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4年第三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4-11-20
 

 

党史解密

 

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

 

在1975年至1976年,邓小平与毛远新之间进行了一场政治较量。在这场政治较量中,邓小平始终坚持正确的原则,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同毛远新以及他背后的“四人帮”进行了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广大干部和群众看清了“四人帮”的面目。这也奠定了后来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毛远新的一番“见解”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深为不满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牺牲新疆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对毛远新倍感亲切。

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长谈,向他了解辽宁的情况。那时,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说:有,在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19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就在这次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之后,毛泽东提议毛远新为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应该是很“成熟”的。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泽东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此,毛泽东很高兴。

此时,毛泽东对于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所领导的整顿产生了不满。本来,他是支持邓小平整顿的,但当他感到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正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时,就不能容忍了,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了。

毛泽东留下毛远新,就是为了因身体原因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自己与政治局之间保持一种联系: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毛远新传达给政治局;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也能通过毛远新了解到。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静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两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于是,刘冰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两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两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两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为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中央的代表。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名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0月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和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但邓小平通过多年的实际工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0月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毛泽东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内“帮助”邓小平,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的来信是对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当时,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

11月2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帮助”邓小平。毛远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抽着烟,并没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灰缸中灭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去了,也就结束了。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邓小平“要有个转弯”。

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还对八人会议定了讨论范围和调子。他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毛泽东此时的用意,是“帮助”邓小平“转弯子”。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其他七人开会。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首先发言。他从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说到邓小平的“问题”,指责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着,毛远新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这些人中,除了张春桥外,大多数人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

毛远新见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会议开不下去了,便停止了开会,去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汇报八人会议情况后,毛泽东让邓小平写检查

 

1975年11月4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情况。毛泽东特别注意到,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问题,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他对此十分不满。当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时,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汇报:汪东兴说,主席是让路线上团结,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泽东说:对。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让他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这样。当毛远新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此时,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毛泽东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

毛远新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又扩大了几个人来参加“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但是,开会时,邓小平一直和毛远新说不到一起,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作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作出这个决定后,还亲笔写过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前)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无)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11月16日晚、11月1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但是,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他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的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对邓小平更加不满。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100多人都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已经婉言拒绝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邓小平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在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说: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讲话要点后,在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他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正如邓小平所预料,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于是,又一场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

 

史海钩沉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李朝山兄弟送饭上前线

19391218日,日寇、伪军800多人,分别从扬州、六合合围新四军苏皖支队驻地月塘集。新四军苏皖支队陶勇司令员得到情报后,利用月塘丘陵山区的有利地形,将队伍埋伏在月塘到移居的丘陵地带。队伍进入阵地不久,就与敌人交上火,新四军战士避强击弱,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毙、伤日寇、伪军近百名,打得敌人逃到月塘集北头的庙里,固守不出。新四军战士乘胜追击,将日寇包围起来。李朝山的家住在葛岗,离月塘很近。他目睹了新四军指战员英勇杀敌的情景,与二哥李朝良商量说,新四军打了一天仗,又冷又饿,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再不吃东西,怎么打下去呢?兄弟俩特地在家里煮了两大锅米粥,用两副水桶挑着,送到几里路远的月塘集北头给战士们吃。战士们军纪严明,说什么也不肯吃。李氏兄弟急得没办法,只好找部队领导,领导同意了,战士们才吃。看到战士们吃得很香,李氏兄弟开心地笑了。第二天一早,李氏兄弟又煮了两挑子干饭送到阵地。部队领导赞扬了李朝山兄弟。几天以后,陶司令亲自上门看望他们。

 

丁蔡氏爱兵如子

1939年冬,新四军苏皖支队一部驻在曹集附近的丁庄,将炊事房和卫生处设在丁蔡氏家中。司务长张孝荣寒冬腊月仍赤脚穿草鞋,丁蔡氏看了心中舍不得,就把为儿子做的一双布鞋和一双布袜送给他穿。张孝荣坚决不收,说:“我们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丁蔡氏好说歹说,仍拗不过严守军纪的战士,只得收下一角钱。新四军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还不大熟悉,丁蔡氏又要儿子帮助张司务长购买柴、米、油、盐。

