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5年第二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5-06-30
 

1974:叶剑英“走后门”写检讨告状秘事

 

江青责难“走后门”

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其目的是针对当时社会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革”、主张恢复“文革”前许多做法的倾向,他担心这些倾向会导致“文革”的失败。然而,江青等人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

于是,江青集团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指导运动之便,大肆进行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而张春桥也紧跟江青,竟然“批示”叶剑英,“剑英同志: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背着中央插手军队?张春桥又凭什么建议军委开会?但是,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她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暂时不便于进行公开抵制。

1月24日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正当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未经军委叶剑英等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不得不出席。

江青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月25日,她又策划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的。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的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的“走后门”,直接针对的就是叶剑英。

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说:“江青等人借着一些军队干部子女当兵的问题向叶副主席发难。‘文革’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关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当成‘黑帮子女’受到株连,被剥夺了当兵、招工、上大学的权利。叶副主席曾以多种方式关照过一些同志的亲属和子女。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当兵的问题,反‘走后门’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军队老干部。”

 

叶剑英写信告状

1月30日,叶剑英经过反复思考,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

信写好后,叶剑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门”渠道,派自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连夜送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李连庆,由李将信转给毛泽东。马西金在《深夜为叶帅送亲笔信》一文中写道:

“一天夜里,将近凌晨3点了,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马头’是叶帅给我起的绰号)我说:‘有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我比较熟。叶帅就说:‘我有一封信不想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我说:‘我联系一下。’于是,我立即给毛主席的随身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帅的意思告诉他,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我把联系的情况立即报告叶帅。叶帅说:‘好!你马上送去。’我自己开着车,飞快地驶向中南海……当我返回军科院2号楼时,已是凌晨4点30分。我发现叶帅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点30分,李连庆同志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等叶帅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帅。”

 

毛泽东批评江青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江青依旧我行我素,“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毛泽东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但他仍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将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青看过批件后,哑口无言。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在这之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使“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张春桥甚至公然诬蔑叶剑英,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也从反面证明,叶剑英“走后门”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1976年:“陈锡联夺叶剑英军权”真相

 

1976年,“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当时,周恩来刚刚逝世,邓小平又遭受“四人帮”的围攻,毛泽东则重病在身……“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毛泽东把军权交给陈锡联

陈锡联(1915-1999年,湖北红安人,开国上将)一生最为露脸的是,193710月,夜袭阳明堡战斗,陈锡联任八路军第129385769团团长,率部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开创了我军步兵打飞机的先例。

1966年后,陈锡联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973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与老部下李德生对调,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5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由此可以看出,陈锡联深得晚年毛泽东的器重。1976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号文件,内容只有两条: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当时,周恩来刚刚逝世,邓小平又遭受“四人帮”的围攻。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之所以将三军指挥权交给陈锡联,是因为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只剩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几经权衡后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带过炮兵,在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陈锡联夺军权“传言一度很盛

众所周知,叶剑英(1897-1986年,广东梅县人,开国元帅)也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1971913日,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开始主持军委工作。10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而在1976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后,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

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听了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叶剑英健康状况并没问题

毛泽东的决定,是否有别的原因呢?据《叶剑英的非常之路》一书所讲: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国整顿”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权的叶剑英。因此,他们在各种场合攻击邓小平和叶剑英……不久,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叶剑英被宣告“生病”,由其他人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叶剑英被宣告“生病”,他的健康状况究竟如何呢?当时,许多人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写信问候叶帅病情,叶办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叶帅身体和往常一样。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叶剑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叶剑英,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叶剑英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邓小平:陈锡联没有野心

1976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

取代叶剑英掌握军权的陈锡联,在军队有什么重大事情,都会及时和叶剑英沟通。在毛泽东去世时,他并没有选择支持“四人帮”一伙。此后,陈锡联多次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筹划小会议,商定主要部署和动手时机。

