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5年第一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5-04-11
 

         DANG  SHI  DAO  DU

 

党 史 导 读

 

2015.1(季刊)

 

本期要目

 

刘少奇是如何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

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

国民党档案解密:二次“国大”曾积极营救被捕的刘少奇

1942:刘少奇如何穿越103道封锁线返回延安

“文革”中刘少奇为何被一“冤”到底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20年跌宕岁月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中共中央所在地变迁史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主办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目  录

 

人物春秋

刘少奇是如何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

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

 

党史解密

国民党档案解密:二次“国大”曾积极营救被捕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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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刘少奇如何穿越103道封锁线返回延安·········()

“文革”中刘少奇为何被一“冤”到底···············()

 

史海钩沉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20年跌宕岁月····················()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人物传略·········································()

 

小资料

中共中央所在地变迁史·····························()

 

工作动态

2015年党史方志工作要点···························()

 

人物春秋

 

刘少奇是如何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从现存文献看,从1936年长征结束到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东回到延安,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论党内问题时,涉及到对刘少奇的评价至少有四次——

1937年:毛泽东对刘少奇高度评价

第一次是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刘少奇深切感到,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特别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在白区的工作长期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

这次利用回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这一难得的机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再次阐述以上观点。然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并不接受刘少奇的观点,与会的多数来自白区战线的同志也不赞同,会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意见在会上一度占了上风。

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却深感刘少奇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带有全局性的,不仅在白区存在,在全党都严重存在着。仔细听了几天会议上的争论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对刘少奇个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中是异乎寻常的,在党的高层干部中留下深刻印象。

1938年:刘少奇指出王明等人错误

第二次是在1938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作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会议结束了自1937年底开始的长达数月之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混乱状况,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并初步开展了对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批评。

会上,刘少奇作了抗战以来北方局工作的报告,以及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并且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常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3份文件提交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还在会上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文件作了说明。在会议结束前所做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赞成刘少奇的意见,称赞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

1941年:刘少奇成为白区工作典范

第三次是在编辑《六大以来》和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六大以来》是我党系统编辑的第一部党的历史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工作,时间大约在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年底。

“九月会议”一共开了5次,分别是9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22日。这几次会议,“拉开了中国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的帷幕”。后来,写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提法,就是在这期间提出的。

在编辑《六大以来》和召开“九月会议”期间,还产生了毛泽东称之为“副产品”的两个重要文献,即毛泽东为“九月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历史草案》)和阅读了九篇文献后写的读书笔记(以下简称“九篇文章”)。在谈到19315月临时中央组成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是很好的、很老的群众领袖。”“九篇文章”写于《历史草案》之前,是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阅读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代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献后有感而发的读书笔记。

毛泽东在这组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少奇。在谈到白区工作时,他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

可见,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出自于毛泽东。当然,此提法也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党内高层干部的认同和响应。

1942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异乎寻常的关切

第四次是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途中。1942319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历经9个多月,穿越敌人130多道封锁线,行程3000里,于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对于刘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问题,毛泽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切,仅有关安全的电报就多达十几封,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09日,刘少奇尚在途中,到达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亲笔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7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还多次提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称赞说:“刘少奇的文章讲得很好。”