不久,张司务长生病,要到新四军后方医院去治疗。丁蔡氏连忙让儿子的姑父出面,请赵元祥、张德发等人将张孝荣抬到六合县四合墩新四军后方医院。张司务长病好以后,立即归队,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改名为张兆勇。

19406月,新四军苏皖支队奉命东进参加郭村保卫战,这时,张兆勇又生病了,住在叶营姓余的家中。部队离开时,张兆勇请求领导让他仍住到丁蔡氏家中治病疗养。丁蔡氏知道后,立即叫儿子带了四个人赶到余家,将张兆勇抬到自己家里。

当时根据地初创,敌人常到月塘一带骚扰,丁蔡氏把他隐蔽在暗室里,平时请当地名中医曹善仁来为张兆勇看病,自己煎药、送饭、送水,还常买肉、杀鸡给张补养,比待亲儿子还要亲。经过70多天的治疗,张兆勇的病终于治好了。

张兆勇病愈后,急着要回部队,丁蔡氏特地为他准备了路上吃的、用的。此时,苏皖支队已转战泰兴黄桥一带,途中要经过敌占区。为了让张兆勇安全地通过,丁蔡氏想到了当地的脚夫曹宏亮。他是穷苦出身,为人正派,平时帮助商家运输货物,经常出入扬州,沿途熟悉。丁蔡氏请曹宏亮帮忙护送张兆勇。曹宏亮拍着胸口说:“我包了。”曹宏亮让张兆勇也扮成脚夫,同自己一道往扬州运货。途中虽有日寇和伪军的道道盘查,张兆勇安全回到了部队。

 

李献富兄弟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献身

1941213日,天气寒冷,鹅毛大雪下个不停。仪征县模范营20多个战士,在月塘街西边的上营周遭到上百个日寇和伪军的偷袭。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李献富和李献祥置个人的生命于不顾,机警地将敌人引向自己,让模范营的战士突围出去。穷凶极恶的敌人发现只有李献富、李献祥两人,就围了上来,对李献富连开了数枪。李献富的腿部和腰部中弹,倒在雪地上。很快他又顽强地站起来和敌人战斗。日寇用刺刀挑破了他的肚皮,李献富倒下了。李献祥伏在雪地上开枪还击,终因寡不敌众,也遭日寇杀害。

解放后,李献富、李献祥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周业锦认“子”保护受伤战士

1941213日,日寇、伪军到月塘“扫荡”,驻在上营周的仪征县模范营闻讯后分散撤离了。一名负过伤的小战士,就近跑到周业锦家隐蔽。周业锦一口答应,随即与家里人商量如何隐蔽。周业锦的妻子说,干脆说是我们家的儿子,帮他躲一躲。于是,他们让这名战士躺在床上,还让自己的大女儿坐在床头。过了片刻,来了七八个日寇和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伪军头目恶狠狠地问道:“你家有几口人?”周业锦答道:“四个”。这家伙又问睡在床上的男人和坐在床边的女人是什么人,周业锦说:“他是我儿子,她是我媳妇”。敌人将信将疑,到隔壁人家去问,邻居也说周业锦家是四口人。因为这天周家的小女儿外出,所以人口数正好。周业锦夫妇就这样巧妙地瞒过了敌人,掩护了县模范营一位受伤的战士。

 

人物传略

 

汪  鋆

 

汪鋆(1816—约1886),字研山或砚生,安徽歙县,籍仪征,为诸生。汪博雅好古,,工文,以书画名,辑有《扬州二砚斋金石过眼18 续集二砚斋笔《砚山丛稿》 以及《梅边吹笛词》等,是名的书画家和学者。

