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4年第二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4-09-01
 

邓小平与荣毅仁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12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之前,邓小平对讲话起草班子说,搞经济,要强调请专家来干,荣毅仁就是专家。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说到与党外人士合作共同,邓小平数十年来与荣毅仁的交往堪称楷模。对荣毅仁,邓小平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总是那么亲切:“荣老板嘛!”这称呼里饱含了赞许和欣赏。

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部长人选安排问题,毛主席提出要适当选择党外人士来当各部的正职部长,毛主席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考虑人选,邓小平推荐的人中,有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荣毅仁。邓小平非常了解荣毅仁的爱国心,很看重他的才干和海内外影响力。邓小平的举荐,正合毛主席的心意,毛主席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氏一家。作为荣氏企业的第二代创业人物——荣毅仁,成为中国拥有二十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时人冠以“红色资本家”的荣誉。1957年,,荣毅仁以党外身份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荣毅仁在上海副市长位置上奉调国家纺织部出任部长。

尽管在之后的岁月,邓小平与荣毅仁直接交往不多,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胆起用“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党外人士,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19782月,荣毅恢复工作,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1979117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国工商界的五位负责人,荣毅仁参加了这次接见。当时三中全会刚开过,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请工商界的同志就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如何利用外资、提高偿还能力方面,为国家出谋献策。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告诉荣毅仁等五人,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足,资金也不足。过去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耽搁时间太多,不搞快点不行,但又要不重犯错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邓小平坦率真诚,使荣毅仁感到亲切自然。其间,荣毅仁提出了可以引进外资搞生产,还提出,要搞好生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才问题,二是管理问题。另外,在对外合作中,国内各部门也需要协调。邓小平听完后就说,对外接谈,要有统一安排;一定要把项目选好,把负责人定好。他着重指出,要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排除不合理的行政干扰。他鼓励荣毅仁要把事业搞好,不要有顾虑。要荣毅仁全权负责,全权处理,包括用人权,处理错了,也不怪我。还叮嘱荣毅仁政协的事可少管一点,以便集中力量搞经济事业。最后又说,如果工作需要,可以去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小平同志的这番话,顿时使荣毅仁增添了无穷力量。

邓小平要荣毅仁牵头办公司,荣毅仁积极投入工作之中,开始筹办融海外资金为主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见到荣毅仁,总是关切地询问公司的筹办进展情况,对荣毅仁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还一再叮咛荣毅仁“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邓小平的话,实际上在当时就已经触及到了政府转变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明确提出的"政企分开"的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中信公司于1979104日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荣毅仁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在荣毅仁的但是导之下,我国开始发行海外债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

荣毅仁率领中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CITIC(中信英文缩写)在国际上赫赫有名。198410月,中信公司借成立5周年,举办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许多国家知名企业家与会,邓小平同志欣然同意会见与会代表。会见于106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向中外代表详细阐述了“翻两番”的政治目标,指出“对内经济搞话,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他在讲话中指出,我国要达到本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的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他预示,“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他明确提出,我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他希望国际经济人士在开展对华合作中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在讲话中,他向外宾强调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肯定了中信公司在我国开放事业的作用,把中信公司推荐给了国际经济界,使荣毅仁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为祝贺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邓小平亲笔为公司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8个大字。

荣毅仁感到这八个字份量很重,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深深体会到,这8个大字,贯穿在小平同志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也体现在小平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生的战斗生涯中。其实,小平同志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和时代高度上的创新,是新的、活的马列主义。创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了,才能正视现实,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正视出现过的失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去破除旧的,创立新的,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创新就是发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找新路子,创新路子。对内改革是创新,对外开放也是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有利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多作贡献。”

198534日,邓小平在会见荣毅仁中信公司接待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中,高度概括地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坦诚地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观点有点变化,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还说,我国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1985102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荣毅仁中信公司接待的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这一英明论断,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不仅非常关心荣毅仁的生活,而且非常支持荣毅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干成大事业,他关心整个荣氏家族在祖国大陆和海外的事业发展。在与荣毅仁的交往中,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他们都有竭尽全力为自己祖国多作贡献之心愿。邓小平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荣毅仁感到邓小平这个想法太好了,就是自己心中的愿望,邓小平鼓励荣毅仁大胆去做,他说,“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都很有利嘛。”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提议和直接关心过问之下,19866月,海外200多位荣氏亲属分别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回到祖国,这是一场载入历史的家庭大团圆,邓小平通过这次团圆,发出了广泛团结海外爱国同胞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信号。618日这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荣氏亲属回国观光的部分成员。荣毅仁的二兄荣尔仁是荣氏亲属观光团中的年长者,居住在巴西。邓小平亲切地对他说:“你今年七十九岁,比我小三岁。”荣尔仁说:“可你的精神好得很。”邓小平又说:“你的精神也不错嘛。”

