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3年第四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4-01-20
 

 

党史解密

 

1932:陈云与鲁迅非常时刻的一面之缘

1932年12月,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接受了中央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秘密到上海鲁迅的寓所,去帮助瞿秋白夫妇转移。这是陈云第一次见到鲁迅,也是最后一次……

陈云于危急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1931年6月22日上午9时,当一个高个男子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打算叫出租车时,一群预伏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突然朝他扑来,不容他分说,便把他推入一辆轿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在审讯室里,这个高个子用一口湖北话,声称自己姓余名达强。但是,审讯者抓起他的右手,指着那断了一截的食指说道:“别演戏啦!你就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的被捕,是由于顾顺章在两个月前的1931年4月底在武汉被捕叛变。

在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的关头,正是钱壮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共避免了重大损失。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急令钱壮飞以及李克农、胡底,还有陈赓,立即撤离上海。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着手重整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点将,调来陈云主持特别委员会。在新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由陈云、康生、潘汉年3人领导,陈云负总责,康生为副手。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叛变了的顾顺章仍在上海秘密跟踪,终于发现了向忠发的行踪。于是,便发生了静安寺探勒汽车行前的那一幕……

向忠发被捕后,迅即叛变,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张纪恩等被捕。另外,向忠发还供出了陈云为“总负责”(亦即中共中央特科书记)。国民党利用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变后提供的线索,加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更加艰难。在这种恶劣形式下,临时中央不得不把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出上海。

1932年12月下旬,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接受了中央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的寓所,去帮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转移。陈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去了鲁迅家的。

陈云与鲁迅为瞿秋白的安全转移而相联系

瞿秋白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当时他病得很重,不能远离上海,中央特科就把他安置在鲁迅家中隐蔽。鲁迅的妻子许广平曾这样回忆瞿秋白的到来:“我还记得他和杨大姐晚间来到的时候,我因鲁迅不在家,就把我们睡的双人床让出。”

虽然鲁迅那时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鲁迅还是尽力保护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安全地住了几个月。随着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日益猖獗,为了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鲁迅,中央特科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1932年12月23日深夜,11时许,天下着小雨,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铜盆帽压低到眉毛以下,把旧西装大衣的领子翻起,掩住双颊。黄包车夫到北四川路一处停下,陈云看看四周没有人盯梢,便迅速沿街走进一座3层楼住宅,上了3楼,按照中央特科预先告诉的门上记号,找到了鲁迅的家。他轻轻地叩了两下房门,里面出来一位妇女(许广平)。陈云问:“周先生在家吗?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听罢,很客气地把陈云请了进去。

在鲁迅家时,瞿秋白化名姓“何”。进屋之后,陈云见到瞿秋白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杨之华的包里,几件换洗衣裳装在另一个包里。陈云看了,便问:“还有别的东西吗?”瞿秋白说:“没有了。”陈云有些诧异:“怎么提箱也没有一只?”瞿秋白略有些感慨地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此了。”

瞿秋白问陈云:“去的地方远不远?”陈云说:“很远,我去叫3辆黄包车来。”说着,就要下楼。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位50多岁的人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接着,他招呼女主人去办这事。

这时,瞿秋白想起什么似的,指着此人问陈云:“你们会过(面)吗?”陈云和这人几乎同时说:“没有。”瞿秋白马上介绍:“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又指着陈云对鲁迅说:“这是×同志。”

陈云赶紧趋前一步,诚恳又尊敬地说:“久仰得很!”这是他第一次见鲁迅先生。鲁迅当时穿着一件旧的灰色棉袍,对瞿秋白此次出行非常担心,所以,陈云从他的脸上看出沉重又忧愁的表情。

鲁迅问陈云:“深夜路上方便吗?”他大约怕遇见侦探巡捕之类。陈云很有信心地安慰他:“正好天已下雨,我们可以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来,路上不会有问题的。”

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陈云便提起杨之华的包袱,说:“走吧!”便向门口走去。瞿秋白走到门口,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鲁迅先生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或者再请陈云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

陈云随即答应说:“隔几天我来拿。”鲁迅又叮嘱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请××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答应了一声。

为了不引起更多注意,鲁迅夫妇并没有送下楼,只是站在门口向瞿秋白和陈云一再说:“好走,不送了。”陈云走到楼梯拐弯处,回头望去,仍看到鲁迅那副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这副面容在陈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云将瞿秋白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后,本来打算过几天到鲁迅那里去取瞿秋白要的书,他自己也很想再去见见鲁迅,但是后来情势紧张,陈云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因此,他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而此时的陈云,正在莫斯科共产第三国际工作,他记起了这唯一一次与鲁迅的会面,便写出一篇纪念文章《一个深晚》,署名“史平”,发表于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从事海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救国时报》上……