汪鋆于扬州,青年时期在扬州度过清咸丰年间,太平扬州,汪鋆流徙后寓居泰州仪征人吴让之(吴载)学书画篆刻同治十年至十三年(18711874 年),汪鋆参加编修《扬州续纂府分校,而对扬州艺术界更深了解,为10 著《扬州》打下实基础。汪鋆善山水花卉,兼能写真,其代表作有舟竞渡图》《平山堂图》《湘灵峰》图。汪鋆对金石颇研究,其编二砚斋金石过眼及其续集,辑录了从秦朝元朝213 块碑石器具两淮盐运使浚颐状元陆增祥等为其作序。他于绪九年(1883成的《扬州,记载了清朝居于或寓于扬州599 位画家,是代记录扬州画家的唯一专著,在扬州绘画史上起着承启后。在书中称画家虞蟾“另出偏师,最早提出“扬州八怪”他虽然对“八怪”略有微词在具体记述每位画家时,却大加颂扬。他于清同治七年(1868 年)写真画的《湘灵峰》图,得到阮元、伊秉绶等11 人题跋。此画所绘是仪征明代荣园遗留下来的一块太湖石。其石高二丈许,奇孔百余,天骄玲珑,犹如舞女,被时人称为美人石,后阮元题名为湘灵峰。其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但汪鋆的《湘灵峰》画轴仍保存在扬州博物馆,后人从该画中可以看到仪征这一历史文化遗迹的芳容。

 

赖植卿  赖嗣卿  赖郑卿

 

赖植卿(18321902)、赖嗣卿(18611909)、赖郑卿(18951969)为祖孙三代,原籍江西玉山,自植卿幼时起移居江苏仪征,均以行医为业,薪火相传,绵延一百二十余年。植卿之父旭卿是江西籍名中医,为避兵祸灾荒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举家辗转到仪征行医。在父辈的耳提面命下,赖植卿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精读百家医著和中医典籍。他在父亲英年早逝后,一边读书,一边行医。开始因年轻,人皆不知其术,举步维艰。同治年间,清政府在仪征十二圩设立“两淮盐务总栈”,十二圩很快繁荣起来,赖植卿也把家安在十二圩附近。清光二年(1876 年)一个偶然机会,植卿命运发生了改变。时淮盐总栈栈长徐13 患了严重伤寒症徐先四省鄂、、皖、赣位名医治,周折子的病非没有好转,反而日益,以致病入膏肓达心里年轻的赖植卿继续诊治。病榻前植卿辨证施治,力排众议,精心处方日夜终将患儿。为报答赖植卿子之达决定由总栈出资设立赖植卿为首席并主管官局事;还出资建一所(十青砖瓦房赠予氏永久徐还特别允许赖植卿每天上午在总栈为盐和百姓诊病,下在自家开设的“福德堂”门诊或出诊。十二圩两淮盐务总栈局类似现今公办院兼卫生行政机构1名,除了还负责采购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业执照及处理疗事故首席官医赖植卿一到任即建章,自觉带头遵守且更勤奋钻研业务,加德修养。自光二年(1876 年)医官局建迄民国19 年(1930 年)撤销60 年间,赖植卿赖嗣卿父子一直供职。自“福德堂”氏诊所开业至解放以后1956 公私合营120 余年间,赖家走出了赖植卿赖嗣卿赖郑卿祖孙三代名医。赖祖孙擅长内科、妇科、儿科、喉科等大小方脉医治与小儿诸科常见病多发病、染病、危急重病及疑难病症

赖植卿岁启蒙10 多岁即通《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典籍,20 岁左右熟千首方并能独处方,医日益。他不父辈的成方套路是博采众长学说以不断地丰富。植卿记,年不辞劳苦著书立,留传赖后人。主要作有《温病、《方验证、《增补家传、《妇科、《病辨治》、《儿科金》。其著阴阳互根阐释六气审察之广辨证诊之明巧妙观点审法多发前人所未备地丰富的医学宝库。赖植卿不而且主要在以下首先用法用量及解总是亲绝对不以者做试对象没有十二握绝临床次给穷人治免收诊金其中的急重病患赠药三是病小而大,贫富用皆一,贵贱使药有别,总体原则穷药力求简便、验;四是自家不开子孙以损阴

