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5年第三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5-09-30
 

DANG  SHI  DAO  DU

 

党 史 导 读

 

2015  特刊

 

本期要目

 

 

仪征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史料

陈毅杰出的统战艺术

罗炳辉奋战苏皖边

陶勇二三事

名震仪扬的魏司令

仪征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

沟通大江南北的地下交通线

激战横山

扭转仪征抗日斗争局面的关键之仗

——拔除谢集日伪据点

细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7个“第一”

战斗在大仪区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主办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目  录

 

抹不掉的记忆

仪征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史料·············()

 

人物春秋

陈毅杰出的统战艺术·······························()

罗炳辉奋战苏皖边·································()

陶勇二三事·······································()

名震仪扬的魏司令·································()

 

抗日烽火

仪征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

沟通大江南北的地下交通线·························()

激战横山·········································()扭转仪征抗日斗争局面的关键之仗

——拔除谢集日伪据点·························()

 

小资料

细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7个“第一” ·············()

战斗在大仪区·····································()

 

 

前言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胜利70周年,我们专门编辑《党史导读》特刊,选载陈毅、罗炳辉、陶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华中、淮南和仪征人民抗击日寇、建设抗日根据地过程中的闪光足迹,仪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史料,以及仪征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故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信读到这本特刊的人们,定会不忘国耻,热爱和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革命先烈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尚义求真的城市精神,团结拼搏、务实进取,迈上新台阶、建设新仪征,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仪征篇章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抹不掉的记忆

 

仪征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史料

 

仪征市历史概述

仪征市为扬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长江三角洲顶端,南濒长江,东邻扬州市邗江区,西毗南京市六合区,北连高邮市和安徽省天长市。全市东西宽30公里,南北长39公里,总面积901平方公里(其中长江水域面积21.34平方公里)。

仪征建县于公元前106年(西汉元封5年),历史上曾名舆县、美德县、扬子县、永贞县、仪真县。北宋到明初,今仪征市区先后为建安军和真州的治所。民国时期至新中国建立后,均名仪征县。1986年撤县建市。

1937年12月,日军侵入仪征。国民党仪征县政府逃散。1938年,国民党在县境西北的月塘乡农村建立县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抗日作为,于1940年4月,在新四军的反顽作战中垮台。

日军侵入仪征,对手无寸铁的城乡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奸淫,肆无忌惮地抢掠、焚烧、毁坏公私财物,其手段的暴虐和无耻,实为旷古未闻。日军对人民忍无可忍的反抗,进行疯狂的报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更以血腥的“扫荡”和“清剿”来对付。日军侵占仪征后,先后建立了伪县维持会、伪县自治会和伪县政府,及其区、乡、保基层政权,敲骨吸髓地掠夺老百姓,以实行其“以战养战”政策。日本侵略军又组建了庞大的地方伪军。日军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在本地造成了人口重大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1939年冬,新四军苏皖支队、第5支队第8团进入本地区打击日伪军,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开辟广大农村为抗日根据地,成为党领导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东南前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仪征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建立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至1945年上半年,已控制境内的大部分农村,并开始了对日本侵略军的反攻,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境内农村抗日根据地变为解放区,分属仪征、甘泉两个县民主政府领导。9月,国民党仪征县政府接收县城与沿江地区。之后,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侵占淮南全部解放区,淮南暨仪征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及政、军、群机关全部北撤。1948年4月,中共东南县委、东南县政府及东南支队,恢复仪征及周边解放区。12月,东南县改为仪扬县,1949年2月,仪扬县改为仪征县。4月,仪征全境解放,县委县政府在当月搬进县城。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行政建制和辖地经常变化,至新中国建立后,辖地还有变化。今日仪征辖境有别于历史上的县域,是历史形成的。

今日仪征市境,大部分辖地仍为明、清、民国时期的县域,但原仪征县的东西端的部分乡镇,已分别隶属今扬州市邗江区和南京市六合区;而今日仪征北部的大仪、陈集、刘集等镇,民国年间为江都县辖地。民国时期,仪征县域为496平方公里,小于今日仪征市境域面积。

 