在此期间,陈锡联向华国锋提出,请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华国锋说,叶帅要协助他处理国内的事情,军委的工作还是由他继续主持。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一些场合,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看法,邓小平都适时为他解围。邓小平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19801月,陈锡联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辞去了一切领导职务,随后,他当选中顾委常委……1999610日,陈锡联在北京逝世。

 

 

史海钩沉

 

“四人帮”诬陷华国锋破坏毛主席遗体计划缘何落空

 

江青有意设下“连环陷阱”

19769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毛泽东的后事;2、毛泽东的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

此时,江青却在会议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最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泽东遗体的保留问题,“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泽东的遗体,他们就会将此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依据;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如果要保留,一旦出现意外,那就更是华国锋逃不掉的一条罪状。

由于江青的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才结束。政治局最后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一周的遗体告别活动,鉴于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处理。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了卫生部……

 

“四人帮”趁机围攻华国锋

911日,吊唁活动开始。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吊唁大厅附近的房间里开会。就在这天会议临结束时,张春桥忽然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主持?由谁致悼词?”是啊,当时党内有3位副主席: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让谁主持,谁致悼词呢?要知道,红色中国是讲究政治的,谁来致悼词,等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谁是毛泽东权力的继承人。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发言。最后,还是叶帅打破了这令人困窘的沉默:“我的意见,追悼会由洪文同志主持,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众人把目光齐齐投向另外两位副主席。王洪文皱皱眉,没有吭声。华国锋一开始还推辞,张春桥却含笑道:“打今年4月以来,主席就明确指示由你主持中央工作嘛!”在众人的力推下,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会议本该到这就结束了,谁料,张春桥又生出枝节。他忽然瞪了一眼华国锋,严肃地说:“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什么事?”“关于主席的遗体安置问题……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张春桥说得很轻,可立即在会场激起一阵响动。他不紧不慢地继续说:“我听医疗小组的同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3天的遗体,便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

一听这话,江青抢先跳了起来,嚷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你这样做对得起主席吗?”华国锋没有料到江青等人会在此时发难,一时语塞,只听江青又对着他大喊道:“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有三长两短,你要负责!”华国锋不买江青的账:“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负责?大家都是中央委员嘛!”江青故意拖长声调道:“你是第一副主席呀!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呀!”王洪文也帮腔道:“刚才不是作了决定,由你代表中央致悼词吗!”

 

叶剑英关键时刻出妙计

正当华国锋被江青一伙群起攻之而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叶剑英忽然一拍扶手,大声道:“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任吗?”华国锋更着急了,说:“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3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还不足3天,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嘛。”叶剑英安慰他道。

就在这时,秘书在叶剑英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叶剑英点点头——是轮到他守灵了。叶剑英蹒跚地走出会议室,华国锋又追上去问道:“叶帅,您说遗体还有办法保存吗?”叶剑英说:“当年胡志明同志逝世时,他的遗体就是停放了3天后才决定作永久性保存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得很好。你可以给孙德胜(继胡志明后任越南国家主席)同志发个电报,请他速派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来……”

华国锋感激地送走叶剑英后,立即护送毛泽东遗体去了305医院做防腐处理,同时让人给越南方面发了电报。这天深夜12点,华国锋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说越南专家组已到了北京,这才使得他松了一口气。

 

不动声色挫败险恶用心

912日一早,华国锋去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嚷开来了:“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不动声色道:“好,好,等一会儿就开。”

就在稍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抹起眼泪道:“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张春桥又将火烧到华国锋身上。姚文元也开始帮腔,摊开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员们一扬,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江青又一次发威道:“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

华国锋由于已经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心里有底,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表演,直到会议最后才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政治局委员们一听都鼓起掌来,刚才还在流泪难过的几位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等会议厅静下来,华国锋又当众宣布:“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他的话立即被掌声淹没了……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郑兰英走村串户动员青年参军

 

