪也在场支持周恩来的主张,他说:“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打这一仗。”周恩来和林彪的态度让斯大林感到措手不及。迫于周恩来灵活机敏的外交攻势,斯大林权衡利害,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表示:“苏联仍然认为中国参战是大势所趋。如果中国派志愿军去朝鲜,苏联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军械弹药和药品。同时苏联也可以在战争打响后,派一定数量的空军进入朝鲜,只是出于国际影响的考虑,苏联军人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可能深入到敌后作战。我们担心空军如果成为美国人的俘虏,就等于直接向国际上公开了苏联参战的事实。那样不仅对苏联不利,也会影响到这场战争的最后成败。”

周恩来的到访打乱了斯大林此前远避战火的计划。周恩来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不久,又接到斯大林从克里米亚打来的电话。斯大林再次向周恩来承诺:当中国军队赴朝以后,苏联将出动16个空军团并配备喷气式战机掩护中国军队。同时还可以提供贷款以支持中国军队购买武器装备。毋庸置疑,斯大林担心中国拒绝赴朝参战。显然,周恩来的一番话在关键时候扭转了苏联领导人远避战火的立场。

周恩来意识到斯大林态度的微妙变化,当即复电斯大林,建议苏军在必要时再派轰炸机参战,同时请求苏联支援必要的坦克、喀秋莎火箭炮和其他中国军队急需的工兵器材,以利于中国志愿军在朝作战。

不料,斯大林对此前的承诺再次发生了动摇。鉴于此,周恩来当即把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密电北京,并表明中国出兵与否仍需谨慎考虑。可是,毛泽东不为斯大林的消极态度所左右,当夜就从北京发电报给周恩来,表示尽管斯大林态度有所改变,但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主张“我军必须参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遂在莫斯科继续与苏共中央的莫洛托夫接连举行两次会谈。尽管彼此在原则问题上互不让步,但周恩来仍以灵活的外交手法,最大限度地说服莫洛托夫站在真正支持朝鲜的立场上。就在周恩来与莫洛托夫会谈不畅的时候,1013日,毛泽东再次给周恩来发来电报,向他通报政治局会议的讨论结果。毛泽东说:“我们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兵朝鲜为有利……如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自此周恩来意识到,中国出兵朝鲜已箭在弦上,因此,他必须进行最大的外交努力,无论如何要让斯大林回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积极立场上来。

经过周恩来的多次晤谈,莫洛托夫最终同意赴克里米亚向斯大林进言。这样,在周恩来回来前夕,斯大林的冷漠态度终于有所改变,他让莫洛托夫告诉周恩来,只要中国出兵朝鲜,苏联就不会袖手旁观。苏联除支援一定数量的军械装备外,还决定视战争的发展考虑派出空军和出动战机配合,在保卫中国东北的前提下尽量派飞机助战。此外,由于周恩来的外交努力,斯大林也同意把此前双方商定的贷款条件与购买武器的价格再作适当调整。周恩来发现苏联的参战姿态虽仍不够积极,但在当时形势下,他认为斯大林作出这些许诺,已是中、苏共同面对朝鲜战争的最高限度了。所以,他马上结束了这次访苏活动。他的努力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

不久,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斯大林鉴于和周恩来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达成的援助承诺,不断提供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了20多个空军师和60多个陆军师的军事装备,仅米格战斗机就无偿提供了300多架。斯大林由消极应付到后来的积极支持,显然与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前对苏联的频繁外交攻势是密不可分的。

 

在战俘等问题上,最终取得斯大林的谅解

19528月,周恩来再一次访问莫斯科。此前,朝鲜战场已经发生战略逆转,出现了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最终同意在板门店坐下来与中、朝两国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然而在谈判中不断遇上诸如朝鲜南北统一和交换战俘等实际问题,致使板门店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周恩来这次飞往莫斯科,就是与斯大林共同商讨包括释放战俘在内的一系列棘手问题的。根据事前与苏方商定的程序,周恩来还要在莫斯科会见即将到访的金日成。中、苏、朝三国将在莫斯科商谈有关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

