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3年第三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3-10-18
 

 

党史解密

 

毛泽东反腐:"老虎"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

1949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开始在党内滋生和蔓延。毛泽东断然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一场针对自身的反腐倡廉的运动。

批转东北局的报告

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党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便开始纷纷败下阵来。1949年,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3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自19491951年,党员中因贪污而受处分者的人数,竟一直上升,没有下降的迹象。

东北局书记高岗最先看出东北存在着的严重的腐败现象。19518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极有针对性地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不久,东北局又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规定》。高岗还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第一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毛泽东通过阅读高岗的报告,敏锐地觉察到东北问题,对于全国既具有典型性,更含有普遍性。当时为配合抗美援朝,全国各阶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谁曾想运动刚一开始,竟然在东北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由此推论东北问题不是孤立的,全国其他地区仍有类似的问题。于是,195111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的电报时指示:“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报告后,更加确定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说:“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已坚定地认为这场斗争,决不是局部的区域性的斗争,而是“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而在阅读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的报告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报告中列举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前任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犯罪的事实,触目惊心。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200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勾结私商,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情揭露后,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他们。毛泽东完全同意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逮捕法办,并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他还及时将薄一波、刘澜涛的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语中说:“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1121,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决定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后,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

中共中央决定下发后,北京市委和贸易部党组就分别向中央提交了党政工作人员中贪污现象及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毛泽东阅读了这两份报告,当即批转各地,并以十分严厉的语气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贸易部党组的报告样式,在一个月内向中央报告当地反对贪污斗争的情况,批语中再次强调:“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

中央各部委被发动起来,财政部、贸易部、水利部、轻工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反映,初步估计贪污人数将占机关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贪污的方式五花八门,如:出卖财经情报;盗卖国家资财;贵买贱卖,从中谋利;侵吞公物,监守自盗;造假账假单据;大斗秤入、小斗秤出,开税票大头小尾;以权谋私,敲诈勒索;受贿赂,吃回扣;报假账吃空额等等,更有一些单位造假预算,搞两套账、虚报开支、损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这些现象的出现,使毛泽东无比担心和焦虑,所以,在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他极为严肃地表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甚至说:“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根据土改、镇反的经验,毛泽东原以为通过疾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再结合整党整风,三反斗争“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随着贪污案件的增多,他颠覆了自己的计划,三反运动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完成的,因为他注意到,这些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地超过了他原先的估计。他气愤地说:“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丑恶现象,他深恶痛绝,多次在会上指出:“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开除大批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惊全国。刘、张都是久经血与火的生死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可是,进城掌了权后,便居功自傲起来,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物质,切切实实地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刘、张一案极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义,毛泽东尤为重视。19511229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中共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样的意见,考虑到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经历,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听后深沉地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消息传开,人心大快。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的形象,真实而具体地展现在人民的面前。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在事隔40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的意味深长,他说:“我党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亲自抓“三反”斗争,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必须向中央提供“三反”报告,以便让中央作出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951年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动员,要求中央所属各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1952110前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报告,如若不然,“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指出,不管什么人,“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薄一波还当场宣布对三名领导干部“撤职查办”的决定。当日会散后,各单位连夜开会,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立即回去布置运动,谢绝了所有的娱乐活动。

毛泽东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动员十分满意,元旦刚过,他便在一份报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党的各级领导推荐,指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而在具体部署上,他要求尽快进入实际的斗争中去,把学习文件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内就要把斗争开展起来,并及时将情况报告上来,否则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妨碍运动的,都要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同时委托薄一波与各地负责同志电话联系,“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毛泽东不主张在三反的发动阶段,给群众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那些管钱管物的单位,“无论党政军在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都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

时至一月中旬,三反斗争的进展,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毛泽东着急了,立即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运动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他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952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做预算定指标,多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这正反映出毛泽东的焦虑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来源于他对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担忧。正如他在一份批语中所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他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如此严厉督责,全国的“打虎”斗争,这才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在送呈的报告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估计,当然是夸大其辞的。可是,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全面展开“打虎”斗争的需要,非但不批评,反而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本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依循其一贯的“矫狂必须过正”的思路,他认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工作量尤为繁重,思想和精力都耗劳在“三反”运动上,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自落实。秘书叶子龙考虑到毛泽东的劳累,有意减少他的工作量,特意给值班秘书打招呼:“军队,军以下自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29日,工作人员还将毛泽东请到小礼堂,看了越剧电影《梁山泊与祝英台》,以让他的紧张劳累的身体,得以松弛和恢复。

