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4年第三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4-11-20
 

DANG  SHI  DAO  DU

 

党 史 导 读

 

2014.3(季刊)

 

本期要目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理论思考

邓小平从容应对苏东剧变

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宗旨内情再考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主办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目  录

 

人物春秋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理论思考···········()

邓小平从容应对苏东剧变···························()

 

党史解密

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

 

史海钩沉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人物传略·········································()

 

小资料

“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宗旨内情再考················()

 

 

 

 

 

 

人物春秋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

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110年前,邓小平同志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动荡不已,人民饥寒交迫,民族危在旦夕。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为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着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孕育了邓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他16岁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70多年。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为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始终坚持正确路线,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发展新型人民军队、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战争期间,他从苏联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上海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特别是先后同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一起,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组织实施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进军解放大西南,建立了赫赫战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10年间,他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他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广泛尊敬。

像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正如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在这里,我们要说:小平您好!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您!

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是我们大家衷心热爱的伟人。我们很多同志都曾经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过,他的崇高风范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邓小平同志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革命风范,将激励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早在苏联求学期间,邓小平同志就立志“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在此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个人处境如何艰难,无论革命道路如何坎坷,邓小平同志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同志对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具有深刻认识,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邓小平同志曾经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从对人民的挚爱,延伸到对党、对祖国的挚爱。他说过:“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这质朴的语言,集中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要职还是身陷困苦,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努力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邓小平同志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他多次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心中想着的就是最广大人民。

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

爱祖国、爱人民,是最深沉、最有力量的情感,是博大之爱。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宗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同志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当时为了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果断从容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综观邓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国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期间,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977年复出后,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不能“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谆谆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邓小平同志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强调,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

邓小平同志始终以劳动人民的一员看待自己,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屈不挠面对困难,有情有义对待同志,一以贯之严格自律,自始至终谦虚谨慎,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每次复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再度出来工作,依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

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对待党的历史、对待同志、对待自己,谦逊随和,平易近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战争年代,他同刘伯承同志共事13年,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他说:“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严格要求。

邓小平同志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他多次讲:“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他以唯物主义者的精神看待生死问题,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他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公而忘私、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权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以身作则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同志们、朋友们!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

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

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同志们、朋友们!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17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说过的这段话:“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邓小平同志曾经嘱托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精神不断夺取新胜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相信,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理论思考

 

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邓小平任总书记的十年期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实践中,邓小平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些重要的理论思考呢

 

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闯出自己的道路,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缺少经验,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做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这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新思考。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4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开始。

邓小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

要学习外国经验,又要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我们有可能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如何学?我们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忽视了中国的实际,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1961111日,邓小平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他说:要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

1965211日,邓小平在接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在开始建国的几年中,我们在建设方面确实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别国的经验。因为我们不懂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求助于苏联。苏联的经验有一部分是应该学的,而且我们学习得也正确。

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只有从国家现实出发才能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的前提。“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邓小平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强调:我们对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吸收不够,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他提出:“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

要自力更生, 要有自己的创造,闯出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认为,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全党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忽略了自力更生。自己动脑筋少了,产生依赖心。我们有好多规章制度都是抄来的,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好多建设项目,贪大、贪全,很不经济。

19611023日,邓小平接见参加共表团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并讲话,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比预期的好。这三年,我们有大量的正面的经验,也有大量的反面的教训,应该说,这都是我们的财富。……今后要自力更生,把自己的事搞好。自己走出来的路,是最熟悉的路,也是走得最稳当的路。

 

群众满意与发展生产力是搞社会主义的两条重要标准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谎报产量、多征购粮食,导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刚挂出,就急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产主义过度’的试点。”毛泽东发现问题后,于195811月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有人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已经过时,提议要搞一个新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草案)。117日,邓小平在主持讨论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第二,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城市问题,个人、集体和全民的关系问题;第三,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比如有关资产阶级问题、民主人士问题、工人问题,等等。

邓小平的观点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就急于宣布实现全民所有制,言过其实了,因为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邓小平概括了五条:(一)是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二)同时还起一部分基层政权的作用。(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四)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五)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