赖植卿的子赖嗣卿幼学丰厚记家医著,在父辈鞭策下,医道,精于方脉15临床18 誉享杏林20 岁即入职盐栈。他的年时期正是十二圩盐业的鼎盛,也是为繁的时。其时论官局还“福德堂,每天医的人络绎至排成长他的行医人原则就是——己身体,也不可将病患者拒年的荷操劳,以积劳40 多岁便英年早逝。举十二圩所船船,皆吊唁福德堂三代传人赖郑卿幼承庭训刻苦攻读中医典籍珍藏,医很快。道以后医药才华,诊断相当准确。郑卿不仅医技高超,医德医风也令人钦佩,而且深明民族大义,具有爱国之心。日军侵占仪征后,赖郑卿多次应中共忠实朋友、新民集同行程慎之之约,冒险越过敌伪盘查到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干部战士治病疗伤。逢到传染病流行岁月,他将煎煮的预防药物用大桶置于自家门口,赠予过往百姓饮用。西药东进之后冲击中医中药。赖郑卿摒弃门户之见,正确对待西医西药。凡有花柳病患者上门求诊,他往往为患者保密,并将其介绍给西医诊治以求得速效。赖植卿、赖嗣卿、赖郑卿祖孙三代一脉相承,在十二圩、仪征地区行医一个多世纪,救治病人无数,为仪征近代医药世家。

 

诸乃方

 

诸乃方(18221908),晚清仪征有名的画家。祖籍安徽,清道光二年(1822 年)生于仪征一个书画世家。他本姓方。祖父方元鹿(字萃友、号竹楼),青少年时期来到仪征,潜心诗书绘画,卓然有成,《中国书画名人大辞典》对其有恰当评价,称他诗学陆游,词学吴文英,字学文征明,画追李公麟各形态的竹子最为有名。他有《寒衾集》、《红香词》。《真州词》的厉惕斋所著梦梅笑谈》一书记载方元鹿曾整理过评本《二度梅四十四姻缘传》。渊源的家学,对时的诸乃方影响极深。诸乃方开始学诗,岁学书画,诗文绘画很快。青年时代名画家诸。诸,字春岩浙江杭州人,画效恽寿平染生神采焕发朴质俗气仪征三十年,占籍仪征,一生未娶因此乃方过给他为嗣,姓诸,名乃方,本为方姓。在老师炘悉指导下,诸乃方书画艺术引起太谷关注,他中人游日广,对其学说渐信仰。光绪五年(1879 年)正式加入太谷,光绪八年(1882 年)随李晴峰迁居海愚园路。光十一年(1885 年)李晴峰于上李晴峰逝世后,诸乃方继续留在上与太谷传人和重要骨黄葆年、刘鹗等期相,诗文素养和绘画艺术得到显著提高,成为名一时的画家。其生平事迹后来被收入《中国书画名人大辞典》。他留下的画作虽然不多,但从少数传世作品仍可看出其绘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艺术扬州市博馆藏有他的一愚园雅》(本),就是他人物画的典。清光二十年(1902 年)四月,太谷派重要骨干以道员身份任海江南制造局总办毛庆番邀请刘鹗(《老残者)、黄葆年、李泰阶李晴峰人在上海愚园聚会商讨太谷派南北两宗合事宜。大家推选黄葆年、山长,并议定苏州设“归群草堂”作场所,传播太谷派思想。诸乃方也参加了这重要聚会,并将聚会场景描来。在诸乃方笔下同他本人在内参与聚会的十皆栩栩如生,神态各异上。刘鹗在《题愚园雅图抚本后并》中,生动记诸乃方绘画为之磨墨情见其人,如闻,他,年且十,曰:‘如此雅集,不以无据东书,但闻稷稷如春蚕食叶。为之研墨者,诸也。不成,生为之,传其也。同时诸人归群草堂”从题记可,诸乃方十高,不到一顿饭的时将十个人物象迅来,有深艺术功底能完成的。