荣毅仁坐在主宾座,会见中,邓小平亲切地对荣毅仁和他们的大家庭成员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还希望大家多向朋友们介绍国家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回来看看,了解我们的国家,投资建设。这番真诚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涌进了在场的每个荣氏亲属的心田。

新时期以来,荣毅仁在场的邓小平五次较重要的讲话,现在都依次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以《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标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荣毅仁经常反复学习,认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使荣毅仁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对于荣毅仁来说,邓小平不仅仅是自己十分敬重的中央领导人,同时也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在他那间硕大的办公室里,除了宽大的办公桌、精致的书柜等办公用品,在一面很显眼的墙壁上,有一部大屏幕的电子显示器,“荣老板”可以从屏幕上了解各种数据、信息。而在屏幕上方还挂着一幅巨大的彩色照片,那是荣毅仁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看得出,主人是多么喜欢这张照片。

在荣府的客厅里,还高悬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戒欺室”匾额。“戒欺”是老人一生恪守的信条,意思是生意人应该诚实,以戒欺为本。后来这块匾额被毁坏了,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了这三个字。虽然只有三个字,但它却能反映出荣毅仁对邓小平的敬重,以及邓小平对荣家的嘉许。

1993年,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荣毅仁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从一个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先后出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国家纺织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后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副主席,这无疑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对荣毅仁的充分信任。

到了九十年代,尽管邓小平年事己高,不便多走动,邓家和荣家的儿女们彼此交往也很多。邓榕经常去荣家串门,邓小平总不忘嘱咐一句:“你代我望望他们。”邓小平对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的成长也很关心,当他听说智健在香港作为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把事业办得很兴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资公司时,成为联系海外和祖国大陆的有力经济桥梁,邓小平非常高兴。

小 资 料

中信集团如何被奉为“仪征模式”

如今说起借外债,早已不觉得新鲜了。但是在1981年向外国发行债券这个消息无异是晴空霹雳。1969年初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成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已经提前连本带利还清了。从这一年起,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形势一片大好,成为从单位宣传,到小学生作文最流行的开头语,成为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事。

但实际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严重缺乏资金。当时中国22个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为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发展中的中国对于化纤产品是急需的,此项目如果下马,损失就难以预料了,纺织部找到了中信以解燃眉之急。

这笔投资并非小数目,荣毅仁权衡再三,决定冒着个人的政治风险,通过借外债的方式为仪征化纤筹集资金。他比其他人更清楚,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环境之外,荣毅仁的大胆决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到政府高官,下到普通百姓都难以接受这种筹集资金的方式。

虽然有争议和阻力,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要走一条新路。邓小平请荣毅仁组建中信的初衷之一,就是包括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在比较了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中信选中了日元利率比较低,而且坚挺的日本市场作为首次发行债券的地方,也是考虑到方便为逐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铺平道路。当年中信与中国的野村证券公司当展开了谈判,谈判中一个拉锯的问题就是中国由哪个机构来提供信用担保?由于中信公司成立时间比较短,其性质和信用在日本还没有被广泛地理解,日本大藏省一度提出要中国政府对债券提供担保,遭到了中方的拒绝。经过中信与日本金融界认真的协商,并向他们介绍了中信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之后,日方最后同意不要担保。

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交涉,1982118日,野村证券与中信公司就发行债券达成了协议。中信成功的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外发行在债券,数目虽然不是很大,但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此举表明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正变得越来越灵活。1985年仪征化纤终于建成投产,到19886月底全公司已实现了利税11.06亿元,而中信在仪征化纤问题上的融资创举,也被后人奉为是“仪征模式”。

 

 

 

 

 

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插柳不叫春知道

   19921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末羊年腊月十三。

  北京。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

  而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10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总统套房。卧室、卫生间、会客室、会议室、活动室、餐厅警卫室、随从室、行李仓一应俱全,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其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好处是在零下30℃不会冻结。

  邓小平走出卧室,脱去厚重的外衣,人也轻松了很多。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和在家里没两样。车厢两边加了扶手,便于老人家行走。懂事的羊羊跑过来:“爷爷,我拉着你。”

  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吧。”

