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4年第二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4-09-01
 

DANG SHI DAO DU

党史导读

 

2014.2(季刊)

 

 

本期要目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留学法国的回忆

邓小平在莫斯科

邓小平:只干一件事,就是吃苦!

邓小平与荣毅仁

中信集团如何被奉为“仪征模式”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主办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目     录

 

人物春秋: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1)

邓小平留学法国回忆:勤工难果腹勤学成泡影…………………(5)

邓小平在莫斯科:一个革命者和未来改革者思想的形成………(9)

邓小平的军人生涯从25岁领导百色起义开始…………………(26)

邓小平: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32)

邓小平与荣毅仁 …………………………………………………(35)

小资料:

中信集团如何被奉为“仪征模式”………………………………(44)

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插柳不叫春知道………………(46)

工作动态:

《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首发……………………(56)

在《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首发式上的讲话………(57)

 

 

 

编者按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为了进一步深化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经验启示等研究和宣传,营造深厚的思想理论环境,我们编印本期《党史导读》,专门选登了邓小平同志生活、工作的片段和他密切联系群众的典型事迹。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细细品读这一个个故事,我们能从中了解伟人成长的历程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也能为我们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来自历史方面的借鉴。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人物春秋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1901年,16岁的邓绍昌与广安淡家坝(今广安恒升镇)淡氏姑娘结婚。淡家也是广安世家大族,清代家庭中便有人在湖北省通城、江苏省嘉定和甘肃省渭原出任知县。淡氏18岁嫁到邓家,1902年他们的女儿邓先烈出生。19048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的啼哭声,从离“德政坊”百米开外的瓦屋里传向世间。他,就是邓小平。 

当儿子诞生后,邓绍昌似乎看到了一线光芒,捕捉到了他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 

按照邓家辈分族牒“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邓小平属“先”字辈。 

“邓先圣”――这个给予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名字,饱含着邓绍昌的苦心的希冀。 

邓小平在家虽然只有16年时间,但父母对其影响甚大,母亲淡氏信奉“逢恶不怕,逢善莫欺”的古训,宽厚待人,邻里纠纷多请她去调解。邓小平对母亲十分敬重,他曾深情地说:“当时那个家庭能够维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1919年下半年,邓小平离开家乡,从此一去不返,淡氏十分挂念,辛勤的劳作和对远在异国他乡儿子的长久思念,终致积劳抑郁成疾,于1926年过早辞世。

邓绍昌在外面也很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他对子女们尤其严格,近乎苛求。邓小平在协兴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名。邓绍昌闻得此事,异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直到邓小平的祖母出来解围才罢手。

从邓小平祖上的脉络可以看出,无论是邓氏家族的家庭遗风,还是父辈们的前瞻预测和把握大局的能力,都给了邓小平很大的影响。

在邓小平断奶以后,祖母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睡觉时祖母常把他搂在怀里,一边用手轻轻地拍着,一边哼着广安的儿歌:“月儿弯弯照楼台,打个呵欠瞌睡来,瞌睡虫,我的乖乖,哎哟哎哟。瞌睡虫,我的乖乖……”一天又一天,小平都是在奶奶的儿歌中酣然熟睡的。

1909年小平5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离家约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翰林院子是邓小平先祖邓时敏的旧宅,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邓时敏有子无孙,香火延续中断,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教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拨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老先生。邓小平入私塾时,名字为邓先圣。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认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于是给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那时的私塾,进行的是老式教育,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一类;修习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习字和作文。

邓小平在翰林院子读了一年多私塾。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堂。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大地主庄园的侧院里。邓绍昌又将小平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学校100多人,分甲、乙、丙、丁4个班,邓小平分在丁班。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他经常抛开书本进行一些“野路子”的教育,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运动等史事,这种启蒙教育对幼年邓小平思想影响非常大。

在北山小学堂期间,邓小平还有过一次“偷钱”的经历。一天放学的路上,发现一位同学正哭得伤心,他询问原委,原来同学的妹妹重病在家,家里贫穷,无钱医治。怎么办?小平心里盘算着回到了家。第二天一早他迫不及等地塞给那位同学5个银元,嘱咐他快拿去给其妹妹治病。