“打虎”斗争已如毛泽东所期待的,被各级组织提到议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让到会的主要负责人自报公议,订出“打虎”指标,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位负责人说本单位没有“老虎”,那么,他就得签字具结,作出保证,然后,上级机关再专门派人复查,以此提醒各级领导勿要麻痹松懈,更不可存侥幸心理,使“三反”运动走过场。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五千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称,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计“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并且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毛泽东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于是,全国的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那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即大老虎,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这时,毛泽东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国党政军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这里仅举两则比较典型的实例。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时在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清水衙门”的文联,也免不了大会接着小会,白天连着黑夜,人人检讨过关。这样的疲劳战术使一些人终于熬不过去,只得主动“坦白”,以求“过关”,而这其中沈同衡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所交代的金额,使他成为上海市文联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队头疼的是这么大的贪污金额,竟超过了上海市美协的年度经费总额。揪出“老虎”时是格外高兴,如今定案处理又缺乏证据,真正的成了“骑虎难下”。

打虎队正一筹莫展时,意外地发现沈同衡的一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漫画,此画发表于抗战胜利前的重庆某报,当时中共七大已经召开。画的内容是一座七层宝塔,一人正一层一层地向上攀登。此画明明是歌颂中共七大后,中国的未来将一步一层楼,有着光明的前景。可是,“骑虎难下”的人,硬是说这幅画是反动的,是歌颂国民党的。沈同衡已被剥夺了话语权,方的被说成圆的,黑的被说成白的,于是,他又从经济“老虎”过渡到政治“老虎”,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继而被调离上海市文联。

另一典型则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他的大姐毛泽建自小就过继给毛顺生,成为毛泽东的妹妹。193710月,毛泽青去延安找毛泽东,自此参加革命,并化名毛万才,而隐去真实的姓名,无人知晓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参加革命后,他一直做经济工作。19515月,调任东北军区某陆军医院会计股长,后又改任供应股长。

毛泽青一家数口,全凭他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家境比较艰难。“三反”运动的那年,同事们发现他突然“阔”起来了,身上披着毛皮大衣,腕上也戴上手表,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显眼,自然成为运动的怀疑对象。打虎队的人找他谈话: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没有工作,哪里来这么多的钱显摆?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从中……他很快便被怀疑有贪污行为,立即被隔离审查。此时再也不能隐瞒了,他只得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如实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泽青,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见自己收入低、家境差,才从自己的稿费中汇来300万元(旧币),让添置日用品。毛泽青的怨屈这才得以澄清。

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2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11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贪污分子: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不作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于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超过100万元而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免于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而未满1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态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予以适当的处分,或免刑予以适当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1亿元以上,一般视其情节而给于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他们之中如有主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表现,也可免刑,改为行政处分。

“三反”运动已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尤为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指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

1952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三反”已经过去60年了,回首新中国初建时期的那段斗争经历,它对于树立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在共产党内部防腐拒变,树立共产党的威望,奠定新中国的基石等方面,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蒋介石真的喊过“毛主席万岁”吗?

 

不久前有人撰文称,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是蒋介石。该文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曾六次高呼:"毛主席万岁!"”文章最主要的根据是《大公报》的报道。它说,194510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张治中设宴款待毛泽东的消息。在酒席上,毛泽东作了希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演说,“毛先生在高度的热情中,结束了他的演说。毛先生的话音一落,蒋委员长就咆哮般地大喊道:"毛主席万岁!"连喊三次,回赠毛泽东”。

此文一经发表,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还引发不少评论:“毛泽东的死对头蒋介石对他的才华能力也是敬佩有加,自愧不如”;“抛开政治的因素,英雄惜英雄,蒋介石高喊"毛主席万岁"也在情理之中”。

蒋介石真的喊过“毛主席万岁”吗?

《大公报》1945109日第2版中间位置,以《团结谈商大部协议》为标题,的确刊载有张治中设宴的消息。被邀者除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之外,还有“党政军文化新闻各界”。

