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4年第四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5-01-11
 

DANG  SHI  DAO  DU

 

党 史 导 读

 

2014.4(季刊)

 

本期要目

 

元帅朱德叶剑英惊人相似的人生经历

南昌起义中的朱德

朱德与国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朱德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兄弟们的恩怨情仇

慈祥长者朱德的20年中南海岁月

1951:朱德平生第一个“疗养假”如何休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称谓的演变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主办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目  录

 

人物春秋

元帅朱德叶剑英惊人相似的人生经历·················()

南昌起义中的朱德·································()

朱德与国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慈祥长者朱德的20年中南海岁月·····················()

 

党史解密

朱德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兄弟们的恩怨情仇·············()

1951:朱德平生第一个“疗养假”如何休··············()

揭秘朱德之女在纳粹集中营的悲惨生活···············()

 

史海钩沉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人物传略·········································()

 

小资料

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称谓的演变·······················()

 

工作动态

《真州史话》正式出版发行·························()

 

人物春秋

 

元帅朱德叶剑英惊人相似的人生经历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10位军事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朱德,时年69岁,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叶剑英,时年58岁。回顾这最前、最后两位元帅光辉而传奇的一生,人们不禁会为他们那些惊人相似的人生经历而感叹。

 

祖上都是“客家人”,都活到89岁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商人家庭,叶剑英的祖上是宋代南迁的“客家人”。

“客家人”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拥有财富的汉人,当北方少数民族欣起民族纷争、燃起战火时,这些人就举家迁往南方,以躲避战乱。

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零178天。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仪陇马鞍场李家湾一个佃农家庭,朱德的祖上也是“客家人”。明末清初,朱德的先祖又从广东韶关迁到四川。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零216天。

 

读的都是云南讲武堂,都曾经改名

叶剑英7岁时就被送进私塾读书,取名叶宜伟。尔后,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临近毕业时,成绩优秀并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的他与校长发生了冲撞,校长以扣发毕业证相威胁,要求叶剑英承认错误,叶剑英愤然离校。不久,他到南洋谋生,因谋生艰难,刚好云南讲武堂在此招生,1917年夏,20岁的叶剑英进入云南讲武堂炮科读书,并改名“剑英”。

朱德6岁入私塾读书,取名朱代珍。后来,他又接受新式学校教育,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一年后毕业,在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师。地方守旧势力认为朱德教体育课时,让学生穿短衣、短裤太伤风败俗,朱德只得离开学校,后去投考云南讲武堂。第一次考试,朱德没有考中,因为学校主要针对云南招生,外省的名额不多;第二次考试,他改名“朱德”,户籍填成“云南蒙自县”,最终被录取并进入云南讲武堂特别班。

朱德于1909年(23岁)入云南讲武堂,在校两年,1911年毕业;叶剑英于1917年(20岁)入学云南讲武堂,在校两年半,1919年毕业。他们在校期间奠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都先追随孙中山,后放弃高官厚禄加入共产党

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叶剑英追随孙中山,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1920年10月,孙中山组建的粤军打败了占据广州城的桂系军阀,当时,叶剑英在粤军副官处任职。

两广统一后,孙中山决定北伐。1921年10月,孙中山率领随从从广州出发巡视广西,叶剑英被选为孙中山的随行人员。返回广州后,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1924年初,叶剑英出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受廖仲恺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学校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从这时开始,叶剑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他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未果。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的叶剑英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任扩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很受蒋的器重,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到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并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的第四军里有许多共产党人,他们的政治思想比较活跃,这对叶剑英的影响很大,于是,他第二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而当时的国共关系正趋于恶化,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日趋反共。面对中共所处的严峻形势,中共有不少人脱党了、退却了,甚至变节了。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不过,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1909年冬,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秘密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与其他4个社团组成国民党时,朱德又随之转为国民党党员。他于讲武堂毕业后,就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北伐战争,从排长、营长、团长升到旅长。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高超,取得无数次胜利,所以被称为“护国名将”,威震滇军。但随着朱德思想的进步,以及对马列主义信仰的加深,他对军阀之间的混战越来越厌恶,最终决定放弃高官厚禄。

1922年5月,朱德离开四川来到上海,先后会见了孙中山与陈独秀。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表示敬佩,但又不同意孙中山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的革命,认为这样做没有出路。后在与陈独秀的会见中,朱德称赞中共救国的理想,并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陈独秀认为朱德是旧军队的军官,没有答应他的入党要求。于是,朱德辗转到国外寻求救国之路,后来,经中共旅德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和周恩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此为之奋斗终生。