  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

  邓小平极重亲情,晚年更甚。这次南方之行,他就是等萌萌、羊羊放了寒假,才出来。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15日,才准备了一天,17日就出门了。

  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闹外,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分外清晰。

先遣组

  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叫“躲冬”。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寒叫“猫冬”。

  邓小平这次南行,可以算是一次“躲冬”。过黄河,跨长江,直奔珠江,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

  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相当重视。13日,由3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负责和先遣小组接洽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在场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

  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南海过节,上午10点半,谢非亲自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知道,邓小平要来了。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市长告别。

  南海市长问:“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抱歉地说:“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驱车赶回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他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发生,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先遣组的3人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陈开枝与他们都很熟,一个是邓办的张宝忠,副军级;一个是老赵,正师级;还有一个是正团。寒暄过后,张宝忠说:“小平同志这次来是休息的。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中办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陈开枝则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也很大。张宝忠问那些路怎么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最后,确定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最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采用了这个路线方案。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在国内视察工作,都要由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但此次的专列上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3个中央新闻电视制片厂的摄影师。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秘书,他按照谢非同志要求,负责小平同志在广东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陈建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录音整理工作,几个月后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

在武昌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1992118日在武昌与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谈话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要停靠20分钟。消息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格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更能放开说话。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步,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在长沙

  118日下午4时,专列缓缓驰进长沙的车站。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专列停稳,早就候等在月台上的湖南省省委书记熊清泉快步蹬上专列。他没有像湖北省的关广富和郭树言那么老老实实傻呆在贵宾室里。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邓小平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单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他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留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他的同志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

  湘江下午的阳光很柔和,专列像刚刚理过发的小伙子,朗朗驰出长沙站,奔向南方。

 

 

 

 

 

 

工作动态

《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首发

    630日下午,我市举行《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首发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出席仪式并讲话,扬州党史办主任王振宗致辞。

  《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共有419章、33.8万字,用翔实的史料、通俗的语言、鲜明的观点,全面反映了从1949101日新中国成立到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生动再现了这段时期仪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客观总结了仪征地方党组织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经历的艰难曲折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展现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张伟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学习党史二卷本作为加强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通过学习党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发展共识,增强群众观念。希望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增强做好党史宣传教育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党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希望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以此次发行仪式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仪征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地方党史的研究,加强对仪征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力求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市领导等向市委党校、市档案馆、技师学院等单位赠送了书籍。 

在《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

首发式上的讲话

张  伟

同志们:

    今天,《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正式出版发行了。首先,我代表市委对《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编撰、出版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党史工作者以及长期关心、支持我市党史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仪征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19264月,中共丹阳独立支部在苏北盐运中心—仪征十二圩建立了三行(háng)办事处,吸收了一批工作人员,从此仪征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494月仪征解放,更是翻开了仪征历史的新篇章。自此,在历届仪征县委的领导下,仪征人民艰苦创业、不懈奋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用翔实的史料、通俗的语言、鲜明的观点,全面反映了从1949101日新中国成立到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生动再现了这段时期仪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客观总结了仪征地方党组织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经历的艰难曲折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展现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全书立场鲜明、观点正确、体例合理、内容丰满,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具有较高的“存史、资政、育人”价值。

    同志们,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党的93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举行《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首发式,就是要共同回顾党的光辉历史,重温党的历史功绩,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学习党史二卷本作为加强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具体来讲:

    一要通过学习党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既需要真挚的感情认同,更有赖于对党的发展历程的正确认识。在1949197829年里,仪征地方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仪征人民和仪征发展的前途命运。这当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误和曲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仪征人民必然的历史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必定在探索中前进;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战胜艰难险阻胜利前进。

    二要通过学习党史,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铭记党史,既是对先辈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负责;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今天,谋划明天。我们学习党史,更重要的是要牢记发展使命,紧紧抓住发展第一要义不动摇,紧紧抓住“全面建设汽车名城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这一主题不放松,聚精会神搞建设,心无旁骛谋发展,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上来,为仪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来自党的历史的智慧、启迪和力量。

    三要通过学习党史,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习总书记说过: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纵观仪征地方党组织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时期取得的成绩,无不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个道理。我们要通过学习党史,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尺,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和诉求,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

同志们,新中国成立后仪征地方党组织29年的奋斗历程已经载入史册。放眼仪征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经验。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增强做好党史宣传教育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党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同时,继续支持党史工作,积极为党史工作开展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搞好服务,推动仪征党史工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希望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以此次发行仪式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加强仪征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地方党史的研究,加强对仪征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及早启动仪征党史第三卷的编撰工作,力求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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