 

陈云在“文革”后扔出的“5颗重磅炸弹”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陈云的话虽然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那么,他在“文革”前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文革”前离“右派”还差50米

陈云(1905-1995年,今上海人)在“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正处在政治巅峰上的他,便遇到了麻烦。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但陈云称病,没有去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此言,使周恩来很尴尬!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感到了压力。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3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并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他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文革”中受冷遇长期“养病”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给陈云沉重的打击,毛泽东称其为“老右倾”。这样,虽说陈云的职务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他不再主持中国的经济工作了。从此,陈云受到冷遇,长期“养病”。

在《陈云文选》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陈云的政治“轨迹”:在第3卷那篇1962年3月7日的《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直至1973年6月7日他作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谈话,中间有长达11年的空白期!陈云没有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不过,在被打倒的名单上,并没有陈云。究其原因有几个:陈云工人出身,没有“剥削阶级”之类的根源可挖;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陈云为人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不过,也有人一直“惦记”着陈云,在康生、谢富治的“清算”下,他也被红卫兵抄家,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们才悻悻离去。“九大”上,陈云离开了中央政治局,之后,中苏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之中,为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即“战备疏散”。林彪、江青集团借“战备疏散”之机,把一大批“接受审查”、被“打倒”的老干部驱离北京,其中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等等。陈云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名义上是“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样,陈云在江西过了3年的“闲居”生活。

1972年4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中,过着“一天打鱼一天晒网”的生活。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自1949年10月起,便担任历出国务院副总理,但这次任命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上没有陈云。

“文革”后扔出“5颗重磅炸弹”

1976年9月9日,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逝世……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这时,陈云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

“待命”中的陈云,在几个月后终于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他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了全会关注。他提出要把该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深知这一案件内情。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他还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最后,陈云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病死时,当时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了3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然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从1962年算起,他已经保持沉默了十多年——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作了一次书面发言。

鉴于陈云的发言反响强烈,得到众多与会者的支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表态接受了陈云提出的意见。其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另外,在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小组还就经济工作作了一次发言。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人们认识到,陈云虽然年已古稀,但是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这样,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得人心,威信迅速提高。

之后,在邓小平的提议下,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就在陈云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刻,1979年,他得了直肠癌。所幸发现得早,手术做得很成功,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能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老病号”陈云的体质才有所好转。

 

 

工作动态

(按时间顺序)

 

《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送审稿通过扬州评审

11月29日下午,扬州市委党史办专家到仪征,对《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送审稿进行评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参加活动并致辞。

评审会上,仪征市委党史办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送审稿的编纂工作情况。

张伟说,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编纂工作从2006年开始启动,历经7年时间。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记载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开始,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的历史。他表示,编纂党史二卷本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下一步,仪征市委党史办将进一步修改完善、细致工作,使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更完善、更规范,更加可读、可用、可存,从而也为全面建设汽车名城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提供来自党的历史的智慧、启迪和力量。

扬州市委党史办专家对《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送审稿进行评审,对仪征市委党史办的编纂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仪征市委党史办精心组织好《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送审稿最后的修改定稿,策划好出版发行工作,更好更快地完成党史编纂工作。

 

 

张伟部长在《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

评审会上的致词

2013年11月29日

尊敬的王主任,各位专家,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各位领导和专家来仪,对《中国共产党仪征地方史(第二卷)》送审稿进行评审。这是仪征党史修编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仪征党的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谨代表仪征市委,向全体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各位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记载了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开始,直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的历史。这29年,既是我们党披荆斩棘、克服万难,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29年,也是中共仪征地方组织带领仪征人民在探索中前进、仪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纵观这29年的历史,中共仪征地方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仪征人民和仪征发展的前途命运。这当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仪征人民必然的历史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必定在探索中前进;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前进;必须尊重科学,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重视民生问题;必须完善民主和法制建设,建设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铭记党史,既是对先辈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负责;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今天,谋划明天。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编纂工作从2006年开始启动,历经7年时间,在广泛征求市领导、老干部和相关部门意见后,进行修改打磨,最终形成送审稿。在此期间,也得到省、扬州市党史部门领导和专家的关心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纂党史二卷本,是一项浩繁的工程,而真正出一本高质量、高水平、权威性强、符合要求的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除了需要编纂工作者呕心沥血、严谨务实、反复研磨,更需要各位专家为我们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指点迷津。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希望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编纂工作者认真听取和吸收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细致工作,使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更完善、更规范,更加可读、可用、可存,为全面建设汽车名城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提供来自党的历史的智慧、启迪和力量。

预祝仪征地方党史二卷本评审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扬州市委党史办单杰华副主任到仪调研党史工作

