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5年第一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5-04-11
 

 

党史解密

 

 

国民党档案解密:二次“国大”曾积极营救被捕的刘少奇

 

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编号为汉15768的文件,记载了1926年1月,正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大”致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电文,要求他立即释放被捕的工运领袖刘少奇。而从电文的笔迹和文风上判断,这份电文应该是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国大”临时增加的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政府内担任高级职务。他们的许多活动,都尘封在国民党的档案资料中,后来,随着国民党的溃败,流转到台湾,收藏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上世纪90年代后,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开始对学界开放。在已经公开的约22万卷、共数千万页的档案中,就有大量中共高层领导人早期活动的珍贵文献资料,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大钊……

现存于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编号为汉15768的文件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1926年1月,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增加议题,通过了一份发给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电文,电文部分内容为:“长沙赵炎午(即赵恒惕)先生大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因回湘养病,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农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电复。”

值得一提的是,电文原件的末尾还有一段用毛笔勾去的文字:“先生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走(狗)……先生其公然摧残民众领袖以为帝国主义利用乎?……何去何从,幸善图之。”显然,电文起草人不愿过多地刺激赵恒惕。而从电文的笔迹和老辣的文风上判断,这份电文应该是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少奇回湘养病意外被捕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留学归国,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来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那时,湖南已经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立三等一批共产党人。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人生中的第一次交集。

到了湖南后,刘少奇运用在莫斯科学到的知识,大刀阔斧地发动工人运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他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各种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即,他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组织了五卅工人运动。帝国主义势力对工人展开了血腥镇压,刘少奇临危不惧,领导工人坚持抵抗。可是不久,由于操劳过度,他患上肺结核,被迫回长沙治病。

在长沙,刘少奇借住在位于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这里距离湘雅医院不远,看病很方便。该书社是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7月创办的,主要经营进步书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联络的地点。然而,刘少奇不知道,此时的湖南军阀赵恒惕已接到他回长沙的密报。赵恒惕担心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回到湖南后,会再次组织工农运动和学潮,便派出密探四处侦查,终于查清了刘少奇的落脚点。1925年12月16日下午,赵恒惕派出的爪牙来到文化书社,抓捕了刘少奇。

刘少奇被捕第二天,长沙《大公报》便顶住压力,报道了这则消息。消息传出后,各界纷纷要求赵恒惕立即释放刘少奇。在湖南省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出营救的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各界地方工会、全国各地农民协会,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长沙发电报,谴责赵恒惕。国民党要员汪精卫、谭延闿等,分别致电赵恒惕,对此事表示关注。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也临时决定致电赵恒惕,于是,身为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电文,呼吁各界努力营救刘少奇。

赵恒惕骑虎难下最终妥协

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六哥刘云庭拜访了时任湖南省禁烟局长的洪赓扬和湖南省政府会计杨剑雄,请他们出面营救刘少奇。洪赓扬、杨剑雄与刘少奇是宁乡老乡,自幼相识,相互之间非常要好。杨剑雄是赵恒惕的外甥,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愿意帮忙。财力雄厚的洪赓扬则立即派人到监狱打点看守人员,以免刘少奇在里面受苦。此外,洪赓扬还给两位宁乡老乡——赵恒惕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叶开鑫和贺耀祖,又是送礼又是请客,请他们出面说情。最终,叶、贺两人及杨剑雄都在保释书上签了字,并送呈赵恒惕。

此时的赵恒惕正骑虎难下,他没想到,逮捕刘少奇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而这份担保书,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解放后,杨剑雄曾回忆说:“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赵问)‘叶竞秋(即叶开鑫)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4字。”

被关了42天的刘少奇出狱后,立即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林伟民病重,不能坚持工作,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便决定让刘少奇到广州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工作,同时直接领导湘、鄂、赣、皖、豫、川等省的工人运动。1926年底,湘、鄂、赣等省的工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反帝罢工运动此起彼伏。1927年,在刘少奇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之下 ,英国当局被迫交出了霸占60多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1942年:刘少奇如何穿越103道封锁线返回延安