 

建国后,两人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1959年4月,朱德担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他已有73岁高龄了。由于朱德德高望重,他又在1964年12月的第三届、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连任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前后共17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1966年7月7日开始,长达8年零6个月的时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朱德委员长实际上等于停职。不过,直至1976年他的生命终结,“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几乎成了1959年后朱德的代名词。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全国人大会议制度。因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人心所向,1978年3月,已81岁高龄的叶剑英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那时国家主席职务尚未恢复,人大委员长实际上还兼有国家主席的职责并行使部分职权。

从1979年2月到1982年12月,叶剑英共发布14号“委员长令”,公布了他主持制定的14个法律,还签署了12个人大常委会令。叶剑英在任职的5年里,对新时期法制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南昌起义中的朱德

 

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时,朱德巧妙借助自己与滇军的关系,力擎南昌起义大旗。那么,朱德和滇军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又是如何为南昌起义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的呢?

 

忠心赤胆,赴赣工作

从1909年朱德(1886-1976年,四川仪陇人,开国元帅)千里迢迢前往昆明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到任职滇军旅长、云南省敬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历时13年。这是朱德在滇军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13年,也是他与滇军同僚建立难以割舍之情谊的13年。

北伐战争胜利后,驻防江西特别是南昌一带的部队,正是滇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的第三、第九军等部,这些部队的主要将领朱培德、王均和金汉鼎及师一级将领杨池生、杨如轩等,都是朱德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及滇军中的平级同僚,其中朱德与朱培德更因“模范二朱”的因缘在滇军中享有盛名。有鉴于此,192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到南昌去,就是希望他能利用他与滇军的关系,开展党的工作。

其实,早在1926年8月,中共高层为了进一步考察已在国外入党但仍是“秘密党员”身份的朱德,就曾由陈独秀委派他赴川帮助改造老同学杨森的部队,使得杨森所部16个师、4个混成旅拥有7万之众改旗易帜。“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最终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了……”朱德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曾这样侃侃而谈。

朱德不仅充分展示了他的能力,更经受了他对党的忠诚考验。因而归国不久的朱德,遂被中共领导人看好,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高级将领通过此事也对他刮目相看、尊崇有加。

 

未雨绸缪,蓄积“火种”

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等职。

当时,在国内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日本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且留学过德国和苏联,学习吸收了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军事理论的朱德,对军事前沿理论了解之深、之广在全中国的“军界要员中”恐怕也算是凤毛麟角。朱德曾对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做过反复的比较。他根据我方自身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和指挥员。因此,在朱德的亲自主持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很快创办起来了,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领导。

与此同时,朱德还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在他培养的1600多名学员中,党员已经达到了几百人之多,这个军官教育团实际成了中共在南昌起义前夕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

对成功创办军官教育团,朱德曾引以为豪,因为军官教育团在几个月内,除了训练队伍之外,还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一大批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都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暗渡陈仓,筹备起义

1927年3月底,隐匿在朱德寓所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沬若,写了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该文章印发军中后,在南昌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对于老同学朱德诸如此类格外“亲近”革命的行为,主政南昌的实力派人物朱培德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年4月,在江西握有军政大权的朱培德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长。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压力下的朱培德不得不“欢送共产党”出赣。为保护朱德,朱培德也劝朱德暂离南昌避避风头。

1927年7月,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等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议后,于21日返回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而朱培德其实早已觉察到朱德同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研判出将有大事发生,但他不想为难老同学朱德,可也不想因此受到牵连,于是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把南昌的军政要务概由朱德处理。“暗渡陈仓”的朱德,于是又秘密掩护着领导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于27日陆续抵达南昌,直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于是,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于8月1日凌晨爆发了。

 

“内外兼修”,广结名将

朱德对外依靠自己与滇军关系来做党的工作,对内又依靠自己在滇军中的地位及影响力,为南昌起义中的周恩来、任弼时等提供了保护。

朱德还总是有意识地接近滇军实力派将领,一起吃饭、打麻将,起到穿针引线、密通情报的作用。例如,起义前的7月21日,他风尘仆仆地返回南昌,通过以前建立的各种关系,了解到了南昌城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兵力部署,精心绘制出南昌市区军事要点图,同时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老关系作掩护,秘密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就包括对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动员,以及暗中把教育团的枪支作了调配,尽量使枪支主要掌握在党团骨干和进步官兵手中,然后再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给学员安排了两次野外军事训练,进行侦察、搜索和通过复杂地形等演习,还组织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此外,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朱德出面租下江西大旅社,在那里设立指挥起义的大本营。