文中不仅没有说蒋介石喊“毛主席万岁”,甚至未提及蒋介石是否出席此次宴会。笔者进一步查证张治中的回忆文章,其对这次宴会有详细生动的描述,但亦未提到蒋介石出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108日毛泽东出席宴会的描述,也没有提到与蒋介石一同赴宴。(参见《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165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据此可以认定,蒋介石出席这次宴会并高喊“毛主席万岁”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笔者又查阅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红岩革命纪念馆根据档案、书刊材料编的资料集《重庆谈判纪实》,其中详细收录了《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多家报纸对毛泽东、蒋介石会谈情况的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等。根据对现有资料的统计分析,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共会面11次,同时在公众场合出现仅三次,分别是94日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95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茶会和1010日的双十国庆招待会。这三次公开露面,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仅发了简短消息,会面情形无详细报道。其余八次,皆为小范围高层会面,史料记载极为简略。(参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3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6-32页。)小范围会面的场合、气氛不适宜喊口号,因此即便没有报道,也可以想见不可能有蒋喊“万岁”之事。由此可以判定,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六次喊“毛主席万岁”的说法,毫无根据。

根据更多的资料,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不仅没有喊过“毛主席万岁”,对毛泽东亦不存在“英雄惜英雄”之情,而是始终表现出既敌视、藐视又忌惮的矛盾心态。

1945828,毛泽东飞抵重庆。晚8时半,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一行。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在830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蒋介石日记,1945830。“应召”、“威德”四字将蒋介石以统治者自居、高高在上的心态暴露无遗。

929,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但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蒋介石日记,1945930。蒋介石此时颇为自负。抗战胜利使他的个人权力极度膨胀,他身兼几十种“要职”,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教育,几乎无所不包,成为中国“绝对的领袖”;从军队实力来说,国民党的力量占据较大优势,其军队人数由抗战初期约200万人发展到430余万人,而中共方面只有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3.371

然而,蒋介石虽自视甚高,但通过谈判桌上的轮番较量,却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有过人的智慧和毅力。国家社会党重要成员蒋匀田曾回忆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的一次面谈中,毛泽东提到和蒋介石的一段小插曲。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蒋介石所说的“这个条件”,就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次日见到蒋介石,毛泽东针锋相对地答复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重庆谈判纪实》,第448页。谈判过后,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王泰栋:《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这一印象的取得,不在于毛泽东不抽一支烟的行动本身,而在于毛泽东在谈判中表现出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淡定态度,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谨慎对待之。

1011,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毛泽东于当天返回延安。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蒋介石日记,19451011。之语,表达了他准备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的决心。

处于这种心态之下的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在公开场合高呼“毛主席万岁”。由此引起的历史误读,可以休矣。

 

 

小资料

 

学习十八大专栏

中国精神:中国梦的深层底蕴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既体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结,彰显了国家梦、民族梦与人民梦的高度一致,也是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文化发展理想的集中反映。如果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反映了21世纪的中国人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理想追求;如果说,共同拥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以及与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反映了21世纪的中国人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的理想追求,那么,中国精神则反映了21世纪的中国人在文化发展方面的理想追求。中国精神,是中国梦的深层底蕴。

 一、中国梦是中国理想的通俗表达

梦想或理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着人们对自身前途的坚定信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讲话中,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揭示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第一,中国梦是对当今中国发展长远目标的通俗表达。目标是方向,是梦想,是任务,也是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面对求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完成第二个历史性任务的过程中,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发展的这一长远目标有过不尽相同的表述。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表述,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一个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顺利完成前两步战略目标之后,党的十六大在十五大的基础上最终把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细化为新的“三步走”:21世纪前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1年建党100年时,实现全面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中国发展长远目标的表述,其时间上的终点都是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党的十八大后,在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即将实现之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后小康时代中国的长远发展,明确提出了21世纪的“三步走”战略: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中国梦的提出,解决的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后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目标问题,确定的是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发展的更长远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就是对整个21世纪中国发展长远目标的简洁而通俗的表达。

第二,中国梦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与治国理政思路的通俗表达。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方式亟须转变、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等新的形势,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及外部环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备受国内外关注。习近平同志有关中国梦的一系列论述,就是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全面回应,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与治国理政思路的具体体现。这些执政理念与治国理政思路主要包括: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执政使命;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以为民、务实、清廉为执政准则;以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执政方略;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执政信条;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以及与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为执政追求;以践行群众路线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反对腐败为执政突破口等等。这些执政理念与治国理政思路,既体现了党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解答,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理念与执政思路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第三,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通俗表达。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在当今中国,维系民族血脉、建设人民精神家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如何确立社会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维系和强化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信仰,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根本上解决伴随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快速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信仰缺失、精神迷茫等问题,始终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根本任务。一个没有梦想、没有理想信念、没有精神追求和精神寄托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一个没有真正幸福感和吸引力竞争力的民族,一个缺乏创新和活力的民族。中国梦的提出,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内涵,还有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意味着,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全社会共同的理想,确立我们共同的精神追求;就是要把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联结起来,把每个人的理想、信念和信仰联结起来,构建全民族、全社会共同的精神家园。