 

尊重和信任每位护送人员

1939年9月15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由延安出发,奔赴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各部队驻地。他在华中工作了两年4个月之后,又奉命从苏北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2年3月18日晚,刘少奇和随行人员都换下了灰色的军装。刘少奇化装成老板,警卫班战士都化装成跟班、马夫。一切准备好后,一行人于19日上午10时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

刘少奇一行返回延安,一路上都是由各地方党政军组织派武装和向导一站接一站护送。一次,刘少奇一行在山东分局人员护送下,进入鲁西敌占区后的一天夜里,漆黑的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庄稼地里浸满了水,路上的沟渠又多,一行人只好摸索着前进,准备在天亮以前走出敌占区。但由于向导迷失了方向,走了好久,还没有转出这块地方。护送的武工队队长十分担心刘少奇的安全,着急地说:“怎么搞的?这么半天还没走出去!”

刘少奇听见有人抱怨,就走过来对大家说:“你们不要抱怨向导同志,他负着很重的责任,找不到路,已经很着急,不要去搅乱他的信心,要让他冷静地慢慢想办法。”他又安慰向导:“不要着急,这一带地方你很熟,仔细想想,会摸清方向,会找出路来的。”向导在刘少奇的安慰、鼓励下,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把大家顺利地带进抗日游击区。

随刘少奇回延安的同志后来回忆说:“的确,自从和少奇同志行军以来,无论遇到了什么意外,从未见他着急过,忧愁过……他常常教导我们:‘护送我们的同志,他们既了解情况,又和当地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做出的。我们只有听从他们的安排,要我们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你如果提出不同意见,或表示怀疑,那就很容易动摇他们的决心,这样反倒容易把事情办坏。如果万一他们布置有错误,那也必须在一定的场合,作为经验教训,适当地提出。’少奇同志就是这样信任和尊重同志。”

“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1942年11月,刘少奇一行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出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白晋铁路和白晋公路,到了太岳军区司令部。从太岳区到晋西北,中间有100多公里宽的大平川。这里是敌占区,日军沿着同蒲铁路、汾河和太汾公路,布置了异常复杂的3道封锁线,来分割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越过这样的大平川,只能黑夜行动,但是100多公里路,一个夜晚无论如何走不过去的。因此,平遥县武工队在敌占区布下两个地下联络点:大良庄和上贤庄。

一天,刘少奇一行在傍晚从山区下到大平川,从平遥城北五里地的一个口子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当夜行军上百里,黎明前抵达预先安排好的联络点大良庄隐蔽下来。这次护送的是平遥县委书记和当地武工队。县委书记预先和晋西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山联系好,要他派些部队来接刘少奇一行,并派联络参谋到太汾公路离上贤庄5里的一座古庙里联系。

晚上,刘少奇一行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行进到预定联系地点上贤庄古庙,等候三分区联络参谋到来。可是,一直等到半夜,仍不见一人影。县委书记发了愁,不知道三分区的部队是否按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如果军队按预定部署到达,我们在这儿继续等下去,反而会暴露目标,这儿又是敌占区中心地区;如果冒冒失失地过路,万一三分区因临时情况,没能派出部队来,又将要冒极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书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和请示。

刘少奇对县委书记说:“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下决心。”“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预定的步骤行动好一些。可以回大良庄去,现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讲到这里,他略停了一下,又说:“你只把我的意见作为参考,不要动摇你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当夜,刘少奇一行返回了大良庄。第二天又去侦察,没发现什么动静。刘少奇决定当夜即过太汾公路。第二天拂晓,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和杨秀山率领的部队会合了。杨秀山向刘少奇汇报说:“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名敌军在上贤庄埋伏了一夜,他们谣传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第二天拂晓就撤走了。”刘少奇听了后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捉迷藏,敌人总是要输的!”