1941年,日寇和伪军在谢集安下据点,每隔三五天就到月塘一带骚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县抗日民主政府及区、乡干部动员青壮年农民参加游击队,拿起枪杆子抗日保家乡。有少数群众看到敌人一时猖狂,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参加新四军或当民兵。龙山村妇抗会主任郑兰英心里非常着急,多次走家串户,做动员说服工作。大部分人家思想工作做通了,个别的就是思想不通。本村刘山的儿子刘祖科正适合参军年龄,可刘山就是不让去。郑兰英多次上门说服,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知跑了多少趟。一天夜里,她又带领一名女干部到了刘家,一看全家人都在,经过郑兰英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动员,刘山思想弯子终于转过来了,同意儿子刘祖科参军。刘祖科高高兴兴参军去了。刘祖科在部队干得很出色,解放后转业到了青海。

 

王娄氏精心护理病员

 

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月塘街商人陈西舫领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到了王娄氏家,担架上睡着一个病人,病得很重。陈西舫告诉王娄氏:“这是仪征抗日民主政府货检处处长朱格,患的是伤寒,县政府希望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病治好。嫂子是细心人,拜托嫂子了。”

王娄氏将朱格安排住在自己家西头的小厢房里,请来月塘老中医马实秋为他看病。马实秋是中医高手,朱格服了一段时间的药,热基本退了。这种被中医称为热病的伤寒一退热就没有危险了,但需要较长时间的调养。朱格在王家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里,王娄氏待他如同亲人,一天一剂药,每剂煎三次。三个多月内,药罐子就煨破了三四个。朱格的病稍好后,除了继续吃药,还要吃些稀软食物,王娄氏就磨豆浆或煮稀饭给他吃。在王娄氏的精心护理下,朱格的病终于好了,重返工作岗位。

朱格从此和王娄氏家结下了难忘的情谊。他只要到了月塘,都和通信员小高住在王娄氏家,即使后来调离仪征县,也常托人带信向王娄氏问好。

 

李令凡毙敌救乡亲

 

194224日夜里,谢集据点的日寇和伪军到赵桥一带偷袭,抓走赵桥小赵营的农民赵元禄。敌人撤到任营时,被月塘乡的民兵李令凡发现。李令凡横下一条心,要将赵元禄救下来。他占据有利地形,瞄准敌人,“啪”的一枪撂倒一个。李令凡大声喊:“同志们,冲啊!”敌人慌了手脚。赵元禄趁机逃脱。村上民兵,听到枪响,加上李令凡的呼喊,便立即鸣枪增援。四处枪响,敌人仓皇地丢下了一具尸体跑了。李令凡一颗子弹击毙一个敌人,又搭救了乡亲,受到上级的表扬。

 

陈元山孤身击退敌人

 

1942年春的一天,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李锐和曹集乡乡长周竹贤等人正在曹集街谈工作。民兵陈元山在街头放哨,突然发现叛徒许春林领着谢集据点的日寇和伪军向曹集闯来,返回集上报信已经来不及了,陈元山临危不惧,埋伏在一条高坎上,等敌人接近时,连续掷了几枚手榴弹,并大声喊道:“一中队往东打,二中队往西打,三中队打中间”。喊完,又掷了几枚手榴弹。敌人被这一阵喊声吓懵了。曹集民兵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敌人以为中了曹集民兵的埋伏,不敢恋战,狼狈撤退。当区里民兵赶到时,敌人已逃掉。陈元山单身击退敌人,保护了县、乡干部。在县里召开的民兵大会上,县政府奖励陈元山一套军装。

 

人物传略

 

余汇川

 

余汇川(1900—1977),字寿山,江苏仪征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出生于仪征朴席镇一个小市民家庭。 余幼时聪颖好学,在私塾读书 8 年,打下了一定的国文基础,16 岁经亲戚介绍投师扬州名中医孙丙门下,3 年满师后返回故里独立行医,堂号松寿堂。 朴席为长江中下游的三大席乡之一,人口稠密,商贾云集,经济富足,在这里余汇川的医疗技术很快得以施展。余在朴席行医 60 年,以内、外、妇、喉科为主,尤其擅长外、喉二科。东至扬州、薛楼、施桥,南到瓜洲、土桥,西至带子沟,北至唐胡桥方圆数十里,妇孺皆知。余汇川治疗当地农民的常见病,如疔、疮、疖、痰、痈、肿,以及喉科疾病均采用内病外治相结合和消、托、补相联系的方法辩证施治,疗效显著。 解放后被县政府确认为名老中医。