1943年元旦,即刘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盛大新年团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天,延安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活动欢迎刘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刘少奇回到延安后职务得到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始末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少奇是唯一代理过中共中央主席的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外出期间,他曾三次代理中央主席,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
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进驻东北问题上立下大功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电报,正式向党内宣布:“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此后直到1946年春,刘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宏观指导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可谓日理万机。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事务。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初步决定中共在广东、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实行让步,在陇海路以北则采取争取优势的方针。而对在东北如何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发展方针。从8月28日上午送别毛泽东后,刘少奇就密切关注着东北的形势,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立即出发,尽快控制东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之后,他不断督促山东和晋察冀、华中等方面迅速派部队向东北进军。
  在重庆谈判的同时,蒋介石秘密发布抗战前编印的《剿匪手册》,调运37个军共73个师将我解放区分割包围,企图夺取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美国的军舰、飞机也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为了与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担任与苏联谈判的特派员,试图在苏军撤出后迅速占领东北。
  这时东北的局势发展也让蒋介石直冒冷汗,中共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的部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开展工作。9月16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曾克林担任卫戍区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斯大林不希望让美英支持的蒋介石独占东北而对苏联构成威胁,希望中共能在东北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苏联飞机赶赴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进驻东北的详细情况。刘少奇敏锐地感觉到,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认为调整中共战略发展方针成为必要。他立即于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刘少奇指出:“东北是战略要地,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作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应该说,刘少奇对东北重要地位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政治上看,东北为我党所控制,就可以在那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使它与冀热辽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我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粉碎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阴谋,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从经济上看,东北地区工业发达,是我国重工业基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当时全国余粮最多的地区,它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能给解放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军事上看,东北是蒋介石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什么基础,无一兵一卒,其党和特务组织也很薄弱。此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而且中间又隔着我解放区。而我党则和东北人民有着密切联系,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东北人民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基础,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相连,胶东解放区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从海上运兵。正是因为这样,刘少奇又指出:“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支持和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斗争,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
  刘少奇当机立断,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等为成员的东北局,要求华北、华中立即抽调100名团级军事干部赶赴东北,并命令原准备南下支援王震南下支队的部队立即掉头北上东北。9月17日,刘少奇同朱德等联名发电报,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并在9月17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的党内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建立发展东北根据地;所谓“向南防御”是指收缩战线,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向南防御,是为了向北发展。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决策,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晋察冀(除冀东外)和绥远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胡宗南向我之进攻,对进攻之敌给予坚决打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省、绥远大部、山西北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调山东万兵力到冀东,调山东万兵力进入东北;调华东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10月11日,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11月中旬休养治疗,刘少奇于是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我军抢先进入东北,使蒋介石更加惊慌不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他运送了兵力到东北。11月1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随后展开对东北我军的大举进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这关键时刻,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大城市还是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是以主力同国民党决战还是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这是关系东北全局的大问题。刘少奇接连给东北局负责人发了三份电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放弃大城市,以主要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他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指出:“退出大城市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在11月22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中,将11月20日电报的内容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个字。
  12月24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指出:“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刘少奇还针对林彪在我军撤出大城市后眼睛还死盯着大城市的错误,指出:“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

要改变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所以,刘少奇早在1945年9月28日中央军委《关于夺取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中就指出:我发展东北绝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之后,在由他代党中央起草的12月24日的电报中,又强调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去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指出:“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刘少奇关于东北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只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就有胜利前途的科学预见,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历史证明,刘少奇不愧为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透析万物的本质,把握局势的发展方向。他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失时机地指挥了全党的军事斗争,为加快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赴苏访问期间,刘少奇第二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1949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于12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刘少奇才结束了第二次代理主席职务的经历。
  毛泽东访苏期间,刘少奇一方面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重大问题及时向毛泽东请示;另一方面,他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密切协调中央及各中央局、各省市之间的联系。他夙兴夜寐,忘我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在全党的一致努力下,保证了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刘少奇首先关注的是四野和二野在广西和四川方面的作战,关注西南、中南战事的进展。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胜利进军。12月8日,刘少奇致电林彪,指示陈赓所部在两广战役结束,休息10天至半个月后,即进军云南。第二天,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12月15日,刘少奇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强调: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意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以免引起混乱。
  四川解放后,刘少奇即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他针对当时拉萨上层正在进行的“西藏独立”活动,于1950年1月中旬指示外交部准备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该谈话于1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刘少奇的具体指挥下,全国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到195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负责主持土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经济各方面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根本的好转。而一切都离不开土改成功这个必备条件。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充分认识到继续进行土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为了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此充分交换意见。刘少奇吸取苏联方面的土改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拟定了建国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刘少奇就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同他进行电报往来,交换意见。并且,刘少奇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督促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长电指示,提出了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1950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则在1950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后来进行。”另外,刘少奇还明确指出:“必须规定并宣布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关系。即是说:在土地改革以前地主及旧式富农的土地,仍归地主及旧式富农所有,农民租种他们的土地在二五减租后仍应交租给他们,他们在依法实行二五减租后向农民收租仍是合法的。这种关系,在土地改革以前,即上述十三省在今年冬季以前、西南各省在1951年冬季以前确定地不变更,对生产是有好处的。”1月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征收公粮问题的指示,批评了某些地区对地主征粮过重的缺点,指出:“对地主征粮应比农民重一些,但不能将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须留一部分给地主,如此,推迟土改时间,才有理由,才可能推迟下去,否则,地主暂时保留土地,我们推迟土改时间,毫无实际意义。”
  2月12日,刘少奇又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17日,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关于新解放区土改工作的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发回电报,肯定了他的工作。在刘少奇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土改工作有序展开,各地纷纷掀起减租减息、肃清土匪、打击恶霸地主、建立农会、改造基层政权的运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同时进行,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1953年至1954年:毛泽东请假休息,刘少奇第三次代理中央主席
  195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也是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形成的惯例,每逢毛泽东因事不在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