在寒冬跋山涉水夜行军

刘少奇一行进入晋西北地区时,已是12月了,这里山高风大,满是冰雪,也是回到延安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日军为分割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联络,战车和坦克昼夜不停地轮流在交离公路上巡逻。因此,刘少奇一行要回到延安,还得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跋山涉水夜行军。三分区和地委的同志担心刘少奇的身体抵不住这样的严寒。对此,刘少奇说:“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部队和群众,不都是常常夜间活动吗?你们都能顶得住,我为什么不能克服这点困难呢?”

在交离公路西侧的大平川地,需要从夹着冰雪的河流中蹚过去。刘少奇坚决不骑马,把棉袍下襟捆在腰间,脱掉鞋袜,卷起裤腿,蹚过河去。进入了高寒山区后,迎面吹来的北风,每个人的眉毛上和男同志的胡须上都结了冰珠子;爬山时不断流出的热汗湿透了衣服,被冷风一吹,变得像玻璃一样,一走动就哗啦哗啦地响。

在高寒山区夜行军,人人都十分难受,但刘少奇仍像往常一样,兴趣盎然地给大家讲故事。他说:“前面那座很高的山,就是吕梁山,山上有个人祖庙,我也上去过。庙中有历代的碑记,说人类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源的……那当然是一种传说,你们将来有机会也可以上去看看。”大家被这新鲜的故事所吸引,都忘却了寒冷、饥饿,一边听着一边鼓着劲走,就这样过了高寒山区。

12月30日,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刘少奇一行安全回到延安。

 

“文革”中刘少奇为何被一“冤”到底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刘主席”的称号甚至与“毛主席”并排出现。但在“文革”初期,毛、刘却发生分歧,此后,刘少奇莫名其妙地不断受到打击、迫害,最终被一“冤”到底、客死他乡。那么,这其中到底都有何“隐情”呢?

毛、刘本是“最亲密战友”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大量著作,贡献突出。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在这期间,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每当毛泽东外出时,刘少奇便被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的工作能力不被毛肯定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

当时,刘少奇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于是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是犯了右倾错误的。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议(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小平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议),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并坚持让刘少奇作检查,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两人之间也有较大分歧。总之,毛泽东认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中央也会出现修正主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被迫违心作检查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南方休养,留刘、邓两人在京主持工作,负责“文化大革命”。6月,清华大学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迫于无奈,他和邓小平乘飞机亲自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则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会议决定林彪为接班人。

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于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他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

为大局决定辞去主席一职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部分大字报上了街。1967年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召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突然找刘少奇谈话。到了毛泽东处,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而是说:“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要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来,接受批判。果然,没过几天,刘少奇的家再次遭受冲击,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接着,造反派扯断了刘少奇家中的电话线,红机子的声音再也没有悠扬地响起过。

国家主席被迫做“喷气式”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命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

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在庄重的中南海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遭到这种侮辱性对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顾一切,挣脱造反派的手,扑向刘少奇,刘少奇也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与王光美的手紧紧地握住,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他们传递友情、温情和鼓励的手,终于被暴力分开。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刘少奇以沉默反抗现实

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刘少奇病得越来越重,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地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还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刘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医生过来用常用药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防止刘少奇死掉。为了维持刘少奇的生命,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刘少奇虽然没有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也没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残忍地折磨,使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难忍,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对刘少奇来说,他要活着看到事实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但他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是轰然雷击——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是在他70岁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日期是10月31日)。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出来,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到40℃。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得不到及时治疗含冤离世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有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当天晚上7点多钟,光着身子的刘少奇——他原来的衣服烂了没有人补、脏了也没人换,干脆给扔了——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由于刘少奇在担架上没穿衣服,到开封的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烧39℃,呕吐厉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人也不准留,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去看了看,然后向当地负责人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虽不能确诊是否是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两眼瞳光反应消失。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知,5分钟后,即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闻讯后,火速从北京赶往开封,直奔老首长身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15日深夜12点,六七人把头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拖到一辆吉普车上,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车厢装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

火化场已得到通知,20多名军人在火化场外实行戒严。吉普车到达后,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与此同时,他生前在开封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住址:   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没有亲人的哭声,没有白花黑纱,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史海钩沉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20年跌宕岁月