余汇川在学徒及以后的行医过程中,认真研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王洪绪的《外科证治全集》、王肯堂的《六科经治准绳》、张璐的《张氏医通》、吴谦的《医宗全鉴》、张宗良的《喉科指掌》、叶天氏的 《临证指南》等医学名著,并善于把理论大胆运用于临床实践,践行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若有疾病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贱贵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为至亲之想”的名训,一直视病人为亲人,对病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且态度和蔼,诊治细微。特别令人尊敬的是他多年对“小人堂”(孤儿院)孤残儿童的关怀。 解放以前,朴席镇东北角有座“小人堂”,孤残儿患病都请余汇川诊治、施药,他从未收过一分钱,且每年都要捐助一定数额的钱、粮给“小人堂”。

余汇川不仅自己终生学习不倦,还注重与业内人士交流,早在民国 28 年 (1939 年)10 月,便与仪征各地名医如赵托莘、孙谨臣、赖郑卿、王瑞芝、程慎之、梁星魁、余东坡、高达夫等 56 人联络,组建仪征县医师公会,建立起一个同行相互交流的平台,为弘扬祖国中医药遗产,发展仪征的中医药事业作出积极努力,受到了业内同仁的称颂。

 

张绍棠

 

张绍棠(1901—1979),字成利,江苏仪征人,祖籍邗江悦来集。祖、父两代均在仪征月塘集一带行医,张出生在这个中医世家。张绍棠先入私塾读书,16 岁起随父辈学医,苦读父亲指定的宋代儿科医学家钱仲阳的《小儿药证直诀》、明代万密斋的《育婴家秘》、清代吴谦的《幼儿心法要诀》、陈飞霞的《幼集成》、叶香岩的《幼科要略》等儿科名著,并在父辈的耳提面授下,将理论灵活应用于医疗实践,逐渐成为一位有名的内科、儿科医生。张绍棠为患者看病,临症用药,思路活泼,不拘泥于成方成法。 如小儿食积,他认为小儿脾胃多旺,胃不腐熟,对这类“易虚易实”,积滞有余之症,应早予消导,脾胃调和,运化如常则正乞气自复。因此,他喜用黑白丑、炒麦芽治疗,后以调和脾胃收功。用药虽然简单,但奏效较快。很多患儿经他治疗后得以痊愈。

张绍棠作为名医,具有仁爱之心。他在61 年的行医生涯中,不论贫贱贵富,皆随请随诊,且态度和蔼,精心治疗,有时甚至分文不收。即使被遗弃的病患儿童,他照样施以援手。解放前有一天张绍棠出诊回来,在路上捡到一个奄奄一息的患儿,他想有钱人家绝不会把患儿遗弃,随即让徒弟将小孩抱回家诊治。原来患儿患的是喉风,痰涎壅塞喉部,呼吸不畅,病情很重。他随即给其针灸,然后挖取草药捣汁灌服,患儿的病治好了,他又让徒弟抱着小孩沿途找到患儿的家长。 像这样义务诊治、送药的事,在张绍棠行医生涯中,是经常发生的。

张绍棠一生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堪称仪征统战对象中的代表人物。“七七”事变后,仪征沦陷,他积极为抗日效力。民国 28 年(1939 年)底,天六仪扬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月塘还是游击区,新四军苏皖支队司令员陶勇常住到他家,受到张的掩护。张与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魏然交往甚密,成为莫逆。他常为新四军伤病员看病,还利用行医的方便为新四军代购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军需物资,利用自己的声望掩护新四军侦察员。

解放以后,张绍棠将自家几代人经营的药店交给政府,开办公私合营月塘区联合诊所,自己到诊所行医,继续为乡亲们服务。他的行为受到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肯定和欢迎。1954 年起,他先后被选为仪征县第一、二、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政协仪征县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会委员,还任县卫生协会副主任和月塘区( 乡)卫生院副院长等职。