 二、把握中国梦丰富内涵的三个维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也反映了我们在人的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既体现了我们在物质层面的理想追求,更体现了我们在精神层面的理想追求;既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复兴,也表明这一复兴是可持续的和不可逆转的。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应当立足于以下三个基本维度:

第一是社会发展的维度。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之梦。具体说来,中国梦首先是中国现代化之梦。实现现代化,源于17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和全面落后,源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和自强不息、不甘人后的民族气节,源于中国尚未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源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虽然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奋斗,历经艰苦探索和艰难曲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越来越接近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但毕竟这一目标还未实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实现现代化仍然是第一位和基础性的历史性任务。没有现代化,民族复兴永远是一句空话。同时,中国梦还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梦。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根据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完全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尚未得到充分展现和发挥。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事实上肩负着与发达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竞争的历史使命。按照邓小平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道远。因此,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吸引力,是当代中国人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中国现代化之梦与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梦是融为一体的。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前者体现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后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体现中国梦在社会发展维度上的丰富内涵。

第二是人的发展的维度。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一方面,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觉醒和崛起之梦,是中华民族重新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梦。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一直是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在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中叶的100余年时间里,曾屡遭西方列强的欺侮蹂躏。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随时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次又一次地喊出了“振兴中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口号,梦想着“睡狮”觉醒时刻的早日到来,梦想着民族大团圆的早日重现,梦想着中华民族早日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民族觉醒和崛起之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重新走在世界前列;我们的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梦,不是要高人一等,不是要建立霸权,而是要从自我封闭走向和融入到世界之中,成为世界各民族中的平等一员,享有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为人类作出与我们的13亿人口与5000多年文明史相称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梦还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发展之梦。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曾有过无数个五彩斑斓的个人发展梦想。当代每个中国人的发展梦想,如果用高、中、低三级目标来体现的话,那么,最低目标就是有尊严地生存,中等目标就是发展机会的平等,最高目标就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谓有尊严地生存,是指不仅个人的温饱等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做到衣食无忧,而且个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得到保障,即生活得体面、有尊严。简言之,既要生存下来,又要有生存质量。所谓发展机会的平等,是指在满足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为个人价值的实现等高级需要的满足提供更多的条件和平等的机会。所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是指根本摆脱物对人的羁绊与主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高度统一、每个人的发展与所有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总之,实现中国梦,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要重新走在世界前列,而且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实现有尊严地生存,平等地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真正实现国家好、民族好、大家好。

第三是文化发展的维度。中国梦是中华文化复兴之梦。中华文化的复兴包含着两重任务:一是实现中华文化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到了近代,由于没能完成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成功转换,迅速被西方文化超越,处于全面落后的状态。近代以来,由于我们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有太多的摇摆,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成这一转换的任务依然艰巨。实现中华文化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成功转换,意味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得以继承和弘扬,更意味着中华文化呈现出时代的崭新风貌,因此传承和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传承与创新结合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华文化历史性转换的实现程度。二是建构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有机结合。这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华文化在当代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只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中华文化只有与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的现代转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是中华文化复兴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三、中国梦的精髓是中国精神

同所有的人类梦想一样,中国梦固然包含着中国人期望实现且尚未实现的愿望和目标。但这些愿望和目标又不能简化为简单、具体的物化和量化指标。无论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还是从文化发展的维度看,我们所憧憬、追求的中国梦,事实上是我们所期望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存境界,是我们为世界、为未来所提供的新的生存方式选项。任何具体的物化和量化指标,如果与相应的生存方式相脱离,对人来说就只是一堆机械的数字,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梦的真正魅力,在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在于这种发展模式所展现的独特生存方式,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生存方式所蕴含的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即中国精神。这应当成为中国梦的精髓。

何为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无疑应当包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两大元素,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应当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和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的时代化和时代精神的民族化,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灵魂。

中国精神从哪里来?来自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显著进步,人们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注也越来越深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快速跃升为世界第二,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中国奇迹已是客观事实。但人们更关注的是创造这一奇迹的奥秘何在?贯穿在中国经验中的精髓是什么?对中国奇迹的奥秘、中国经验精髓的探究,最终必然导致对中国精神的探讨。因此,中国精神是对中国奇迹奥秘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经验精髓的高度概括。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正是中国精神的最外在表现。脱离3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与经验的梳理、总结和概括,任何对中国精神的归纳,都将是空洞和不得要领的。