 

从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卷起,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然而刘少奇进入中南海后,开始居住的仅是一幢年久失修、十分破旧的旧式房子。后来,才被分配了好一点的房子,成为毛泽东的近邻。只是没有想到,刘少奇20年的中南海岁月,是那样的跌宕起伏、令人心酸……

为省煤一星期只洗一两次澡

1949年进入中南海后,刘少奇开始居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3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这里因年久未修都已十分破旧,而且由于房间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扩建一下以适应办公需要,刘少奇却始终没有答应。

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在丰泽园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使他成了毛泽东的近邻。这座房子,是居仁堂一组建筑中的一座两进小院,住宅被称为“福禄居”。不过据毛泽东的老秘书胡乔木回忆,毛、刘两人虽然结识很早(在1922年),然而私人交往却始终不多。进入中南海后不久,虽然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近邻,但两人除了在工作上特别是召开会议时需要碰面外,个人交往仍很少。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在中南海居住了20年,直至去世前在病危情况下被送到河南。他在中南海工作时给周围工作人员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是工作要求严格,二是生活朴素,教育子女也很严。

搬进福禄居后,刘少奇的上房作为办公室和卧室。他的办公室很简单,只有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没有地毯,更没有什么可供欣赏之类的摆设。这座中国旧式平房保暖性很差,在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西面的一堵墙就有4个大窗户,到了冬天,刮起西北风后窗帘便会像波浪一样飘动。烧了暖气室内温度也不高,刘少奇办公时还要穿棉鞋。到夏天太阳西照,屋里又特别热,既无空调也没有电扇,他有时只穿一件背心办公还满头大汗。后来随着国家经济条件改善,中南海办公室普遍添置了电风扇,室内多少还好过些。

如果再看一下刘少奇的卧室,家具也简单,除了床和书架以外,只有两张凳子,如有四五人进去就显得拥挤,还无处可坐。有时夜间来人有急事相商,就直接引到卧室,人多时便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站着谈。那一代领导人全部精力都用于尽快将国家建设好,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办公地点、条件、形式从来都不讲究。

1952年以前,中南海的生活设施还很简陋。刘少奇每天喝开水,都由警卫在煤球炉上烧。他的洗澡用水,也由一个很旧很小的锅炉提供,为了节省煤一星期只洗一两次澡。

王光美是“烩饭厨师”

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总有一些亲属来京设法谋事。那时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想安置一人只需一句话。不过刘少奇在这方面却很严格,1959年国庆期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参加的有夫人王光美,还有几位孩子和亲戚。针对本家和亲戚有的不想当农民而想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而要进城、有的想要点东西等,不给办还有埋怨,刘少奇耐心地做了思想工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大家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意见。

应该说,刘少奇不仅对亲属和其他人进行言教,而且自己还做好身教。他全家人的吃穿都十分俭朴,这在当时的中南海内传为佳话。

刘少奇家里人口较多,经济条件不算好,但他本人身为党的第二把手、人大委员长,后来又是国家主席,公家应该是完全能够保障的。但是刘少奇除了出国和接见外宾外,平时穿的都是普通布衣,有的由于年久都洗褪了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他吃饭更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菜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12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的休息,刘少奇叫王光美做饭,所以工作人员开玩笑地称王光美是“烩饭厨师”。

实行工资制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600元,进入1960年代后中央领导带头减工资,便剩下500多元。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虽不算少,然而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扣除,开销就很吃紧。厨师郝苗曾反映说,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家里生活,就要超标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

从刘少奇家的开支看,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起先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此外,刘少奇还要用自己的工资接济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1950年代,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出版《毛泽东选集》,有较多的稿费,虽然从不乱用却毕竟可以用于接济亲友,刘少奇等人还没有稿费。1962年以后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虽然数目上千万册,不过此时国内已经开始“反修”,对领取稿费这一形式发出种种非议,刘少奇就没有领稿费。