 

 

小资料

 

中共高层决策新中国定都北平细节

 

首选哈尔滨为何落选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组织平津战役中,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最终使千年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虑。不过,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虑。不过,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既不是虎踞龙盘的金陵南京,也不是古都北平,更不是西北黄土高原的西都长安,而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在毛泽东眼前浮现,最后他的目光锁定了北平。

 

和平解放北平后的契机

而此时,参与指挥平津战役的聂荣臻,也在反复思考着能否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这一问题。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为了让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毁坏,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的接触中,意识到了将来有可能会定都北平,应最大限度减小其损失。特别是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有谈判的意向,通过他大女儿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可以及时掌握他的最新动态,进行正确决策。这就更加坚定了聂荣臻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于是,聂荣致向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再把它打个稀巴烂,到时候连个住处都没有。罗荣桓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要用枪杆子做后盾,逼着傅作义放下武器,走和平谈判的道路。

事关重大,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再次明确建议:攻下天津,迫使傅作义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而解决。毛泽东同意了聂荣臻的看法,指出:“今后,我军作战主要是夺取大城市,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不打!中国人民为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是太多了!”可见,聂荣臻的战略眼光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了,经过29小时的激战,我军一举攻占天津。坐镇北平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被迫同意和平解决。我军攻下天津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北平的和平解决,为新中国定都北京提供了有利条件。

 

叶剑英预言北平将成首都

1948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统一领导北平的接管工作。在西柏坡,毛泽东一见到来接受新任务的彭真和叶剑英,就满怀期望地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那样,取得更好的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另外,还要特别防止出现过去某些‘左’的做法。”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离开西柏坡,叶剑英和彭真就全力地投入到了繁忙的接管准备工作之中,从各地抽调的1000多名干部迅速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保定召开,研究有关接管工作。叶剑英在讲话中,阐述了接管北平的重大意义和具体要求。随后,叶剑英和彭真率领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西南的良乡,利用解放军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教育训练接管干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从2月初开始,北平的接管工作就在叶剑英和彭真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到4月初基本完成,北平的接管工作受到了中外舆论的赞扬。8月份,叶剑英调往华南,聂荣臻继任北平市市长。

 

王稼祥给毛泽东吃下定心丸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就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征询他的意见。实际上,王稼祥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说:“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王稼祥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新中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

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会议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将北平改为北京。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工作动态

 

十二圩办事处启动《十二圩志》编纂工作

    近日,十二圩办事处向市委党史办(市地方志办公室)报送了《关于申请编纂十二圩志的报告》和《关于成立十二圩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等材料,聘请了编纂工作人员,并落实了修志所需硬件设施,此举标志着《十二圩志》编纂筹备工作完成。

 

市委党史办(方志办)完成《中国运河志》(城镇卷)撰稿工作

按照上级工作安排,市委党史办加快《中国运河志》(城镇卷)相关内容的撰稿进度,目前已形成数万字的初稿。

接到《中国运河志》(城镇卷)撰稿任务后,党史办及时梳理城镇卷涉及到的真州、新城、十二圩等镇(办事处)的历史脉络、人文、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并逐一分解撰稿任务。相关单位及时对照撰稿要求,收集资料,形成初稿。目前,《中国运河志》(城镇卷)中涉及仪征的稿件已形成初稿,在增补部分经济数据后,完成定稿工作。

 

宝应方志办来仪交流学习

5月29日,宝应方志办来仪交流学习乡镇志编纂工作。

仪征市委党史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仪征乡镇志编纂工作开展的情况,重点介绍了仪征市各乡镇、办事处通过优化人员、经费保障、硬件配套等举措,顺利推进乡镇志修编工作的情况。《仪征市志》执行主编、《真州镇志》执行主编等同志也就相关编纂业务与宝应同行进行了交流。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仪征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
地址:江苏仪征解放东路300号 邮编:211400  苏ICP备12040993号
技术支持: 仪征市电子政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