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其实这时邓小平家也不是特别宽裕,家里全靠母亲织布养蚕撑着。不久,邓绍昌便发现丢了钱,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当得知是小平所为时,邓绍昌操起一根竹片怒打。后来母亲知晓儿子拿钱的原因后,心疼地把儿子搂在怀里。

1915年下半年,邓小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此建筑原系清代紫金精舍书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广安人蒲殿俊于光绪三十年以紫金书院为主体,将培文、渠江、甘棠书院并入,建立了广安县高等小学堂。

邓小平被分在12班,其班主任老师是位清末秀才,名叫李腴膏,古诗词功底甚为深厚。教理科的老师是上过几天洋学堂的曾树森。小平同班同学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重病不起,读了不少旧书的李再标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病。母亲病日重,李决定割肝尽孝,邓小平知道后厉声喝止:“肝子是药吗?你怎么活命?”新学堂讲求科学,相信科学,小平陪同李再标请医生给其母亲看病,结果,肝未割,其母亲倒康复了。

1918年夏,14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近4年的学习生活,随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这原是清朝进行科举的考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县立中学堂。在这里,邓小平接触了数、理、化等新型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小小的广安也成立了“学生爱国分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因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希同胞转相劝勉,或助以言论,激励民气,而图救我国危局。”紧接着,罢课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的活动层出不穷。在慷慨激昂的公启中,作为一个热血男儿,耳闻目睹的事实使邓小平爱国、爱家的种子在心底深处萌芽了。

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于这位弱冠少年而言,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邓小平留学法国回忆:勤工难果腹

勤学成泡影

    1920827日,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邓小平,和从重庆留法预科学校毕业的其他82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离开重庆,911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开始了前往异国他乡的远航。历时39天,终于在1019日到达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首次出国远航的印象肯定相当深刻。比他们晚两个月赴法的周恩来曾这样抒发当时的感受: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邓小平虽然没有那样诗情画意地抒发当时的感受,但是,50多年后,他多次谈自己当时乘坐的就是几万吨轮。 

  法国城市特别是巴黎的繁华、气派,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和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腐化不堪,在这些青年学生的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邓小平也是带着这种美好印象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 

  19201021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 留学生入巴耶中学学习。但是,5个月后因费用无法自己负担,不得不离开中学,俭学不成,只好勤工,但是,邓小平决然没有想到,此次离开校门,就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俭学的希望破灭了。 

  勤工俭学这个出国留洋的初衷,在现实面前被抛得越来越远,邓小平等首先不得不打工,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也未能想到,这种打工一干就是4年多。 

  第一个做工之处是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种是轧钢车间的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42日,编号是0739676年以后,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使用过的工作证件亲手交给江泽民同志,并说:我仔细地找过施奈德工厂的档案。江泽民同志接过镶在镜框内已发黄的工作证件时,非常高兴。他回赠希拉克一首他亲笔书录的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可以想象,轧钢工的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十分危险,工时又很长,这对于不满17周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是多么不堪重负呵!然而,做的是苦工,挣得的工资却十分低廉。显然,温饱还是解决不了。后来,邓小平在谈起这20多天的轧钢工生活时说: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我们从邓小平入厂前的一个月(192133日,这是迄今为止搜集到的邓小平最早的照片)的留影看到:他虽然穿西服、扎领带,仍然是一个身材不高,脸上挂着学生气的青年。 

  第二个工作之处是在巴黎运河边上的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工种扎花工,就是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扎在一根铁丝上。邓小平经过了5个多月的失业,于19211022日来到这家小工厂做工。扎花所得仍旧很少,一般的女工每天可挣两个以上的法郎,熟练工每天才挣得10多个法郎。况且这还不是固定工作,两个星期以后即114日,邓小平和同学们被工厂解雇,他们又被送回到失业大军的行列中,而且一呆就是3个月。 

  第三个工作之处是在蒙达尼附近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工厂。工种制鞋工,加工防雨用的套鞋。每星期工作54个小时,每天是10个小时。实行计件工资。邓小平每天可以做20多双鞋,大约可挣十五六个法郎,每月所得除生活费用外,可以剩余200多个法郎。这一段,他的做工生活比较稳定。这从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人回忆中可略见一斑。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十八岁,每日这个时间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这个小孩子就是当时的邓小平。 