对于家中房租和水电费这类小事,刘少奇都很注意。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经过重新测算,把一些原来可定为办公房屋的面积算为私用,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

主席的孩子穿的却是破衣服

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普遍有夜餐费、出差补助费,于是有人提出,刘少奇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也没有夜餐费,这是不合理的。卫士长却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身边有的工作人员提议:“像这些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经与警卫局主管刘少奇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开始后,也没有向刘少奇汇报。

不过,这件事后来还是被刘少奇知道了。起因是1962年夏季中央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泽东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泽东便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生活比较困难,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接着,毛泽东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关心,在中央的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刘少奇才知道有补助一事。

听到这事后,刘少奇回到家就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光美说,“我不知道。”刘少奇马上吩咐查一查,结果到卫士组一问,大家才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人夜餐费……”王光美问清楚后马上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马上把秘书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一方面家庭经济开支确实困难,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孩子们艰苦朴素的作风,刘少奇家的孩子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位大一些的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却也买不起。孩子的衣服,也是小的捡大的剩下来的穿。1960年代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中国主席家里的孩子们。当时中央也要求让领导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然而家里的老外婆却因此发愁,因为孩子们的衣服裤子大都有补丁,最后还是在口子上缀小花掩盖破绽。

当时刘少奇年纪较小的孩子上学离家不算很远,为了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家长却要求孩子们在学校食宿。直至每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3位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就提出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同院的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上四年级以后的孩子,不再乘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让他们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乘公共汽车上学。对那一代中央领导人来说,派公车送子女上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刘少奇火速被林彪取代

在中南海居住的岁月里,刘少奇在工作忙碌之中,政治上也同党最高领袖毛泽东开始产生了一些分歧。

全国解放之初,刘少奇曾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不要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农村工作中,他曾提出应该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不要忙于搞集体生产。这些言论开始引起了党内的不同意见,不过尚未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大跃进”造成严重恶果后,主持一些具体工作的刘少奇在党内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左”的错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直言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后中央领导人内的分歧日益加深,并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刚开始,毛泽东的判断是“根子在上面”,刘少奇起初也表示赞同。从1964年起,王光美下农村参加搞“四清”运动,每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196472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又说:“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此时刘少奇绝没有想到,后来“追到中央”竟追到了他自己头上。

19651月制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毛泽东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刘少奇的见解又发生分歧。党的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最严重的后果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不信任的态度,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泽东于19668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同年1025日,毛泽东在中财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12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也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就在196684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时,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改开小组会,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集中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时叶剑英讲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突然说了一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当时“在座”的都是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说这里面就有“牛鬼蛇神”,明显把一些人当成打倒对象。

第二天,毛泽东在《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旁边写了一张异乎寻常的“大字报”(其实这是用铅笔写的小字文章,也未张贴),题目就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的话明显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这天下午,刘少奇便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

8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刘少奇随后知道了“炮打司令部”一事后,也就明白了矛头所指,从此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也就在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第二天,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从此被确立为接班人。

举手跟着喊“打倒刘少奇”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在党内遭到批判。全会结束后,刘少奇过去负责的工作有人接替,他虽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只能闭门思过,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常委也就是挂名。此后,他不断遭受造反派的批斗冲击。

196785日,即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给了刘少奇致命“一炮”一周年,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在这种恶浪冲击下,中南海也一时人声鼎沸。中南海的批斗会分3处,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住的院子里举行,3位夫人陪斗。

在这次充满狂热气氛而毫无理性可言的批斗会上,刘少奇尽力挺直身躯,不肯低头。一些人便用小红书拍打他,用力拧他的手臂,迫使他弯腰屈膝。他每一次高声答辩,都被口号声所打断。突然,会场上喊起了打倒十几位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问道:“为什么不跟着喊?”刘少奇面容严峻地答道:“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人!”随后,当全场高呼“打倒刘少奇”时,他自己也举手跟着喊了一声,以此表示“就打倒我一人”的意愿。