滇军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是朱培德的主力、起义军的劲敌。为拖住这两个团,前敌委员会指示朱德于7月31日晚宴请团长、团副们,用调虎离山之计控制他们,削减其部队战斗力。为此,当晚朱德就把敌军的一些主要上层军官“请”来赴宴,以麻痹敌人。在偶然得知起义军内有叛徒告密的紧急情况下,朱德立即赶往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使起义提前发动。将党赋予的工作安排妥当后,朱德随即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右手挥动着黑亮的驳壳枪,率领部队勇猛地杀向驻地周围的敌军……

 

朱德与国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未曾见面,协同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1897-1960年,安徽合肥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

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3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几天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886-1976年,四川仪陇人,开国元帅)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林彪、聂荣臻等,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

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并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

 

一见如故,生死相交

朱德初次和卫立煌见面是在1938年1月12日。那天,他二人由临汾同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朱德和卫立煌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处。朱德以他自己的经历,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事。这次谈话虽是一次旅途闲谈,但朱德那不平凡的谈话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脑海中,使他终生不能忘怀。

1938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副司令的身份,专程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拜年,并发表了长篇讲话。卫立煌的讲话充满激情,既有对过去内战的坦白自责,也有对抗战时局及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希望,还有对八路军诚恳的鼓励和褒奖,这使与会者很受鼓舞。

讲话结束后,由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卫立煌看了赞不绝口,请求朱德为他物色推荐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朱德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几十位进步青年就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参照八路军的样子,组建了战地工作团,成为当时国民党各战区中独树一帜的一道风景线。从这以后,朱德与卫立煌的友谊日益深厚,每次见面都会促膝长谈。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请求八路军掩护。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一天,不见卫立煌军队的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尔后,八路军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血战,使得日军寸步不能前进。这令卫立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

 

抵制摩擦,默契抗战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1939年1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员,这期间,他同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40年,为抵毁和打击在华北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蒋介石公然命令晋冀豫区的八路军撤出上党地区,交给国民党部队。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朱德和八路军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4月中旬,蒋介石命卫立煌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这引来了蒋介石的斥责,也让卫立煌陷入“两难”境地。

面对朱德这位兄长般的挚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残呢?无奈,他只好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谈判之初,为避蒋介石等顽固派所谓“近朱者赤”的谣言,两人并不见面,而是由各自的随员相互传话,交流看法和意见。

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他们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杯。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从未向八路军进攻。他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相聚北京,促进统一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朱德得此消息,欣喜异常,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他洗尘,并邀请了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夏天到了,朱德还安排他们到北戴河度假。所有这一切,使卫立煌十分感动。在卫立煌去世前的最后两天里,朱德一再去探视,他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慈祥长者朱德的20年中南海岁月

 

“伙夫头”进中南海仍保本色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时,作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1886-1976年,四川仪陇人),也住到了香山。同年夏天向中南海搬迁时,他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中心偏西处选中了一座院子,名为“含和堂”。他成了含和堂的主人,后来又住进永福堂。彭德怀迁进中南海后,朱德把院子让给了自己的这位老副手,搬到了乙楼。

在革命战争中,朱德就一直以艰苦朴素著称。上了井冈山后,他与战士穿同样的粗布衣、吃同样的伙食,并一起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一真实故事长久流传。正是靠这种精神感召,红军生活虽苦,大家都无怨言。当时陈毅前往上海,在向中央的汇报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鼎鼎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顶多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朱德进入中南海后,他的生活朴素也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中央机关刚进中南海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除了个别人外,几乎所有高级首长家里都还没有厨师,不自己开火。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饭,分大、中、小灶。只是有的人家习惯让服务员或警卫员把饭打回家吃,有的人家习惯在食堂吃,由于多数孩子喜欢热闹,所以大都在食堂吃饭。

当时,朱德一家和林伯渠、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秘书长伍云甫家在同一个小灶吃饭。据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回忆说:“当年在小灶吃饭,印象特别深的是凭券就餐,每人一券,一张餐券有烟盒大小。吃了一段时间后,朱老总就向食堂的管理人员提意见,说餐券没有必要搞那么大,一半都用不了,有1/4大就足够了。刚刚取得政权,国家底子很薄,能节省的就应该尽量节省。”