日军的主要暴行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军舰炮击仪征江边重镇十二圩,同日日军飞机轰炸十二圩。15日,日军第13师团主力在镇江附近渡江,经扬六公路通过县境趋滁县,一路烧杀。同日,日军侵占十二圩。16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天谷支队一部由扬州往仪征进发,一路烧杀奸淫,制造白色恐怖。日军在十二圩镇、县城和各地大肆抢掠,掠去了存盐,存粮,几乎所有公共设施和无数私家财物。日军侵占仪征县城驻屯义仓(今谷贸大厦一带),称“大日本驻仪征警备队”。原县体育场(今市粮食局机关一带)成为杀害中国人民的刑场,日军常年在此杀人,直至其投降。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此被日军虐杀,已无法得到准确统计。1943年6月以前,驻仪日军先属其独立12混成旅第55大队的大野中队,后属第64师第69旅第54大队;1945年属其独立第90混成旅团第634大队的服膺中队。在开展大规模的“清剿”、“扫荡”抗日武装时,均从扬州或镇江、六合、南京等地调部队来仪。日军设在县境的据点还有谢集、刘集、十二里岔、大仪、茅家桥、侯营等。伪军第25师等部也常驻仪征,参加攻打抗日军民的军事活动。

日伪军侵占仪征期间,肆意制造屠杀、殴打、强奸、纵火和战事,造成大批平民和抗日将士的伤亡。比如,1937年12月16日,日军侵占仪征县城,从新城到北门的几千米路上,焚烧民房400多间,枪杀百姓11人。同月18日,日军樱井小队长带20多士兵由扬州到新城,在新城王家饭店枪杀24人;在十五里墩6个日军轮奸1名妇女并致死;在真州镇,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年妇女也遭到日军的蹂躏,有的被奸污后又遭杀害;在大仪据点杀人,壕沟里经常流淌血水。年底,地方抗日武装陈文部派兵在大仪和天扬公路一线多次伏击、阻击日军,在陈集、刘集等开展抗日活动。吃了亏的日军疯狂报复,在天扬公路一带滥杀平民百姓。日军人性丧尽,以杀人为乐,诸如活埋、活剐、刺刀戳、大刀砍。施宝朝等3人被日军用刀一块一块剐死。有几个所谓新四军“嫌疑犯”被活埋前,日军逼着他们自己挖坑,又逼着他们跳进去,然后再逼民夫填上土。新城农民将下乡奸淫妇女的日军推下水塘,日军在附近张营杀死农民4人,烧毁近百间房子。潘营1名妇女刺死企图强奸的日军,却遭到日军烧光潘营、李营的民房,强奸20多名妇女的报复。

抗战期间,仪征助纣为虐的是伪军卢俭讨伐队和伪仪征县二、三、五区自卫团。日军派卢俭部进驻刘集据点。1941年4月他带领日军占领仪征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谢集及十二里岔,并在两地建据点,配合日军频繁袭击抗日武装,杀害抗日战士和老百姓,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对抗日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他还在其控制区大肆搜刮百姓财物。伪仪征二、三、五区自卫团头目流氓头子王贵乐及其徒弟王子安(人称“二王“),在卢部被新四军打垮后,发展成最大的地方伪军,以十二圩为总部,派兵驻朴席、新城、新集等地,与抗日军民为敌,烧杀抢掠,为害一方。其他还有伪四区自卫团,伪第一、第二县警察大队、伪县保安大队等部伪军,均作恶多端。

为了消灭新四军和抗日政府,日伪军不断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比如1939年12月的月塘之战,1940年秋的“扫荡”,1941年春设置“点”、“线”之战等。平时则是频繁地偷袭、突袭,把“清剿”与“伪化”结合起来,许多抗日干部、战士和老百姓为此献出了生命。

 

人口伤亡情况

1、抗战前后人口状况

民国年间,仪征人口总的说是增长的,只有日本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的8年,造成了仪征人口的减少。仪征市档案馆提供的下列两组数字可以作证。

(1)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37年仪征全县有216356人。其中不包括十二圩镇的人口。十二圩为清末民初的淮盐总栈的所在地,全盛时有10多万人。日军入侵完全中止了淮盐业务,致盐务职员、工人和商人大批外迁,人口锐减,至抗战胜利后只有约2万人。抗战胜利后,十二圩镇受仪征县政府管辖。据1946年统计,仪征人口为235986人,其中含十二圩镇的2万人。扣除十二圩镇的人口数作比较,则1946年的人口明显少于1937年的人口。

(2)日军占领仪征时期,伪县政府的一组人口统计数据,称:“事变前”(即1937年)为234495人;昭和十六年九月(即1941年)为216855人,减少17640人。