在会上,刘少奇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则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主席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从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前,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及纠正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中的一些“左”倾偏向。
  此前,高岗曾借毛泽东休假的机会,暗中活动,希望主持中央工作。为找到“同盟者”,高岗还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活动,搞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又试图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批评过刘少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了高饶的盖子,称之为“一股地下水”。毛泽东提议:由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团结的决定。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刚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当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了中央工作情况,并派人将决议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修改。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做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受毛泽东的委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2月10日,刘少奇又带头向全会做了自我批评:“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在自我批评中,刘少奇除对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做了一次检讨和情况说明外,还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也做了检讨和说明。在自我批评的最后,刘少奇深刻剖析了自己缺点和所犯错误的教训,总结出至今仍颇有教益的一段话。他说:“从我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来看,最基本的教训,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随时注意集思广益,认真考虑别人的意见,认真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就更应该是这样。我们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中央到支部,都必须认真依靠和健全集体领导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工作真正成为集体智慧的领导,从而争取领导的经常正确性,并从而加强我们全党的团结。”他真诚地表示:“我愿意更多地和更好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习,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向同志们学习,以求不断地改善党所付托给我的工作。”在刘少奇的带头自我批评后,接着发言的40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经毛泽东认真修改过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这也成为全党一致的思想准则。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他们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担任了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之后,刘少奇开始参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1954年4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作为国家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出席各种外交礼仪。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他希望摆脱这些杂事的干扰,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在1956年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八大”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又说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与会人员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吹点“小风”。参加会议的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叔通和黄炎培真挚而恳切地提出: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动为好。
  5月5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陈、黄的来信,并提笔在信中作了多处批注。此外,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除赞同信中修改宪法的建议外,又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当天,毛泽东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阅看,并在写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毛泽东不国家主席,谁来接替合适呢?经过初步酝酿,国家主席人选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按照惯例,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1958年12月29日,朱德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议由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4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做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报告指出: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因为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且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他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l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对刘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表现,毛泽东非常满意,特别是对他出色的全面驾驭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赞赏有加。所以,毛泽东这次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适合”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对刘少奇放心。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在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家事务方面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和负责,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此之后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出的。
  在1962年1月至2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此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主要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进行,他曾戏称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隔6年,三届人大召开,他又连任国家主席,直至1969年11月12日,他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10年岁月,10年风雨,共和国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命途多舛的岁月,他正是在如此艰难而困惑的年代中,履行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职责。

受命于困难时期

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向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透露这样的信息,自己打算辞去主席职务,担任名誉主席。第二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谈起自己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同时,向二届人大推荐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大跃进”、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如日中天,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生产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棉、纱、布、糖等日用品,出现从未有过的短缺现象;基本建设发展过快,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直接后果,使农村大批青壮年流入城市,农业劳动力陡然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到1960年底,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二届人大传出他担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在他驱车回家时,他们列队欢迎,以表示祝贺的心情。可是,没想到,他的脸上竟没有挂出一丝笑容,只见他什么话也没说,一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他的办公室,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眉头紧皱,一直陷入长长的沉思之中。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大跃进”所出现的偏差,承认北戴河会议所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夸了海口”,并提出要降低指标,“压缩空气”,开始纠正“大跃进”所凸显出来的纰漏,即通常所说的“左”倾错误。可是,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所有的努力也只是“隔靴搔痒”,浮夸风和高指标继续流行。二届人大所定的钢和粮食的计划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刘少奇对这个高指标,就有保留意见。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指标,确定1959年下半年和今后四年的经济工作任务。7月2日至15日,即所谓庐山会议前期,与会者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以上议题畅所欲言,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摆情况,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看戏,会议气氛轻松愉快,故而与会者称之为“神仙会”。

刘少奇在参加华南、华中组讨论时,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大跃进”中“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是碰了钉子。碰了钉子,知道转弯儿,这是真正的聪明人。怎样转好这个弯子呢?他认为那就是要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说,这个综合平衡,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应该说,这样的见解颇有前瞻性,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见解,他本打算更深入地阐述,可是,以7月16日为转折点,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斗争,庐山会议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与会者大都三缄其口,再也不敢评说“大跃进”中的是非短长,唯恐沾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