刘少奇在批斗会结束后,忍着伤痛疲惫不堪地回到办公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这次批斗后,王光美首先被关押(后来被送到秦城监狱达10年),刘少奇也单独被囚禁在院子里,孩子们则被赶出中南海。

196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910月间,刘少奇在病危时因战备疏散被送到河南开封,随即不幸去世。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余益汉为新四军作向导

 

1940年6月,驻移居的新四军苏皖支队奉命东移支援郭村保卫战。从移居到江都有近二百里路,新四军指战员对路途和地形不熟悉。为了避免和日寇发生正面冲突,影响行军速度,决定找一人带路。正巧,陶勇司令员所住的那户人家,有一位17岁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头,名叫余益汉。陶司令知道他挺机灵的,对扬州西北乡一带的路比较熟悉,便请他为部队带路。

部队决定晚上出发。当晚,在余益汉的带领下,新四军连夜马不停蹄,抄近路,走小道,第二天清晨到达杨庙附近隐蔽休息。等到晚上,部队绕过了扬州城,顺利到达大运河边,在附近找了几条小船,凌晨时分顺利渡过运河。余益汉顺利完成了带路任务。

 

陈登惠掷砖报警

 

1941年2月13日,天气特别寒冷,下着鹅毛大雪。一大早,陈登惠在家门口扫雪,扫着扫着,突然看见一群日寇从街南头扑过来。这时,月塘区区委书记陈少景还在屋里与区里人开会。她想跑回家去报信,怕引起敌人怀疑,想喊又怕敌人听到。她急中生智,赶忙拾起一块砖头向窗户掷去,“哗”玻璃碎了,开会的人一惊,抬头向窗外一看,日寇已经进街,大家迅速从后门转移。陈家的后院是刘家,陈少景一班人穿过刘家堂屋转到街后,出了月塘街,安全转移了。日寇连开会的人影都没有看到。最后,把陈家藏在床铺下的白布、瓷碗等一些商品抢走了。

 

项桂珍智救周乡长

 

1941年4月,仪征县城的日寇、伪军在谢集及十二里岔建立据点,日寇、伪军不断到月塘、曹集等地“扫荡”。就在这个月的一天中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曹集乡乡长周竹贤,把保管的公粮晒好,正准备吃中饭,忽然听到妻子喊:“鬼子来了!”周竹贤调头一看,一帮日寇和伪军离他已经很近了,他知道回自己家肯定躲不过去,立即跑进附近的曹兰家,又穿过曹家后门,进了赵声家。这时日寇、伪军已围了上来。在这紧要关头,赵声家的二媳妇项桂珍毫不犹豫地打开房 门,把周乡长藏到她的房里。敌人挨家逐户搜查,又把群众集中到碾场上,叫群众交出周竹贤。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周竹贤跑了,我们拿什么交。”敌人没有抓到周竹贤,只好把他的妻子抓走。日寇和伪军很狡猾,走不多远又转回来。项桂珍出门一看,赶快拦住周竹贤说:“不能走,鬼子又回来了。”她又连忙把周竹贤藏到一间厢房里,自己转身回到堂屋。日寇、伪军进了她家,要她交人。项桂珍说:“我家没有人来,交什么人?”敌人东张张、西望望,没发现什么就走了。项桂珍勇敢掩护周乡长在当地传为佳话。

 

人物传略

 

赵  坚

 

坚(18751956),原名赵有干治平,江苏仪征人。幼时境贫寒靠借债上读书十三四岁便开始务20 后,合县一家铺庄当,后在龙河集一家记账坚生农村,深知农民不识字痛苦毅然辞去粮行的工作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变卖了名下的家产,还承受斗稻谷高额,向人借贷100 块大洋创建茶篷小学。学办起来后,他自任教师,教学、