朱德提出意见后,隔了一段时间没见变化,就又向食堂的人员说起此事。有人奇怪,堂堂的全军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怎么还对这些小事那么认真?小灶的餐券才有多少人用?一年又能用多少?就算节省3/4又能省出多少呢?许多年后,伍绍祖回顾此事说,问题不在于节省出多少纸张,这里反映出朱德的一种品质、一种精神。

解放后,朱德仍经常想随便到群众中去走走谈谈,对设置重重警卫非常反感。他说过这样的话:“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呼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共产党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不过,由于体制方面的一些原因,朱德虽长叹却也难以扭转。

“文革”期间,首都卫生系统造反派跑到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想开所谓“批判朱德、钱信忠(时任卫生部长)大会”。没等召集,便有数千人在当年老民兵、老抗属带领下,手举扁担、锄头愤然而起,大声高呼:“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锅吃饭,怎么能打倒?钱部长好得很嘛!当初我们这儿大人小孩有病,都是钱部长看的。”造反派们见状,吓得抱头而逃。朱总司令等军队领导人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几十年后犹在民心,令人百感交集。

 

元帅也是中南海的“月光族”

1954年以前,由于中央实行供给制,领导人每月只有津贴费。这时,朱德就已经有一大家子人了,多数还是不在规定由公家“供给”的亲生子女之列的,只好靠有限的津贴费来供养他们。后来虽然实行了工资制,然而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除了工资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和地方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要高一些。1955年授了十大元帅,朱德排在第一,完全可以拿军队中的头等工资。但一向淡泊物质享受的朱德,却以自己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由,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当年,朱德和康克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700来元,虽说这在那时听起来是个很大的数目,可是在两位老人的开销外,再加上自家和亲戚家10多个孩子的吃、穿和上学的费用,还有房租、水电费、雇保姆、接济故乡困难亲戚等,就变得很紧张了。当时在朱德家担任管家的是警卫郭计祥。现在查一下当年的账本,朱德的每一笔开销都记在账里,包括孙子“铅笔二分”、“冰棍三分”等这些细小的花费,都一丝不苟地记上。许多年间,每月能余下几毛钱的情况是较多的,偶尔有余下几元钱的时候。郭计祥记得还有几次,他不得不向朱德和康克清发出警报:“出现赤字啦!”

朱德和康克清很喜爱孩子,除了照顾自己的一批孙辈外,平时也常到中南海幼儿园看望孩子们。许多上过中南海幼儿园的孩子,家中都存有和朱德夫妇的合影。他们夫妇还经常到外面的幼儿园小学校去看望孩子,并把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的孩子领到自己家来。例如在1950年代,刘伯承、周恩来的老警卫参谋龙飞虎等都不在北京工作,朱德夫妇经常在周末把他们在北京读书的儿子、女儿,接到自己家里弄吃弄喝,还陪着他们游玩。

朱德读过旧书,写毛笔字有一定基础,不过他练习书法却是在年事已高之年,此事在中南海内还颇有名气。世代文人墨客无不酷爱文房四宝,有的还以家里收藏古珍砚纸墨笔的多寡来论及雅俗。朱德虽然喜爱书法,却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笔墨纸砚,凡是他所用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宣纸一时紧缺,由于他每天都要练习书法,纸便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时,朱德发现写字台上读过的《参考资料》着墨时笔感很好,吸水性极强,而且一日两本货源充足。此后,他就开始在“大参考”上练习书法,并风趣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废纸上练习书法有两大好处:一是节省纸张,二是可以重温旧新闻。朱德的书法,还吸引了中南海里的一些秘书,他的诗词也广为人们传扬。

 

在中南海种的冬瓜上了课本

尽管戎马大半生,朱德始终保持生于山乡的劳动者本色。自幼长在江西农村的康克清,在这一点上也是琴瑟相契。他们对孙辈们人格德行培养,最初就侧重在热爱劳动上。

在中南海里,朱德和康克清自己动手种上了蔬菜和杂粮。当孙辈们长到一定的年纪,朱德、康克清就带领他们一起耕耘劳作,从翻地、播种,到锄草、浇水、掏粪、施肥,都无一遗漏地要他们参与。特别是那些脏活、累活,朱德和康克清一定不让工作人员代劳,亲自带着孙子们干。孙子们后来回忆说:“当时放学后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家的菜园浇水。这种从小养成的劳动习惯,使我们后来对参加劳动、吃苦受累感到很自然,根本不觉得什么。”朱德总是带领孙辈们在自家园子里劳作,还吸引了中南海里的其他孩子也到他们的园子里来帮忙。