如何搞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

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使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一个实事求是年。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邓小平于19614月到北京郊区顺义县调查。在顺义县调查期间,邓小平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对一些问题拿不准时,交由群众去讨论,办法决定于群众。邓小平认为,把队干部们的智慧集中起来,总比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党的政策。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418日,邓小平参观白庙村公共食堂。在听取了社员群众对食堂的尖锐意见后,他对随行的干部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邓小平在后来形成的《调查报告》上写道:“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地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的意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

社会制度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认为,要从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问题,首先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957112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在具体制度上,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

1962年,围绕着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党内有着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对“包产到户”问题,分歧很大。这年的7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恢复农业问题。

邓小平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因为相当普遍。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样。几天以后,他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里邓小平主要着眼点是如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农业要发展多种经营

1958922日,邓小平到吉林省视察。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他说:“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1025日,邓小平在昆明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1029日,邓小平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物资大都实行统一调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在一些地区已经基本上被取消,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问题当时党内也有着不同的意见。

195811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审议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草案)修改稿时,肯定了修改稿中提出的“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的主张,要求把“产品”概念换成“商品”概念。邓小平在会上的插话中指出要限制供给制,他说:“商品和工资是关联的,通通都是供给了,商品也就很难交换了。”

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邓小平多次主持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他在肯定人民公社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做法,也有些不一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他针对急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庸俗的解释。他针对急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缩小按劳分配的工资差别的“左”的倾向,指出:“商品的生命时间还会长一些”,在城市中,相当长时间内,主要形式还是工资制。农村看起来是供给的部分多,但发展的结果还是工资多,特别是表现在劳动力身上还是工资多。129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草案作出的说明中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建设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特别是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持续下滑。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在1959年全面下降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

北京市顺义县地处京郊平原,农业生产发达,号称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连年增产。由于片面强调“公”,热衷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1958年后,顺义县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通通收归公社所有,家庭副业全部被废弃,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19614月,邓小平在顺义县调查时,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积极性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邓小平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明确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

在谈到分配问题、确定手工业人员的报酬问题、拖拉机的管理问题时,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邓小平对顺义县委的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多产多卖多留多吃。一定要实行包额包工、多劳多得,按工分奖励粮食等办法。强调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邓小平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援引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三包一奖惩”和评工记分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制度及其他措施实行的结果是,社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要有一个好的政党

 

邓小平认为,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也要有一个好的党。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带着这个思考,邓小平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设想。

党委必须管大事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党委必须管大事。195718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会议时指出:“党委领导一揽子抓工作,抓许多枝节问题,这肯定要失败。一揽子抓工作,有时是要的,如肃反,非党委抓不可。但党委经常性的领导,必须是管大事,管方针政策,具体工作依靠行政、工会、青年团。总之,要使党委真正成为讨论方针政策的机构。”

党和政府应该经常注意民生,加强民主生活,使人民有提意见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

196211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永远强调。在组织范围内提意见是合法的。这涉及党风问题,涉及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制度上如果执行不好,将来的党风不可设想。”

邓小平强调:“认真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保证党不会变质,国家不会变质的根本制度。”“革命胜利要有好的党,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也要有好的党。建设时期,党的重要性,党的意见,不比革命时期更轻、更不重要,而是更重、更重要。搞不好要亡党亡国。”他说:“现在不是民主够了,是不够,发扬民主永远要坚持。这是制度,是子孙后代的问题。”

党要受监督,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多次指出:“搞建设,不要党的领导不行。不要党的领导就学不会建设,就要栽大跟头。”“每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都应该了解,没有监督不得了,独断专行非犯错误不可。监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内监督,第二是人民监督,第三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科学家的监督,这也属于人民群众监督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邀请别人监督。从各个角度考虑问题,总比从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好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好得很。”

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党派的监督,没有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单独处理问题,总是要出毛病的。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化多端的,社会是越发展越复杂,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思想就会简单化,就跟不上世事、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党就会衰退。

党的群众路线观点

19569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已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

1957318日,在山西视察的邓小平给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负责人作报告。针对山西省一些厂矿群众闹事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避免群众闹事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扩大民主。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闹事就不可避免。扩大民主,主要是指经常的民主生活。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