  不过,这种稳定生活从邓小平1922214日入厂至1017日第一次主动要求离开,时间是6个月。要求离开的原因是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继续求学。可惜,因为钱不够,无法完成学业。所以,不得不于192322日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做工。这次做工时间仅仅为1个月零几天,他第二次主动要求离开哈金森工厂,记载他情况的工卡上注明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其实,工厂并不知道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因为此时,邓小平已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年后易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共产主义为自己理想的革命青年。 

  邓小平曾回忆说: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在这里,他初次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亲自体验了劳动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境遇。在此期间,他出国时所抱的勤工俭学的梦幻最终破灭了。不过,正像他几年后在莫斯科的追述: 

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邓小平在莫斯科:一个革命者和未来

改革者思想的形成

〔俄〕潘佐夫、斯皮恰克 著 陈鹤 译

[摘要]19261927年,邓小平就读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在此期间,邓小平抱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并克服语言困难,努力研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学习期间,他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参与处理党组织的党务工作。尽管在组织上存在派系斗争,但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的思想,他善于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一年的思想认识所得,对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1926年初,未来的中国改革家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他按照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决定从法国来到莫斯科,迫切地前来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苏联他停留了一年时间。邓小平在发生十月革命的国度收获了哪些知识?他读到、看到了什么?这里的经历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包括邓小平及其同学们的个人档案和他们就读大学的相关馆藏资料,可以解答上面的疑问。档案资料明确显示,邓小平和中共欧洲局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17位同志,途经德国、波兰,最终于1926117日星期日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原名亚历山大火车站,19228月改名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19365月改为现名白俄罗斯火车站——译者注)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1937年改名为普希金广场——译者注)。这里原是一座女子修道院,后成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虽然是休息日,但学校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当然,出于保密考虑,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头一件事就是给学生起个化名,起化名时比较随意,一般不会考虑太久。当时,邓小平得到了多佐罗夫这个俄文姓氏。邓小平的朋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欧洲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化名是阿列克谢·戈奥尔吉耶维奇·基万科夫(参见基万科夫(傅钟)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251;达尼利内姆(邓绍圣)个人档案,卷宗1637。),而邓小平的叔父、同样来此学习的中共党员邓绍圣的化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随后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宿舍是1919330日被布尔什维克关闭的修道小室。

    当时,修道院被移交给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改作兵营,两年后东方大学的学生就替代了托洛茨基的士兵,而这座建筑则划归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那时大学也隶属于委员会,由它管理。1923年,由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被裁撤,大学的管理权转至共产国际东方部。大学则被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因为斯大林曾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委员(此时斯大林已是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党中央总书记)。(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论文,莫斯科,2010年,第4447页。)

    邓小平求学之时,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被认为是苏联最大的大学之一,在读学生1664人,学生的国籍几乎包括了东方所有民族。其中中国学生100余人,且多数从欧洲来。(参见Д.А.斯皮恰克:《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年)》,副博士学位论文,第4648页。)

    在莫斯科,邓小平遇到了许多法国时的熟人(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300多人中有200多人在莫斯科学习(参见《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俄文名:拉斐尔,即叶青——译者注)。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任卓宣来莫斯科已有两个月,但他用于学习的时间却没有用于社会活动的时间多。就在邓小平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军事纪律,119日任卓宣给所有人办理了重新加入这一组织的手续。(参见邓希贤个人档案(多佐罗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14页。)

    原来,当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处于军事化管理状态。从192112月组织建立起,支部的领导就确立了这种秩序,他们认为有义务以铁的纪律驱除从落后、陈旧的父权社会继承下来的思想和观念。据比邓小平早来莫斯科三年、即1923年春来莫斯科的郑超麟回忆:“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而莫斯科的大学生对领导的概念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在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就连在私下里也不敢有不满的言语。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支部每周开一次到两次会。此外,还有其它不计其数的大会和小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可我们都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有什么理论研究?什么也没有。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个人批评’上。被批评者随后再去批评批评者。最终结果是大家都面红耳赤,心中种下憎恨的种子。”(《郑超麟回忆录》,香港,第58606667页。)