五四化运动的影响,大胆除封建陈规陋习,自按农村农业民的急进行教学,将农村实用应用文教学的重点,还开设算术、唱歌和体育课程。教学方法也由私塾式照本领读改为一、二三理解。他还提倡能者为师,鼓励高学生教学生,培养学生的自强性格。他提倡男女连四肢残疾孩子也收到学来,正做到了教无。为得起,他生进律免杂费乃至书籍簿鸡蛋体育课教学生自己做毽绳子跳,坚不但教学生农村实用知识,还传授春播夏种冬藏。他在自家里划出一块实验田,教学生栽桑蚕抽丝,以弥补办学经的不

民国26 年(1937 年)12 月,日侵略军侵占仪征地区,茶篷小学遭到重创。国,民族恨激坚的义愤。他国出。民国27 年(1938 年)天,年的学生放天、杨再兴南寻找新四按新四首长仪征方知识分子和年学生,组织“仪征年团”。年逾花甲坚坚决要求参加青抗团”,将茶篷小学青抗团”动的坚不自己参加青抗团”,还动自己的学生亲人参加青抗团”。茶篷年教师自己侄儿寿珍都参加了“青抗团”,此走革命道路。他为表达抗战的坚定,又自己的名字赵治平坚。

民国28 年(1939 年),中共苏委派遣华春木、顾等人密来仪征了解情况联络爱国人,为新四从江南北仪征地区根据准备。放天将赵介绍给华春木等人。产党的干部通过长时交谈到教鼓舞热情更

民国29 年(1940 年)月,以陶司令新四在仪征月带取得了“反摩擦胜利,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垮台,中共领导的县抗日民主政府即将成立。中共仪征县委在月塘曹集召开县参议会,各界代表100 多人出席,会议作出成立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并一致选举赵坚为县参议长。1940 年秋,仪征县农民抗日协会在移居附近的昭贤寺召开,赵坚又被推选为县农抗会理事长,不久,又担任县公学庙产管理委员会主任。赵坚不顾个人安危,除到根据地各乡的寺庙、学校之外,还找接近敌占区的统战对象,落实敌占区庙产、校产租税征收事宜,他只用个月时间,就清理了陈欠,收到大部分新缴租、税,增加了抗日民主政府和财政收入。

民国30年(1941年)1月, 赵坚当选为津浦路东参议会副参议长。赵坚驻会工作, 直到民国34年(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赵坚已经70岁。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下“和平”的伪装,于民国35年(1946年夏),大举向我淮南解放区发动进攻。7月中旬,淮南党政领导机关北撤。组织上考虑赵坚年事已高,难以适应长途行军作战,便决定他留下来。他服从组织决定,要三儿子赵镇元、二孙子赵绪等随部队北撤,自己到月塘砖井村,在群众掩护下办了一所小学堂,继续当二三十位学老师学中,赵坚经常给生讲抗日事,进行国主义教育,并自编歌词上地歌曲调生演唱

1948年下年,仪征解放区恢复后,赵坚阔别多年的茶篷老家,在乡亲们护下到茶篷小学教书,和师生们起迎接仪征的解放。解放以,年事已高的赵坚仍然担任茶篷小学校长。他壮心不已,立为新的人民政工作,然而毕竟力不从,不不于1954正式退休1956去世81岁。

 

孙笑源

 

笑源1909.91975.10),原名屈伸笑原江苏省涟水人,1909 年出于一个地主家庭读私塾11 岁进县国民小学读书 17 岁到南京私立中学就后因阀混学,21 岁时到上海远东大学读预科,一年后转入上院法律专业。在校读书期间,孙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接到进步思想影响,“”和上“一二”事生后,他曾几次参加大学生请愿团到南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政府抗日。