刘少奇倒没有十分在意,也就是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当天,他还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儿。他甚至提出,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左”的话。

庐山会议的风向整个转变了,成为口径一致的反右。此时,他虽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怀,不得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把所谓反右倾向更大范围发展,而主张将批彭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他坚持认为,彭德怀信中所提的问题,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尽管庐山会议后,全党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倾思潮,他在国务院汇报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仍然赞成降低指标,并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时隔不久,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庐山会议没有就反“左”问题,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深自感叹。

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指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作者注)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教训很少。

痛心的家乡之行

庐山会议后,经济继续过热,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多次提出要“降温”,在做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毛泽东也承认自己“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对形势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乘着两辆越野吉普车,从长沙出发,开始他的长达44天的湖南乡村调查。越野车一前一后,时行时止,他不时地走下车,来到田间地头,怎么也看不到报纸上所宣传的红旗招展、人潮如海的景象,映入眼帘的竟是死水般的沉寂。离开家乡已经41年了,他本应有游子归乡的喜悦,可是,此刻的心头却如铅一般的沉重。信步走到田间,搓开一堆人粪,蹲下身瞅了瞅,从未舒展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沉地对身边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

这次调查,按照临行的构想,主要是搞清这样的问题: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已经实行的政策够不够;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政策。他调查的第一站是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刚来时,干部群众由于经历了过火的斗争,人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他对此尤为感慨,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

他走家串户,查看山林水塘,找干部群众谈心,问长问短,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同时也给他们透底交心,他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都好才行嘛!”他以真诚换来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消除了顾虑和抵触情绪,个个都愿意找他谈心,以至于在会上,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类的家长里短,都议论得沸沸扬扬。

“大跃进”中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公共食堂,群众议论中,最烦心的也莫过于公共食堂。刘少奇对此直言不讳,认为“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说着,他还扳着手指数起来,大办食堂有四大缺点:动用过多劳力种菜、砍柴;集中吃住,不利生产;大办食堂,肥料减少;食堂专烧硬柴,毁坏山林。他知道食堂问题已是关乎民生的焦点,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央调查组来湖南向他汇报时,他明确表示,在办食堂的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就要离开天华大队了,对这里的干部总得提点希望,他认为天华大队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带有普遍性,那就是缺乏民主作风,压制不同意见。他叮嘱这里的干部:“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们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

离开天华大队,5月3日,刘少奇驱车来到阔别40年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个大队有15个生产队,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有五分之一的人欠债。由于大办食堂,村里看不到一只鸡一头猪,原先茂密的林山,也被砍成光秃秃的瘌痢山。就是这样一个贫困的大队竟然也要搞什么“十大建筑”,放弃良田和鱼塘,还将45户农民的房屋拆掉,并把10多户农屋占为公用,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回家几天,他虽然找了一些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与干部群众接触的面毕竟有限。于是,他在自家老屋里,邀来农民和干部座谈。看着面黄肌瘦的乡亲父老,他动情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活跃,他不时地询问,也不时地插话。他让乡亲们与1957年比比看,是不是“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在谈到食堂时,他的态度更为恳切和坚定,“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座谈会开了半天了,大家意犹未尽,散会前,他一再要求乡亲们常去北京,向他反映真实的情况,他说:“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回北京前,他步行去距此不远的赵家冲,看望大姐刘振德。途中乡亲们看见了,尾随和簇拥着他,边走边聊,他又掌握了许多乡情民瘼。在大姐家,刘振德和女儿鲁新秀不遮不掩,告诉他每天的粮食定量,刘振德一天定量7两(16两1斤制——作者注),鲁新秀一天定量半斤。鲁新秀告诉舅舅,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有用米糠充饥,她说:“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振德干脆抱怨起来,“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家乡之行,给了他许多感性的体悟,“左”倾错误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直接的受害者,则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乡之行,刻骨铭心。农民的衣食温饱,他已感同身受,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这种情感的刺激,使他发自肺腑地喟叹:“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大胆的经济改革

家乡之行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大胆提出很多人避之都唯恐不及的问题:反“左”。他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显而易见,他有意将反“左”作为口号在全党形成共识,以避免再犯急躁盲动错误。

他不赞成把问题都归结为天灾所致,而赞成湖南农民的话,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人祸”就是“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对于那些仍把工作的缺点错误,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他批评道:“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对“左”倾错误造成的苦果,已是痛心疾首,以至于在讲话中多次触及这一敏感话题,他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他的警觉之言,已全然忘记了忌讳,须知路线错误非同一般,在党的历史上,凡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是没有不下台的。