12月6日,扬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单杰华到仪征调研仪征党史工作。

仪征市委党史办主要领导向单杰华一行介绍了仪征市委党史办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能,近年来开展党史宣传教育活动的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党史二卷本的编撰情况。

单杰华对仪征市委党史办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为主线,发挥党史“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和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作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仪征市委党史办全体工作人员能够继续踏实工作,为扬州市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

 

 

仪征市举行《仪征市志》(1988~2006)首发暨赠书仪式

12月17日下午,仪征市举办《仪征市志》(1988~2006)首发暨赠书仪式,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宗金林,仪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参加活动。仪征市副市长赵建芳主持活动。

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宗金林在仪式上致贺词。他代表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对《仪征市志》(1988~2006)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仪征市是全省县(市)志编修工作的9个联系点之一。《仪征市志》是扬州市继《邗江县志》试点志书出版后,全面启动二轮修志以来,第一部出版发行的志书,也是全省最早一批付印出版的志书之一。他希望仪征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领导和支持力度,为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仪征市地方志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再接再厉,在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加快乡镇(街道)志、部门(专业)志编纂及方志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为全市二轮修志工作积累更多的先进经验,为仪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全市地方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推进全市二轮修志的平衡发展。

仪式上,宗金林、张伟和赵建芳等领导向仪征市市档案馆、仪征中学、仪征市图书馆赠送《仪征市志》(1988~2006)。

仪征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于上世纪80年代,此次续修的《仪征市志》与上部志书衔接,上限自1988年,下限到2006年,大事记和人物传略、名录延至2010年。公开发行的《仪征市志(1988~2006)》分上下两册,全志除总综述、大事记和附录、索引外,共34编、201章、759节、1490个有序目,共240万字,志书有首页彩色图片照110幅,随文图照649张,表格445份,精装印刷并附有光盘。

仪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伟在仪式结束前讲话。他说,《仪征市志》(1988~2006)正式出版发行是仪征修志工作中的重大成果,也是仪征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这些本乡本土的史实,为全市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仪征、了解仪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为市外各界人士投资仪征、开发仪征提供了全面、准确的信息;为广大社会科学者、文艺工作者研究社会发展、创作文艺作品提供了珍贵史料和原始素材;为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市情社情教育、激发青少年知仪征、爱仪征提供了极好的教材。

会议结束后,宗金林主任还专程调研了仪征地方文献陈列馆,对仪征市重视收集相关文献,及时保护地方文献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宗金林主任在《仪征市志》(1988~2006)首发式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17日

各位同志:

首先,我代表扬州市方志办对《仪征市志》的发行表示热烈祝贺,对仪征市方志办在仪征市志编修过程中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年来,仪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在人财物给予仪征市志编纂编辑部全力保障,修志工作措施得力,取得了突出成绩。此次仪征市志的公开出版发行,也是我们扬州市域内,继《邗江县志》后的第二部县市区志。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大领导和支持力度,为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关心爱护地方志工作队伍,创造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着力培养一批业务骨干,推动地方志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断提高地方志工作科学化水平。

 

 

张伟部长在《仪征市志》(1988~2006)发行会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17日

尊敬的宗主任,同志们:

今天,《仪征市志》(1988~2006)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市修志工作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共仪征市委,对市志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承修单位和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诚挚的问候!向长期关心、支持我市地方志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地方志是一地之情的载体,是全面、客观、真实反映一个地方历史沿革、发展变化、文明成果的百科全书。盛世修志,古今皆然。自宋代绍熙年间编纂的《真州志》,到清代道光年间的《重修仪征县志》,仪征先后修志11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轮修志,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仪征于1994年出版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21世纪,全国启动了第二轮修志工作,《仪征市志》(1988~2006)就是第二轮修志的重要成果。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仪征市志》真实记录了1988—2006年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浓缩了近二十年来仪征的发展史和奋斗史。这些本乡本土的史实,为全市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仪征、了解仪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为市内外各界人士投资仪征、开发仪征提供了全面、准确的信息;为广大社会科学者、文艺工作者研究社会发展、创作文艺作品提供了珍贵史料和原始素材;为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市情社情教育、激发青少年知仪征、爱仪征,提供了极好教材。

编志的目的在于应用。唯有学志用志,才能充分发挥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希望各镇各部门积极配合市方志办,精心组织和引导全市干部群众学习市志、研究市志,使市志更好地发挥鉴古察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为全面建设汽车名城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提供来自历史的智慧、启迪和力量。

 “众手成巨志,直笔著青史”。《仪征市志》(1988-2006)的编修工作已经圆满完成,续修工作即将摆上议事日程。希望同志们认真总结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经验,在镇志、部门志编修工作中,继续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严谨务实的作风,再接再厉,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深化地情资料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再修精品良志。

最后,再一次向为《仪征市志》编修付出艰辛劳动的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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