大学毕业后,孙乡,合伙办工。抗日战争,他对国民党不抗政怀着愿做亡情感投身抗日争,民国29 年(1940 年)月任淮地区员公署司法科科员,涟水灰墩区任司法股长,民国31 年(1942 年)调涟水县政府任司法科长,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4 年(1945 年)月抗日争胜利,他先后涟水县政府党组成员和高沟兵站站长。民国35 年(1946 年)国民党发动战,孙随县委、县政府人员北撤至山东,民国37 年(1948 年)奉命南下恢复解放区,先后担任宿迁县政府司法科长和淮阴专法院审判员。1949 1950 月,孙先后北人民法院审判员和审判组组长。当时正值新中国立之,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仍十分猖獗。为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巩固的人民民主政,作为审判组长的孙笑源,日夜辛劳连续作战,审判案件,以致肺结核病复发,治疗休养四年多,直到1954 年年底才江苏省人民法院工作,任刑法和民长,以办公副主任等1960 年年12 月,他服从组织决定,开长工作的司法岗位,从省城调到仪征从事地行政工作, 任中共仪征县委人小组副组长,1961 月任仪征县人委会副县长,1966 月任政协仪征县委员会副主席,直到1971 离休。孙笑源幼过继给伯父子,伯父家有千亩土地,当地的大地主,能背叛本阶级,从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名无阶级革命,长司法线上,用自己所学法律知识革命战争和会主义建设1960 年年笑源调仪征工作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他除分管文教卫生,还责精简下放工作,体质较差然严格自己,不搞特殊群众一,并出成分管的工作任到仪征部群众的好评

 

小资料

 

中共中央所在地变迁史

 

上海是中共的发祥地:19217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3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

武汉是第二个驻扎地: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攻占武汉;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中共中央迁回上海:19274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19278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9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

江西瑞金是第三个驻扎地:1931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首府。

中共中央随军长征:1933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大兵压境,革命形势空前严峻。193310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随军踏上了为期两年之久的长征道路。在长征中,中共中央于19351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长征结束“落户”陕北:193510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开始“落户”陕北,长达13年之久。1935117日,转战万里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时属安定县,今子长县),刚刚站稳脚跟,便于1217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革命胜利前夕迁至西柏坡:19483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同年526日,毛泽东从阜平县城南庄来到西柏坡。至此,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北京成中共中央的永久驻地: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至325日全部迁往北平(北京)。1949年秋,北平改名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工作动态

 

2015年党史方志工作要点

 

2015,市委党史办将按照上级党史、地方志部门的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认真开展各项工作,更好地发挥党史和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将党史、地方志工作与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紧密结合。

1.精心谋划党史三卷本编撰工作

按照省党史工委的部署,先行启动党史大事记编撰、历次党代会汇编等工作,收集查阅有关党史资料,启动对已征编资料的研究、整理、挖掘工作,为党史三卷本编撰打好基础。

2.深入推进地情资料的征编和读用工作

加大地情资料的征编力度,及时保存仪征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并将之形成文字资料,以方便研究挖掘。同时注重引导社会各界对已出版的《仪征市志》(1988~2006)、《道光·重修仪征县志》点校本、《真州史话》等地情书籍的阅读、使用,发挥地方志书在资政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

3.完成《中国运河志·城镇卷》相关章节编纂任务

按照扬州市方志办的工作部署,与十二圩办事处、真州镇、新城镇等单位通力协作,争取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中国运河志·城镇卷》中《仪扬运河城镇》章节内容的编纂工作。

4.按照序时进度编纂《仪征年鉴》(2015)

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凸显仪征的地方特色,展示仪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继续提升编纂质量,使《仪征年鉴》成为仪征区域内最权威的资料工具。

5.继续深入推动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

在启动真州镇志、新城镇志、马集镇志、仪征民政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上,启动月塘、刘集、十二圩、大仪、陈集等单位的镇志编纂工作。

6.做好《党史导读》编辑发刊工作

继续发挥好《党史导读》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作用,刊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和仪征历史名人风采等文章,进一步丰富刊物内容,增强可读性、实用型。

    7.配合相关单位做好红色旅游推广工作

    协助月塘镇党委、政府做好红色广场建设工作,核对碑文、广场诗词、楹联文字,帮助当地做好红色旅游宣传推广。

    8.抓好机关作风建设

    继续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继续强化对全体工作人员的廉政、勤政教育,打造一支素质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史志工作者队伍,按照“贯彻新要求,把握新常态,决胜‘十二五’”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党史、地方志工作,为开创汽车名城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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