周恩来对斯大林首先谈到中国政府对朝鲜战况的估计,他说:“19515月以前,我们在朝鲜没有阵地战,只有运动战。5月以后我们的战地巩固了,已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200多公里的前沿得到巩固,敌人已无力发动进攻战役。”通过和周恩来就朝鲜问题的几次交谈,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对周恩来的外交智慧极为称许。斯大林还特别向周恩来请教了如何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周恩来对此已了然于胸,面对斯大林的询问,他表示:“美国人同意遣返8.3万名战俘中,只有中国人6400名。朝鲜人打算同意,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是美国耍的花招,是挑拨中国和朝鲜关系的离间手段。”周恩来还对苏共分析了朝鲜问题各方的情况,认为:“朝鲜方面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对周恩来如此精辟的形势分析感到振奋,对中国方面在所持的立场越发敬佩。斯大林当即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朝鲜战俘的数额。周恩来说出了朝鲜战俘人数后,又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坚决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如果略低于此数(指11.6万人),我们可以不反对,留下的继续谈判。在原则问题上对美国决不让步。”斯大林表示赞成,又向周恩来询问了美国战俘人数,周恩来说:“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手中,有战俘1.2万人,其中南朝鲜人7400人。”斯大林表示:“可以扣留相应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可以向他们声明,这样做直到战俘最后交换完毕。”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苏方的意见,同时又谈到释放战俘的打算:“可以分三步走,即按比例交换;呼吁中立国调停;停战以后,战俘问题单独处理。”经过和周恩来详细交换意见,斯大林终于对如何解决朝鲜问题心中有数了,并在与金日成会晤前已与中方达成了默契。

195291,就在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晤基本结束时,按事前的约定,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军政代表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94,中、苏、朝三国在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举行了朝鲜问题的第一次会谈。中、苏、朝三方首先就当前朝鲜战场形势广泛交换了意见,尤其对如何支援前线和物资准备等事宜,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斯大林特别关注的还是一个老问题,即中、朝要求苏联空军直接参战的问题。他表示:从国际局势考虑,“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增加五个高射炮团,2000辆汽车,阵地前沿也可以布雷。关于谈判方案,没有必要按美国人的主意行事。”

周恩来对斯大林的谈话感到振奋,这是两年来斯大林在军援问题上的一个进步。在谈到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时,周恩来表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不过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如美国仍坚持释放全部战俘,最后可以考虑适当妥协,只是可坚持扣留相同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争取早日结束板门店谈判;而周恩来则主张在原则问题上不向美国让步,坚持停战协议要在全部遣返战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时可考虑把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解决。尽管中国的主张让斯大林为难,但周恩来仍以他惯有的谈判智慧,取得了斯大林的谅解,斯大林同意在即将开始的联合国会议上全力支持中、朝关于战俘问题的立场。

 

外交先行,斯大林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军援方案

正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战俘问题的争论自195211月已从板门店转到联合国。1952年联大的主要议题确定后,战俘问题的辩论仍是参战各方针锋相对的集点。周恩来坐镇北京,洞若观火。他发现有些国家因受美国于1952108日宣布板门店谈判无限期休会的影响,从而纷纷支持美国的主张。苏联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和朝鲜的主张。当美、苏各占据一个互不妥协的营垒时,一些中立国,如印度等国代表便开始提出折中的方案,力争在战俘问题上寻求一种化险为夷的方案。在113日墨西哥提出倾向美方的立场遭到苏联否决以后,1117日印度提出的战俘协议很快就把会议的僵局打破了。原因是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发现印度关于“波兰、捷克、瑞士、瑞典等中立国组成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在停战协议签署后处理战俘和召开政治会议等主张,十分接近中、朝的主张。因此苏联代表开始与北京进行联系,表示可以接受先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

周恩来马上把联合国的最新动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了。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于1128日在北京发表了《中国政府声明》,在支持苏联先在朝鲜停战后由中立国解决全部战俘遣返的动议前提下,又进一步指出:“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周恩来的《中国政府声明》,再次显现新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不受国际反动势力左右的严正风范。周恩来不仅不轻易苟同和接受西方势力的外交方针,而且即使对中立国印度的提案也不肯全盘接受,他的外交风格自此让西方刮目相看。特别是1214日周恩来致联大主席皮尔逊的书面函件,更让惯受美国操纵的联大颇感被动。周恩来在信中要求联大必须撤销已经通过的继续扣押战俘的决议,又表示联大在无法主张正义的时候,仍然有必要重开板门店谈判,而中国政府主张重开谈判的基础则是苏联在联大上提出的解决战俘问题的一揽子建议。周恩来虽然未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他机智果断的外交风格已让各国代表既震惊又敬佩,就连美国代表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不可轻视。”