中国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中国理念与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可以包括很多、很丰富的内容,也可以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其基本内核则是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这样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是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在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在当代的集中体现,是当代13亿中国人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这样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民族特色,体现着当代中国人对当今人类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所作出的独特回应与独立思考,代表着当代中国人对人类思想与文明的新贡献。这样的中国理念和中国价值,应当成为我们建构政治话语体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国际交往与秩序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和依据,成为我们进行社会整合、制度设计与建设的价值支撑和理论依据。

中国精神如何弘扬?要靠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来展示、传承和传播。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但是我们需要一系列标志性的符号、代表性的人物和史诗性的中国故事,来记录中国奇迹、演绎中国经验、展现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我们也需要把30多年发展成就、获得的精神财富和生存智慧体现在中国形象上,转化成中国的软实力。只有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国际通行的语言风格讲述当代中国的故事、展示当代中国的形象,才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东西,了解当代中国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精神追求,才能让当代中国的形象更有亲和力和影响力。只有善于挖掘、表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故事,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好、演绎好这些故事,才能使昨天探索的结晶成为明天奋斗的精神动力。这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才是对中国精神的最好展示,才是中国精神传承和传播的最好载体。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民族,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只有创造和拥有了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才称得上中华民族的完全复兴。这正是中国梦的深层底蕴。

 

 

工作动态

 

我办获得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626,省人社厅、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公务员局联合下发《关于表彰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苏人社发〔2013235号),我办被表彰为江苏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全省仅有17个单位获此殊荣。

 

我办召开《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

征求意见座谈会

725,我办召开《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以下简称二卷本)征求意见座谈会,邀请部分老干部、老同志和组织部门、档案部门的领导对二卷本征求意见稿进行评读。

我办负责同志详细介绍了二卷本的编纂情况。与会人员对二卷本的框架设计和材料收集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修改意见。

我办将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认真的整理研究,并启动修改打磨工作,力争早日完成二卷本编纂工作。

 

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宗金林调研仪征地方志工作

86,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宗金林来我市,调研地方志工作,了解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启动情况。

宗金林主任先后走访了真州镇、马集镇、月塘镇,详细了解各乡镇镇志编纂启动情况,并与部分志书编纂人员进行了交流。他要求相关乡镇,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迅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镇志编纂工作,做好这件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好事。

 

《仪征民政志》篇目通过评审

86下午,我办组织召开《仪征民政志》篇目评审会,邀请扬州市有关专家对篇目结构进行评审。扬州市方志办主任宗金林参加了会议。

会上,《仪征民政志》编纂组介绍了志书篇目制订的过程、篇目的体例结构和篇目设置的范围。评审专家组对《仪征民政志》的篇目进行了详细的评读和讨论,一致同意《仪征民政志》篇目通过评审。

专家组建议《仪征民政志》编纂组,根据评审意见,结合民政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篇目、准确简洁篇目名称,在下一步资料征集和编纂过程中,根据资料内容和特色,适时对章节目作微调和整合,增加对实体的记述,进一步体现时代性和地域性,明确时间节点、广泛征集相关资料,力争早日完成一步高质量的志书。

会上,宗金林主任对《仪征民政志》编纂工作提出要求。他要求编纂组成员,高度重视修志工作的意义,最大程度的体现民政工作成果,同时戒骄戒躁、扎实有序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志书质量。

 

《仪征年鉴》(2012年卷)喜获全国二等奖

826,从第七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组委会传来喜讯,《仪征年鉴》(2012年卷)荣获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二等奖。

本次评比由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年鉴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承办,在完成参评单位自查、评委初查、参评单位反馈意见、顾问专家复审组复审、评比委员会终审、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和评比结果公示等程序后,正式发布获奖名单。近年来,我办始终坚持在年鉴编纂过程中高标准、严要求,发挥年鉴在宣传仪征、了解仪征、研究仪征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全面、真实地记载仪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着力体现尚义求真的仪征城市精神和时代特征、区域特色、年度亮点;同时严把编辑关和校对质量关,并明确专人负责校对工作,年鉴编校水平有大幅度提升。

 

省地方志办公室到仪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911,省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处陈华副处长一行到仪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听取基层对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意见建议。

我办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了仪征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并对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座谈会上,陈华副处长对近年来仪征地方志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仪征市二轮修志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均走在全省前列,年鉴编校质量进步显著,旧志点校等工作特色鲜明。他并且表示将及时反馈有关建议,通过省地方志办公室相关职能处室与基层地方志部门的共同努力,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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