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当年业余种点蔬菜的人不少,不过像朱德这样的“丰产”户却是少见的。由于精耕细作、照料得勤,他家种植的蔬菜和杂粮总是丰产丰收,除了自家享用一部分外,其余都送给了中南海西大灶食堂。食堂收到朱老总家送来的瓜菜,就堆在一起展览给来食堂就餐的人看。还有一个粗藤上结出一个75斤重的特大冬瓜,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里展览。这样,朱德在中南海里种的冬瓜,又像当年井冈山斗争中“朱德的扁担”一样,被写进了报道和课本里。

除了种植蔬菜,朱德还爱兰花。在含和堂时,他便有个小花房,里面摆满了各种花木,其中兰花的种类和盆数最多。他搬进中南海甲区乙楼后,大家帮他在家门前钉了排木架。朱德总是亲自为兰花浇水,侍弄得干干净净,每盆花还插个小木牌,写上花名和产地。每年6月前后,木架上就摆满了一排排绽放和含苞的兰花,引得在西楼院落里工作的干部们工作之余,常溜达到这儿来欣赏兰花。

朱德对兰花特别厚爱,据说他的这种特殊的感情,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的夫人伍若兰有关。1962年,76岁高龄的朱德重新登上井冈山,看望众乡亲后,又亲手挖了几株当地的兰花带回北京……

 

在中南海内被批“年老糊涂”

朱德是一个出身讲武堂的旧军人,后来却成为红军的创建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一起通称“朱毛”,成为革命力量的象征。毛泽东与朱德的合作,持续了为时20多年革命战争的整个始终。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等职。

1950年代后期,朱德像不再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不过他的威望仍很高,党内军内的同志都很尊重他。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他开始受到一些错误的批判,而且还多是纠缠从井冈山开始的一些历史上正常的意见分歧。朱德在当时党的几位副主席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因此被有的人在批判时说成“年老糊涂”。

然而,朱德在重大的问题上其实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如1958年搞“大炼钢铁”和“公社化”,朱德并不赞成。他从3岁起就上山拾柴,到地里捡麦穗和放羊,对于农村和农田太熟悉了,因此根本不相信从农村报上来的数字,想把“卫星”现象弄个水落石出。朱德先去广州,到农村后听见农民对办大食堂不满意,就直言对基层干部说:“食堂不好就解散嘛!”当时的省地级和公社干部听了这话都吓了一跳,谁也不敢照此去办。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朱德住在“359”号别墅里,几乎每天都有部下来拜望他,和当年的总司令叙叙旧。可是朱德无心和来者叙旧寒暄,一张口就是“大跃进”问题,不管谁来总是用他那慢条斯理的四川口音批评大炼钢铁和大食堂。没想到,这次会议由准备纠“左”突然变成反右,朱德是到会的中央常委中唯一公开表示不同意那些给彭德怀定性的人,发言时说彭的错误只不过是“骄傲”,结果在会场上被毛泽东批评为“隔靴挠痒”。

庐山会议后回到北京,在1928年上井冈山之际,由朱德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竟然在军队高级干部大会上用恶毒的语言,当面攻击挖苦自己过去的这位老上级,朱德也只是以冷笑置之。党内批发了对朱德的观点进行批判(随后又迅速收回),他也坦然置之。此后,朱德常去玉泉山居住,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贬的彭德怀,居住在附近一处叫吴家花园的农庄里。此时,吴家花园门庭冷落,人们唯恐不及地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只是朱德仍然经常去找彭德怀下棋。

 

“文革”初被“轰出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就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没有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标语布满北京街头。朱德一声不吭,让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则带着秘书、警卫到郊区玉泉山的别墅居住,离开漫天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见心不烦。

一天上午,朱德突然接到康克清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贴到了家门口,叫他赶快回去看看。朱德坐不住,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刷得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朱德看完大字报回到书房里,一看康克清正用忧虑的眼神看着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啦!”此后,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惊慌失措,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朱德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这里面有鬼呵。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德这话说完没两小时,一个紧急电话打到朱德的办公室,叫朱徳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就这样,83岁高龄的元帅被林彪“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广东。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天南地北的老帅们相逢在庐山。被历史抛到一边的老帅们虽说都是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上层的精神。他们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没有坐在中央会议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历史又一个转折点。

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场主持,这会是没法开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帅先一步回北京。这次朱德回北京就再不肯进中南海住,而是在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和女儿、孙子们才有了团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离世,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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