在联合国就朝鲜战俘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同时,周恩来已从外交途径获悉美国正在悄悄筹划使朝鲜战争扩大化:1953年春美军可能从志愿军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甚至企图把战火燃遍北朝鲜并直逼中国东北。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朝鲜战争有可能继续打下去的危险。他认为:“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当即作出打持久战的指示,129日即电令志愿军司令员邓华:“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在中、朝备战的同时,周恩来也注意到美国大选中获胜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继任后很可能改变朝鲜战争的被动走向。因此,周恩来一面利用已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在国际社会上瓦解美国的“韩战蛊惑”;一面又坚定执行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要准备打大仗,要作最坏准备”的指示,游刃有余地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攻势。

经过周恩来的多次交涉和努力,1952年底,斯大林同意在当年已支援的军械基础上,继续保证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军火供给。

周恩来趁热打铁,还请求斯大林要保证已经承诺的100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的供给。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军需请求越来越配合,甚至还向周恩来保证苏联将根据朝鲜战争可能发生的逆转,将继续提供新式火炮、鱼雷快艇和100架战斗机,以配合中、朝军队即将开始的与美军的残酷决战。

周恩来向斯大林提出新的要求,是他清楚了解毛泽东拟定的新战斗计划中,包括了让中国海军在必要时参战的打算,而当时中国海军急需的就是苏联生产的鱼雷快艇。

正是在周恩来外交先行的举措面前,斯大林终于同意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全部军援方案,从而为粉碎美国1953年可能在朝鲜进行的更大冒险提供了充足的军械准备。

 

成功说服苏共新领导集体开始重视朝鲜问题

19533月,斯大林猝然病逝。周恩来怀着极大的悲恸率团飞往莫斯科,准备利用吊唁的机会,与苏共中央新领导人继续就如何解决朝鲜停战和释放战俘等问题进行谈判。38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即与马林科夫等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但关于朝鲜问题,苏共新领导人因忙于斯大林葬礼而一时无法进行会谈。一直到311周恩来才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首次会谈。因斯大林在世时,由他自己主持拟定朝鲜问题的所有决策,因此马林科夫等苏共新领导集体成员对如何协助中国处理纷纭复杂的朝鲜问题,在谈判开始时表现消极。周恩来对此并不灰心,他善于说服对手的外交才能在这次谈判中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周恩来向马林科夫详细介绍了斯大林生前关于朝鲜问题的总体思路,同时也向苏共中央介绍了朝鲜战场当前有利于苏、中、朝三国的形势。他认为目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击败美国人破坏停战协议签署及在释放战俘问题上设置障碍的企图。在周恩来灵活机智的外交斡旋下,苏共中央开始重视朝鲜问题,并且很快就提出一份《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周恩来把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意见马上电告在北京的毛泽东。319,周恩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时收到了使馆转来的毛泽东复电。

在周恩来向苏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正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解决朝鲜停战和战俘等问题的意见。马林科夫的电报称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是:“A.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回答。B.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好请权威代表周恩来在北京发表声明。该声明要着重表明对交换战俘的积极态度,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C.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也应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表明支持周恩来的声明。D.在适当时机,苏联外交部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

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一致认为周恩来此次前往莫斯科吊祭斯大林并与苏共新领导集体进行的会谈极富成果。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由此可望结束。根据中央的意见,周恩来于330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金日成也在平壤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立场并表明了对解决战俘等棘手问题的态度。

鉴于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苏共中央也以声明的方式支持中国和朝鲜的立场。随着板门店谈判的顺利展开,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如期得以签署。

 

“日内瓦最难对付的敌手”

1953727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后,双方各从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自此,朝鲜战场虽然停止了军事冲突,但仍然有许多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战俘等问题仍然尖锐地摆在双方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19542月,苏联在由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参加的柏林会议上郑重提出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旨在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美、英、法三国外长在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情势下,只得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与朝鲜战争相关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而当时美国和法国都尚未承认新中国。

周恩来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的协议和苏联政府发来的邀请函,经请示毛泽东同意,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420日,周恩来率领这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行前,周恩来以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在北京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周恩来指出:“为使这次政治会议能够和谐地进行,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一个典范,建议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与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谈判时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

周恩来行前发表的声明让尚未到会的美国感到压力,他们没想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尚未赴会,就展现出如此理智与强硬的外交态势。一位了解周恩来的人告诉国务卿杜勒斯:“周恩来不可小视,他可能是我们在日内瓦最难对付的敌手!”杜勒斯在华盛顿登机前就对采访他的合众社记者表明了他对周恩来的戒备与仇视。记者报道称:“美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之前,杜勒斯便奉有特殊的使命,他命令所有随团美国人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到达日内瓦后,杜勒斯国务卿对他的密友说,他与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时才会见面。”