    虽然任卓宣也来自法国,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莫斯科式”的风格,当了书记,并继续得到栽培。他笃信自己的政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任卓宣:《留学归国后的回忆》,《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台北,1988年,第74页。)

    虽与邓小平相识,任卓宣还是马上对他进行了“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邓小平要做自我批评。作为一名纪律性强的党员,邓小平还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8页。)

    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总部不在东方大学,而是在另一所大学,即邓小平到达莫斯科两个月前开办的,坐落于沃尔洪卡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大学”)。以前这里是首都最古老的中学之一——莫斯科省立第一中学。与东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山大学主要是为中国人开办的,不仅招收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招收中国国民党党员。19241月,在保持政治和组织独立的前提下,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而建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山大学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教学中心。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在东方大学只停留了很短时间,也就是在他们到达莫斯科12天后即转到了中山大学。因为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派到这所苏联主要的“中国”大学更为适合。在东方大学的年轻人甚至还没来得及适应,该校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已经把他们的档案交给了他的同事,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

    19261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学号233,俄文名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校又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参见А.В.潘佐夫:《苏中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莫斯科,2011年第237页。),分配了宿舍。第二天,也就是1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

    邓小平开始学习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课程设置的最后一个科目标注的是“报刊”)(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第530宗,第1卷,第16号;C.А.达林 :《中国回忆录(19211927)》,莫斯科,1975年,第176页。)。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1,卷宗17,第53页。)(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参见《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真理报》1926311日。))。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他吮吸着知识的营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5,第175页。)。

    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当时中山大学共有30个这样的小组,每组2540人),分到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是将来无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都会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组学习的有他的朋友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指陈璧君的远房侄子——译者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这一组私下里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学习小组用俄语授课,这当然影响了教学质量。上课时一半时间用于口译,且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不能给邓小平提供其他选择,没有中文授课的小组,邓小平也不能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5年却没有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

邓小平并没有气馁,按照他女儿的话说,他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7页。)他抱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很长时间。虽然他的俄语还是像法语一样学不会,但社会学科,包括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得了优秀。学校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也就是在那时,邓小平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周围的环境有助于邓小平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1926年的莫斯科以至整个苏联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旨在布尔什维克的监督下发展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随处可见,包括大学里。国家经济蒸蒸日上,国家和个体生产使市场更加繁荣。新的商场、饭店、咖啡馆纷纷开张。据邓小平的一位同学回忆,“我们这从没缺过鸡鸭鱼肉。……我们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比如早餐,会给我们鸡蛋、夹着奶油的面包、牛奶、肠、茶,有时甚至还有鱼子酱。此外,学校的服务人员为给学生们留下美好印象,在我们吃厌了俄餐时,他们赶快给我们请来中国厨师。从此我们有了吃俄餐或是中餐的选择”(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劳伦斯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页。)。学生的休息时间组织得也很好: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去剧院。1926年夏天甚至去了列宁格勒游览。(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莫斯科,1995年,第128页。)

    在莫斯科的生活,根本不同于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那时他或是为赚一点点钱而工作,或是靠失业救济勉强度日。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显而易见。马列著作和文章、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的讲话成为学生们的必读学说。“权力永远也不会高于经济建设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版,莫斯科,1961年,第19卷,第19页。),邓小平记住了马克思的话。“试图完全禁止、封锁一切依赖几百万小生产者实现的私人的、非国家的交换,即贸易,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政策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政策对于尝试它的政党来说等于自杀。其愚蠢,在于这种政策从经济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说其等于自杀,因为尝试类似政策的政党会慢慢崩溃”(《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43卷,莫斯科,1963年,第222页。),这是他在列宁著作中读到的。“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在最高指挥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进入的一种特殊政策……要削弱资本主义要素培育社会主义要素、要使社会主义要素战胜资本主义要素、要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结语》,《斯大林文集》,莫斯科,1952年,第7卷,第364页。),邓小平思考着斯大林的论断。“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包含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首创精神,允许私人积累,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使其客观上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总之,要对所有农民和他的所有阶层说:要丰富、积累、发展自己的经济。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应该一直贫穷。现在我们应该实行的是使我们的贫穷消失的政策。”(《布哈林Н.И.选集》,莫斯科,1988年,第137页。)他分析着布哈林的讲话。