从上述两组数据不难看出,抗战期间,即日军的侵略,造成仪征人口的不增反减,这是伪方人员也无法否认的。

2、人口伤亡

通过2006年深入全市11个乡镇的调查,综合历史上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略造成仪征人口直接伤亡5265人,其中死亡4139人(男3820,妇22,儿童7,不明性别的29),伤1118人(男875,女243),失踪8人;间接伤亡5339人;共计10604人。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大多故世,即使健在的也因年高失忆,加之历史资料缺失,这个数字远远小于实际数字,这是显而易见的。

 

抗战前后经济状况及财产损失情况

日军的侵略,对仪征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对仪征的商品经济、工业交通和城镇建设,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阻碍了仪征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步伐,使社会经济向后倒退了许多年,给城乡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劫难。

仪征沿江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北部丘陵地带称为扬州西山(民国时期为江都县辖地),也盛产粮食,向有“驮不尽的西山粮”之说。依靠独特的区位优势,仪征农副产品在民国时期稳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经营粮食的粮行遍布城乡。1929年,全县规模较大的粮行有70多家,另有若干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的小粮行(俗称露水粮行)。1935年前后,月塘有大小粮行13家,日收购粮食10多万斤,胥浦有大小粮行10多家,日收购粮食七八万斤,新城有粮行20多家,新集每天接纳山区来粮10多万斤,龙河集是山区、圩区粮食集散地,河中常泊运粮木船二三十艘,运销粮食至江南。当时属江都县的刘集、陈集、大仪,共有大小粮行50多家,收购当地出产的稻、麦、杂粮。日军侵仪,大肆抢掠粮食,县城和集镇的粮食市场凋敝,直接影响居民用粮和农民的生计。

晚清及民国时期,境内果树甚多。东门桃坞有成片桃园1300多亩,峨嵋山有桃林200多亩,新城的花红、三官的板栗、刘集的扁杮等均是当地的名特产。1931年,全县出产桃2000担,杏2000担,花红3000担,枇杷600担,白果350担,进入了市场。枇杷、花红、花豇豆等仪征特产均有较高知名度。日军的侵略,完全破坏了农村副业产品进入市场的自然进程,果品、花卉的种植陷入绝境,大部分果树被砍伐,上述名特产很快成为历史陈迹。

抗战前仪征的蚕桑业、养猪业亦有一定规模。仪征是苏北蚕桑生产基地之一,生产的蚕茧大多卖往镇江制丝,县城有2家茧行,建有协和蚕种场,生产三角牌蚕种,享有声誉。仪征的生猪每年供应南京、镇江市场。这些行业都因日军入侵而严重萎缩。

养鱼是农民的传统副业,一般在池塘、山塘放养,由于量小,多半供农村自行消费。民国年间,十二圩先后建有私人经营的3个养殖场,共有鱼池275亩,养殖各种鱼类供应市场,也因日军入侵相继歇业。

据1937年统计,陡山、青山、十里长山、月塘、移居、谢集、马集一带有成片松栎林15万亩,平均直径23厘米左右,活立木蓄积量约270万立方米,此外,刘集、大仪等地也有大片松栎林。日军占领期间,大量伐树烧炭供军需,境内松栎林大部分被毁。

仪征东南的朴树湾(现名朴席),在明清时就以出产的草席供销远近,成为长江下游的三大名席之一。民国年间,当地有织席户2000多户,最多年产近百万条。由于日军入侵和日本软席倾销,朴席的产量迅速下降,战后统计年产不足20万条。种植席草的农户和织席的机户生活陷入了困境。

由于盛产粮食,本地旧时民间多油米作坊,民国初年,少数油米作坊开始使用机器。在胥浦黄家坟开设的永隆油坊,始办于清末,从1条龙榨发展到12条龙榨,并于1923年开始使用柴油机,日产食油万斤以上,部分销往常州、镇江、南通等地,成为民国年间仪征最大的粮油加工企业。日军入侵后,永隆等上规模粮油作坊均破产关闭。

清末至民国年间,镇江至六合、南京的客船,上海至武汉的轮船,扬州开航南京的轮船,口岸至南京的客班,全部在十二圩、泗源沟等码头停靠,有的还停靠沙漫洲、小河口(大河口)等码头。1921年,十二圩、仪征、扬州、镇江、瓜洲5地商会合资创办普济轮船公司,开辟了泗源沟至镇江的航班。由于日军侵略,所有这些航班均停业,这些码头的设备和轮船均遭日军掳掠。

1935年,仪征创办汽车客运。客车每日一班,经扬六公路停靠各站。也由于日军入侵而停业。

1918年,盐务总栈在十二圩集资创办平民工厂,设织布、纺织、木工、漆工等部类;以后又设立济贫织布厂。1920年,高邮籍人马士杰投资6万银元在十二圩兴办大新电灯公司,其小型发电厂向全镇供电。日军入侵后,这些工厂关闭,日军将发电设备拆走。