正因为西方记者在日内瓦会议前报道了这些来自美国的不和谐声音,才发生后来谣传杜勒斯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新闻。但周恩来对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不友好甚至敌对的态度不以为然。他仍在这种不利的国际会议中展现出游刃有余的外交睿智。周恩来对解决朝鲜问题更加充满信心,至于来自美国设置的障碍,他从会议一开始就洞若观火。他在行前撰写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就对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恶意掣肘有所预见。周恩来写道:“我们应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和扩军备战的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

426,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当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现在这座圆柱形大厦的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周恩来自到达日内瓦时起,即利用有限的时间在会内会外与相关国家的外长进行友好接触。他凛然大度的外交风范让那些对中国尚不熟悉的外交官们无比折服。

这时,西方的新闻记者们开始把镜头聚集在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身上,因为这两个政治人物已成为日内瓦会议的新闻焦点。开幕会的当天下午,路透社记者就从日内瓦发出所谓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通稿,该文说:“一位美国发布新闻的发言人说,艾登先生(英国外交大臣)和莫洛托夫(苏联外长)握手,莫洛托夫然后把他介绍给周恩来,艾登和周恩来于是热烈地握手。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恩来同意,艾登再派人询问杜勒斯。但后来的信息表明,杜勒斯不能接受艾登的建议。”

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很快就否认了路透社记者发出的这条新闻。王炳南公开表示,所谓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说法:“实际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紧接着,其他友好国家的记者也纷纷证实:“周恩来总理要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而被拒绝,只是一个传说。”

对于美国人利用日内瓦会议企图孤立中国的做法,周恩来会前即有准备。周恩来曾给中国代表团下达过如下指示:“在外交方针方面,我们必须执行自尊自重,礼尚往来的原则。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做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

正是由于对国际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早有充分的预见,因此周恩来对充满敌意的美国代表始终采取不卑不亢、冷静应变的措施。

 

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在日内瓦让世人耳目一新

1954427,日内瓦会议进入朝鲜问题的讨论阶段。会议由泰国代表团团长旺•威泰耶康亲王主持,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轮流担任主席。朝鲜首席代表南日首先发言。他代表金日成阐明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则立场,主张6个月内撤出所有在朝的外国武装力量,然后在和平氛围中由南北朝鲜人民进行自由选举,进而达成南北的和平统一,最终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美国和南朝鲜极力反对朝鲜的和平主张。

面对美国和南朝鲜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挑战,周恩来于428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的演讲有理有节,让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和周恩来接触的杜勒斯等美国人为之震惊。尤其是杜勒斯在周恩来演讲过程中沉默不语,当初倨傲的神态也不见了。周恩来说:“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为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在增长。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极为重视,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27日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我们认为这就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基础!”周恩来在朝鲜问题上的表态,振奋了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就连当初受美国煽动参加“联合国军”的一些国家代表,也在私下里支持周恩来在朝鲜问题上的表态。

为了实现南北朝鲜的统一与和平,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大小会议上,多次阐明中国的立场,一些原来倾向美国的国家也纷纷转变了立场。但由于美国在这次会议上所持的反对立场,以及杜勒斯会内会外不断进行破坏活动,最终给朝鲜问题的解决蒙上了阴影。直到会议结束,朝鲜首席代表南日关于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通过。鉴于此,周恩来在615日再次在会上作了支持南日的发言,他主张召开有五大国和南北朝鲜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朝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提出了维护朝鲜和平的宣言草案。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因美国从中作梗而没能实现。国际舆论因此强烈谴责美国为破坏朝鲜和平统一所设置的障碍,就连美联社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杜勒斯是一个反共老手,态度傲慢僵硬,他确实不愿意和中共代表团接触。朝鲜问题的障碍就在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缺乏信心。”《华盛顿明星报》也批评说:“杜勒斯演出了假装不知道中共领袖周恩来的滑稽剧。谁都知道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在日内瓦让世人耳目一新,而杜勒斯则显得格外愚笨和尴尬。”

虽然美国最终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在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等问题上制造了障碍,可美国也不得不公开声明:美国今后“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

美国媒体承认:“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时表现出的才智,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周在会中显现出的机智风度和雄辩的口才,无疑堪称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巅峰杰作。相形之下让美国外交官为之逊色。虽然美国在朝鲜仍然不肯撤军,但再也不敢对中国和朝鲜进行战争威胁和挑衅,更不敢轻易和中国军队交战。直至最后同意撤出美国军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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