这些话在高层干部中引起震荡和反响,大家都开始直面“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和困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年来违背客观规律,受到大的惩罚,那就是: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他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并且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北京会议后,也就是1961年7月,刘少奇又带领调查组,来到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调查林业生产的情况。在小兴安岭林场,他仰头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担忧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把它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与会者计7118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本来他有一个书面稿,并由中央政治局传阅通过,会上的讲话是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建议他:“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他对这几年的问题可谓是烂熟于胸,而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感到是迫在眉睫,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正是这种情绪的激励,他的讲话才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的估计,而是尖锐地提出:“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而困难的具体表现是: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

他的讲话如醍醐灌顶,句句话直透心底,给与会者以清醒的感觉,与会者屏声静气地听,因为,他批评的一些惯有的思维和提法,都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如:“左”比右好;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对群众、干部的“错误的过火的斗争”等等。他还对过多地开展运动,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在讲到三面红旗时,他婉转而贴切地提出了质疑: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20年以后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对“三面红旗”“作出结论”,指出,它“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已经到了非痛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刘少奇所说,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中央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三项措施: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刘少奇主张,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一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

到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他的思考也越发的深邃,筹划着经济改革的试点。他对薄一波说:经济区不能完全和行政区一致。经济要全国统一,通行无阻。成立汽车、拖拉机厂不如组织汽车、拖拉机总公司,飞机、造船都可以成立总公司。托拉斯是全国性的,全国设总公司,分公司负责几个省,它的任务由总公司分配,不由总公司管。他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等部门组织专业公司。他说:“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下,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吗?”不过多地干涉经济生产,“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后来,他更进一步地提出办总公司、办托拉斯的构想。企业让托拉斯去管,部只管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他的这一构想,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是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突破,而具体的付诸实施,则苦苦地等待了20多年,中国开始全面的经济改革的时候。

辞职于乱世之秋

从1961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基本完成。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2235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84亿元,比1957年的1241亿元增长59.9%;粮食总产量为3891亿斤,接近1957年的3900亿斤的水平;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高1倍多,比1963年增加83%。工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与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21.8%上升到37.3%;轻工业由26.1%上升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为30.4%。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生产发展,市场兴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们真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刘少奇功不可没。

可是,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阶级斗争的理念就像幽灵似的,一直纠缠不休,尤其是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已经公开化,而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使党政机关瘫痪,大中学校停课,“打倒”、“横扫”的风浪,一浪高一浪,全社会都进入无序的乱态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毫无精神准备,为维护稳定的局势,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并向毛泽东汇报,决定向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把运动限制在纪律和秩序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回到北京,对派出工作组极为不满。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起了阻碍群众、镇压群众的作用,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并以一种无奈的心情,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已经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而大字报中的一段话:“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段话确实是耐人寻味。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不满意于刘少奇等处于中央一线的领导,认为他们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右倾,“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不赞成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与毛泽东产生意见分歧。这一切,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产生了怀疑。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在一番长谈中,对接班人问题发出这样的感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与1959年推荐和介绍刘少奇作为自己接班人的那番热情相比,毛泽东的态度已是判若云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建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常委原为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会议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常委,常委排序也调整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而仅仅提及林彪为副主席。如此安排再明显不过了,刘少奇再也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了,而取代他的林彪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刘少奇是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他在会上一再检讨,承担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一直不理解,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在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时,毛泽东就断言刘少奇对这个决定“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面对广场上人潮如海、欢腾雀跃的青年学生,刘少奇淡淡地对伍修权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他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也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的“错误”加码,可是,林彪、江青等仍然鼓惑、煽动青年学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声浪便遍及北京以至全国。他很痛苦,曾对家人说:“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从维护整个大局的角度,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这个“最大的痛苦”。

运动之初,毛泽东也在很多场合,为刘少奇开脱,指出,“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可是,“文化大革命”已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毛泽东的话也于事无补。眼看调整后的国民经济形势将会深受影响,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辞职,以扭转目前乱哄哄的局面。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他没有被批准辞职,而实际上他的所有职务,早已是名实不副,因为,他早已远离中央决策层。而更令他痛心的是,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由江青、康生一伙炮制的《刘少奇罪证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从而酿成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冤案。次年11月12日,他在开封蒙冤逝世。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所有罪名,恢复名誉。5月17日,首都各界代表万余人集会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他蒙难时对夫人王光美说的话。历史确实是人民书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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