    在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占用了邓小平大量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小平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7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参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于是他并不情愿地被拉入学校展开的尖锐的派系斗争中。事情发生在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会议第一,学习第二;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口号,(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纽约,1995年,第179页。)较之更关注党务会议的学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的学生被公开抨击为“学院派”和“个人主义”,而那些在开许多个小时的长会时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去吃午饭的学生则被批判成“小资产阶级”和“利己主义者”。许多老师对此不满(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博士学位论文,第179页。),校长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愤怒。他虽曾是列宁近卫队成员,但他也是这世界上最珍视个人自由的人。1926218日,在中山大学全体党员会议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者进行了讨论。此后,他亲笔草拟了支部的工作计划,包括号召中共学生党员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扰学生自由思考和讨论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任何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33,第2830页。)。

    拉狄克的号召找到了富饶的土壤。许多在莫斯科怀有政治抱负、富有激情的中国青年公开反对莫斯科支部。时年22岁,来自安徽农家的团员陈绍禹(即王明——译者注)成了他们的领袖,他借用任卓宣的俄文化名词根来批判其理论和实践方针。结果,到了1926年春,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这里也充满了自由的空气。陈绍禹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论。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夏,任卓宣回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第1卷,第42号。)。

    从此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领导竞争。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2173页。)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参见余敏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第175页。)。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小平。他虽是个急性子,却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尽量不表明自己的倾向。

    1926812日,思想不断发展的谢德尼科夫在自己的一篇经典作文中写道:“中央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完全服从首长的指令……民主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扩大或是缩小民主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国不可能扩大民主。在现今的中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0,目录2,卷宗15,第42页。)

    中山大学党支部定期给邓小平做出积极的评价。19266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发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关系密切”;对功课“很有兴趣”,“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员中树植党的影响”;“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2930页。)在另一份中山大学党支部1926115日的鉴定中强调:“多佐罗夫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是校团委的优秀组织工作者。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善于学习,多佐罗夫同志在校团委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由于邓小平良好、自觉而积极的工作表现”,(参见邓希贤(多佐罗夫)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14页。)1926109日,在邓小平担任党小组组长的第7学习小组全体会上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在自己的品德计划案中邓小平也像对党组织那样很好地介绍了自己。学校每几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邓小平不像大多数男同学那样对女生纠缠,而是表现得非常保守。他真心爱上了一位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她苗条、可爱,短头发,细而黑的双眉,微微丰润的嘴唇。邓并未做出任何举动,而是把全部时间用来学习和做党的工作。他只知道这个姑娘的真名叫张锡瑗,19071028日出生在直隶省房山县良乡火车站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比邓小三岁,在邓小平到莫斯科前两个月和陈绍禹一路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几个月后,也就是192512月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张锡瑗在另一个小组学习,也同邓小平一样进入校团委组织局。说实话,她学习并不是很主动,常得3分。党务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顺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没完成党交办的任务”的评价。(参见多加多娃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69。)她也没发生什么浪漫的事:应该做的是争取组织的信任。(直到1928年邓小平和张锡瑗才恋爱结婚。也就是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张锡瑗回国半年以后。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们同在设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参见《郑超麟回忆录》,第203页。))

    中国形势在急剧发展。1926年春,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7月开始了最早由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设想的意在结束当时中国各省军阀割据的北伐。在中国西北的蒋介石的联盟军被称为国民军,其总司令冯玉祥在192410月起义反抗本派军阀吴佩孚,占领北京之时即已声明支持国民党。冯玉祥向苏联求援,苏联很快派来了几十名军事顾问,随后又提供了超过600万卢布的武器装备。但就在北伐开始前3个半月,冯玉祥遭到来自北方军阀的沉重打击。19265月初,冯玉祥举家前往苏联——进行争取苏联扩大军事援助的谈判,并“静待中国事态发展”(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莫斯科,1996年,第2卷,第228281页。)。此时,蒋介石的北伐成功开始,711日其受国民革命思想鼓舞的部队打了对军阀吴佩孚的第一个胜仗,占领了湖南省会长沙。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也与联共(布)领导人签署了苏方向其提供超过430万卢布补充物资援助的协定。此外,他的军事顾问团也加强了力量,派列宁格勒军区第一步兵团团长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桑古尔斯基(介绍给冯玉祥时用了别名:乌斯曼诺夫)为顾问团的军政领导人。冯玉祥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多月(从192659日到816日)后回国,此时中国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参见《冯玉祥日记》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817日,蒋介石重启北伐——自长沙向武汉发起进攻。19261010日,国民革命军攻破武昌,意味着吴佩孚主力已被摧毁(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2页。)。