邓小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和教育干部是坚持群众观点的重要问题。党的领导好坏,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依靠群众,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从思想上经常“洗脸”“扫地”。现在群众原谅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是因为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仅仅依靠党的威信,总有一天会靠不住的。他要求干部“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不要天天看领导”。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全党如果都是这样,我们党就不会灭亡。”

4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产党员中,包括部分高级干部,对“群众”两字模糊了,或者看不见了,与群众的联系少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靠不脱离群众。现在忘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是致命伤。不要以为我们共产党是金字招牌,如果脱离群众,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这是我们的老章程。

如何走群众路线?邓小平说: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但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性工作方面。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基础上搞。有些群众运动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总之,应当从全局出发,看到前途,艰苦奋斗,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从上述邓小平的这些具体而又深刻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同当年这些探索思考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邓小平从容应对苏东剧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一个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但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认识到新中国在军事上是不可战胜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又认识到“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了北京之旅。

19791月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以接触促演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种“和平演变”的策略,与他们在苏联、东欧采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早在19499月就预言:美国可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此后,毛泽东曾数次提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邓小平担任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和平演变”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他明确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多次提出要长期坚持下去。

 

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然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大业,但西方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潮也趁机而入,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正在不断取得进展,这对中国国内的某些错误思潮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就是后来造成苏东剧变的那种“政治改革”。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在各种场合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1987430日,邓小平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指出,过去八年,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19876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地告诉卡特,中国需要的政治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19899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和李鹏等人谈话,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他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1031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坚定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9061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船王包玉刚。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他说:美国得分是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

 

中国不允许乱

 

2012年,美国著名的中日问题专家傅高义出版了新作《邓小平时代》,十分热销,不少媒体也对它评价甚高。有媒体评论道,傅高义倾10年精力完成的这部《邓小平时代》,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详细记录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和他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努力。后来,就这部著作,傅高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邓小平的底线是中国不能乱。”

19893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19899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邓小平知已知彼,善于站在战略高度纵论时局。199071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告诉特鲁多,同时也可以说是告诉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要幻想在中国出现东欧、苏联那样的剧变。万一造成中国的动乱,后果只能是中国“过不好”,外国也“不好过”。他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绝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原则问题“就不能让了”

 

199110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1992118日至2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

1992120日,由谢非、李灏陪同,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邓小平提高声调对谢非和李灏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讲了要实干的问题后,邓小平又把话题转到大局方面。他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首先,成亿人没饭吃,这可不是小事情。我曾经对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首先是老百姓没饭吃,没饭吃就会动乱。可能会有几十万人跑到香港,还会有上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跑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再有很多人跑到欧洲、美国。我还要补充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从中国跑出去的人很可能还带着枪。打了几十年仗,中国有的是枪。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还说,这两年以来,现在的中央搞得不错……还要多锻炼和培养一批年轻一点的人。帝国主义者得出了一个说法,有我们党的老一辈健在,中国是变不了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后几代人身上……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我发现靠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找别的人,真正要找下一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经济工作上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

邓小平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眼睛望着远方,然后既深情又带着遗憾地说:“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垮起来最容易。你们这里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

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这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南方谈话中,他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论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断,是在应对苏东剧变和果断处理国内政治风波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而提出的。

邓小平历来坚持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1981327日,邓小平在同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作具体分析。”“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上的全面、辩证和实事求是的观点。

邓小平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性质去谈改革开放,那就是右倾错误;如果拒绝改革开放去搞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会犯“左”倾错误。这些都会危害社会主义建设。

苏东剧变的一连串事件,给很多中国人的心理蒙上了阴影。当时人们对右的防范更多于防“左”。尽管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能不看到,一种倾向正在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特别是有些人片面地把苏东剧变单纯地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将会使中国走上苏联、东欧的不归路。

有鉴于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更加严厉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谈到为什么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下中国还能保持稳定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邓小平有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尽管西方的“和平演变”是原因之一,但毕竟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才能使其变化的。所以邓小平早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坚持他一贯的实事求是地反“左”和反右的科学态度。他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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