仪征博物馆藏有诸乃方绘画真迹两幅和摹本“真州八景”图八幅。两幅真迹的第一幅画为《卖菊图》,画心长114 厘米,宽43.5 厘米,内容为一村妇立在半掩院门之间,正在看着自己的两个小孩向一卖菊花的老翁买菊花,一个在讲价钱,一个在选花。人物神情毕肖,呼之欲出。第二幅是扇面画《湘江艇》图,直径28 厘米,画法为青绿山水写意:一妇人靠炉煨火,一小孩舟边舀水,一渔翁手持竹竿抬头远望,似乎在观察鱼汛。专家认为,两幅画充满了生活情趣,体现了画家平民生活的思想追求;线条凝练准确,布局严谨简洁,是古代人物画中上乘之作。晚清时的仪征县城迭经兵火,园林、古迹多已毁废,人们将少数历史文化遗迹与周边的远山、近水、农田、树木结合在一起,排列出当时的“真州八景”,分别取名为东门桃坞、南山积雪(诸乃方画为文墩积雪)、西浦农歌(诸乃方画为胥浦农歌)、北山红叶、天池玩月、仓桥塔影、资福晚钟和泮池新柳。诸乃方将八景分别绘八幅图。分别题词于上,画面设色淡雅工笔细腻,山水、树木、人物和古建筑熔于尺幅之间,现了真州八景的风貌使八景更富诗情画意。这些画是诸乃方留给仪征人的宝贵文化遗

 

小资料

 

“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宗旨内情再考

 

普通战士牺牲引出光辉演讲

 

194495日,张思德(1915-1944年,四川仪陇人)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又参加了突击队,与战友们一起开挖另一孔炭窑。中午时分,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张思德被压在窑内,不幸牺牲。噩耗传来,内卫班的同志个个失声痛哭。考虑到张思德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警卫员,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决定把消息直接报告毛泽东。

当听说张思德的尸体还被压在炭窑里时,毛泽东显然生气了:“怎么能这样呢?要尽快挖出来。放哨看好,山里狼多,要是被狼吃了,你的队长就不要当了。”随后,毛泽东数着指头给古远兴下了3个指示:“第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搞口好棺材;第三,要开个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98日下午1点多钟,追悼会尚未开始,毛泽东就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布衣,在李克农和杨尚昆的陪同下从枣园的住所走出来。走进会场后,毛泽东抬起上面有他题字的花圈,亲手放到张思德遗像前,默哀许久。随后,当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祯介绍完张思德29年的生平事迹后,毛泽东作了即兴演讲。毛泽东历时半小时的讲话,对“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阐述至详,在场的同志无不受到深刻教育和鼓舞。

这年921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发表新闻“毛主席参加张思德追悼会”,这篇报道是最早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文献,当天第二版刊发有“中国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事迹”的长篇报道。从此,“为人民服务”的声音传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张思德的形象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

 

“为人民服务”早已有之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在194498日举行的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命题。为人民服务,孕育于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就决心要改变人民大众的困苦处境,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悼念红军将领王尔琢的挽联下联:“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指的是为工农大众、为人民群众之意。1932年,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欢迎“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是他有关“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

19425月,为解决“知识分子和文艺战线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

 

伟人最珍爱的话成党的宗旨

 

毛泽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在194498日,即在为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年104日,毛泽东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及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时,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讲话中,他首次在“为人民服务”的前面加上了“全心全意”4个字。

12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演说中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将“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到“出发点”的地位。

19454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致的开幕词中,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24日,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讲到我军的宗旨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因此,党的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指南。

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普选。一年后,人民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表决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人民的宪法明确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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