    要知道,离国民党取得对全国军阀派系的最后胜利还很遥远。1926917日冯玉祥回国,即刻投入到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最后出路的斗争中。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再次向莫斯科求援。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见 J.E.谢里丹:《中国军阀·冯玉祥履历》,斯坦福,1966年,第203209页。)。

    共产国际向冯玉祥全面地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小平,他还没有完成2年的学业。北伐已进入决定阶段,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是建议,“一些学生推迟回国,直到完成本科学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2卷,第449页。)。

    1927112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记载为1926年底——译者注),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同日启程回国。他经过南西伯利亚、蒙古到达早在192611月被冯玉祥占领的西安。

    邓小平的一年旅苏经历也随之结束。中山大学党委在总结鉴定中写到:“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参见《邓小平自述》,第28页。)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邓小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被取消(参见邓希贤(多佐罗夫)个人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卷宗1629,第9页。):邓小平回到中国,在那儿重新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前面等待这位富有才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是中国革命,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进程中他和他的同志们取得了政权。而在更远的未来,属于他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改革家的荣耀。

    邓小平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邓小平的军人生涯从25岁领导

百色起义开始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19843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邓小平曾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在人民军队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1929年担任红七军政委、前委书记,“邓政委”一称呼就是20年,仗一打也是整整20年。新中国建立后,尽管他担任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职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任职始终是他要职中的一项。他在军队中最高的任职是中央军委主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他一生中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但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备感自豪。不过,共和国的元帅们却称他为“没有军衔的元帅”,“我们的老帅的领班”。

    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军事也不懂”开始的。

    “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这是邓小平刚去广西时的工作任务。

    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去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相机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他刚到广西南宁,就住在中山路“广昌号汽灯店”。在此,他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并把这个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这是邓本人向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报告的。事实上,我们党是应邀去工作的,不能说去了就是为了发动武装起义。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小平等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由俞作豫担任。俞作柏还根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应当说,这是未雨绸缪,富有远见的一招。

    邓小平领导的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工作也很有成效。短时期内,他和广西特委一起,抓紧恢复党内组织零散状况,严密规定各级党组织隶属关系,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上层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革命势力的发展,革命群众拍手叫好,反动势力则惊恐万状。他们惊呼:俞作柏、李明瑞返桂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地!”“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焰天,原东兰之共匪,也就死灰复燃。”

    本来,广西的统战、兵运、农运可以搞得再扎实一些,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急促通电反蒋,丧失了这种可能。此前,邓小平等曾帮助俞、李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劝告不要轻举妄动。在无效情况下,说服了俞、李,将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保护后方。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是邓小平等为应付突发事件走出的一步妙棋。

    当俞、李反蒋失败惊慌之际,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将党掌握的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以百色、龙州为重点,着力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兵变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武装也迅速撤出南宁市,这成为百色、龙州起义的前奏曲。

    邓小平到南宁短短数月,不仅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也有效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两次起义的熊熊火焰准备了火种。

    “工农群众的武力——红军已经成立了,各处苏维埃也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这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

    对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往的史书中记载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页革命斗争史有了公正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里说:“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12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这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争取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参加,并团结当地各民族与农军相结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1930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

    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有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问题的研究人员讲到起义时间,当时的党中央要求在10天以内举行。对此,邓小平等认为“比较仓促”。他们主张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所以,百色起义按照他这个指示发动得很成功,它不像别的起义先发动武装斗争,而是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再起义。

    可见,百色起义因为准备充分,所以取得了胜利,而这种充分准备是与邓小平等精心筹划分不开的。据当事人袁任远、韦国清等回忆:为了发动起义,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党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当时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被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不断给邓小平发来信函、电文,反映准备工作情况,而他也十分重视这些传回来的消息。“为了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百色起义于19291211日,即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发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第二天,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而精心运筹的邓小平,在安排就绪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已于11月下旬,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了。

    两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匆匆由上海赶回广西龙州,临行前,竟来不及亲手掩埋自己因难产而去世的妻子张锡瑗。

    关于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邓小平在两个多月前赴中央汇报途经龙州时就安排了,龙州起义也确实在邓小平从上海回龙州前的21日就发动了,并且正式成立了红八军,左江的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不过,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红八军内部和新建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左江地区群众基础差,红八军枪少人少,还基本掌握在旧军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红八军还协同去攻打南宁,显然,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邓小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等,请他们停止进攻南宁,随后,召开各种会议,详细说明赴上海汇报的情况,全力挽救危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红八军及革命政权,还是在邓小平离开红八军后失败了。

 

 

邓小平: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在赣南革命老区,老百姓至今还清楚记得邓小平许多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当年邓小平担任瑞金和会昌县委书记,战斗和生活条件极其艰难。邓小平带头倡导开展节约运动,提出“节省每个铜板支援革命战争”,在人民群众中形成“每人每天节省一把米支援红军”的浓厚风气。

  邓小平有一条洗脸的毛巾,用了几年仍然完好,而别人同样的毛巾用了一段时间就破破烂烂。人们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你们洗脸时都是两手用力拧毛巾,毛巾的纤维容易断;我洗脸时用两手挤干毛巾的水,毛巾的纤维不容易挤断,当然耐用!”他的一条成色好点的灰哔叽裤子,一穿就是好多年,裤脚边都磨破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穿着这条裤子参加开幕典礼。身边人员觉得他出席这么庄重的庆典,穿这样的裤子太难看,要给他买几尺布新做一条。他坚定地拒绝说:“共产党人穿衣不是图漂亮好看,而是讲究个干净整洁,破一点没啥子关系!”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和1942年可以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蚕食和疯狂扫荡,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晋冀豫根据地一些地区的农业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当时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情景:“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邓小平从来不要别人或下级给他任何特殊的照顾。

  有一次,负责后勤的战士看到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首长也像大家一样,穿着自己动手缝制的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实在不像样,就偷偷地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的棉衣,送到了首长的手中。但邓小平和刘伯承坚决地把棉衣退了回去,他们说,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而是要我们脱离群众。邓小平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台手摇纺车,亲自带头学习纺线。

  19422月的一天,邓小平来到沙河县独立营检查工作。独立营的司务长听说邓政委来了,心想,总不能让首长同他们一起吃小米粥和野菜嘛!可是他到食堂一看,连一点白面也没有,只有两袋小米和刚刚挖来的几筐野菜。他东奔西跑,东借西借,终于借到了一升白面,为首长做了一碗面条。当司务长高高兴兴地把煮好的面条送到营部时,邓小平立即皱起眉头,拍了拍司务长的肩膀说:“你让我搞特殊化哟,要不得!要不得!快把这碗面送给重伤员吧。我自己到食堂去吃饭。”说着,走向一连的伙房。谁知这时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炊事员正在铲锅巴,陪同的王政委很不好意思地要领首长到二连去吃。但邓小平却说:“不必了,小米加步枪是我们的革命传统,我就吃点小米锅巴吧!”边说边拿起了一块锅巴嚼了起来。

  很多年后,当女儿毛毛问起当时在抗日前方的情况时,邓小平只是淡淡一笑,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在重庆解放后,邓小平多次号召党员干部在进城以后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并要求从具体事情做起。194912月,邓小平在重庆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对10个问题做出决定,其中之一就是要“节约经费开支”,并提出住房窗子可用纸糊,顶棚漏雨的可修,一般的不修,家具可以调整,不必要买的一律不买。随后又陆续规定:“公家会议一律不招待茶烟,只招待白开水”,“机关使用房屋,水电要交费”,等等。

厉行节约,是邓小平终身保持的优良作风。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是这样,在物质丰裕的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建国以后,生活条件好了,邓小平仍然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他反复强调:“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邓小平还常常告诫党员干部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过去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儿苦。”他还强调:“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仪征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
地址:江苏仪征解放东路300号 邮编:211400  苏ICP备12040993号
技术支持: 仪征市电子政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