清同治年间,两淮盐务总栈移设十二圩,由此淮南盐场销往湘、鄂、赣、皖四省的盐均在十二圩集散。十二圩的市场和各行各业随之兴盛,水陆常住人口最多时达十四五万,十二圩镇被称为近代盐都。在仪征境内最早开设的西医院、小学、初中、邮政局、发电厂等,都在十二圩镇。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十二圩已趋衰落,但仍有相当的盐运业务和市场规模。因日军侵略,盐业完全消失,十二圩所存的15万多包淮盐被日军掠去。初中、电厂、医院等全垮,日军掳走所有的存盐和企业及公共单位的设施,完全搞垮了十二圩的市面,市民生活陷入困境,人口大量流散。

民国时期,原属江都县的大仪镇和陈集镇都是古老的名镇。大仪原是江苏三大牛市之一,陈集则是扬州西北乡十三集的中心,市面都很兴盛。日军入侵,两镇都遭兵灾。日军在大仪及刘集建了据点,严密控制天扬公路,大仪的牛市停止了活动。日伪军在这一带建起所谓的“和平模范区”,大肆掠夺粮食、生猪,陈、大、刘的人民痛苦不堪。

清末民初,仪征县城人口约3.2万人,城内人口约2万人,城外有1.2万人。后来市面变好,大码头仍较城里兴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1年之后。那时的店铺集中在十二圩和县城大码头一带。据1929年统计,全县有各类店铺811家,其中十二圩400多家,年交易额100万元左右,县城和大码头300家左右,年交易额约50万元。日军侵占仪征后,掠夺物资,垄断市场,商业凋敝,大码头仅存店铺40多家,城内生意更清淡。抗日战争胜利后统计,县城只有居民1962户,8106人,其中商业户522户,农业户308户,其余是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公教人员和无业人员,处处断垣残壁,间隔着大片菜地,近似乡村小镇。

抗战时期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如陈集农民陈国宝,1937年租种地主20亩田,交押租1200元法币,当时可买300石稻子,后来货币贬值,1940年地主收回租田,用储备券退还押租,1200元只能买稻子10石,陈在3年中即损失290石稻。

日军侵略,给仪征人民造成的财产损失是无法精确统计的。粗略匡算,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毁坏、焚烧和疯狂掠夺,仪征损失瓦房、草房3150多间,粮食31.8万公斤,树木161万多株,以及大量的民船、家具、衣物、金银铜器、古玩字画、畜禽等,按照1946年物价估算,约值法币5亿元。

根据民国三十一年伪县政府编制的《仪征县近五年市场物价调查表》和民国三十五年仪征县政府调查的《抗战期间各年度零售物价指数增涨倍数表》的统计,抗战期间居国财产损失合计(国币)3218.0212万元,社会财产损失760.8309万元,另有银行1所和13座寺庙的古迹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军侵略并占领了仪征,疯狂地施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法西斯暴行,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侵略者把野蛮的殖民统治强加在仪征人民头上,一方面对仪征人民实行暴虐的人格伤害和恶毒的奴化教育,给本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无法言表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军全面破坏了仪征经济和社会正常运作机制,中断和阻滞了仪征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造成了仪征社会历史的倒退。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成了仪征人民永远难忘的历史,成为仪征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人物春秋

 

陈毅杰出的统战艺术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支撑长期抗战并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决策中,科学分析苏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始终把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当时,苏北地区日、伪、顽3种力量并存,形势错综复杂。日军侵占着扬州、仙女庙、靖江、如皋、南通等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独揽江苏军政大权,拥兵7万,盘踞兴化、东台、盐城一带,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对日军退让妥协,致使苏北大部城镇先后落入敌手。韩顽还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剿灭抗日武装,镇压抗日活动,是十足的反共顽固派,韩顽不除,抗日无望。以李明扬、李长江为正副指挥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辖9个纵队共2万多人,驻扎泰州。是苏北颇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两李部队虽属韩德勤指挥,但两李不满蒋介石的歧视、压迫、排挤和暗算,与韩矛盾很深,想借助新四军的声威抵制韩顽兼并。李明扬早在辛亥革命时发动过湖口起义,后又参加过北伐战争,有过一段革命的经历,尚有一定的抗日愿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队,下辖4个团,约3000人,驻溱潼、曲塘一带。陈曾一度因与韩德勤争夺税收被韩软禁,经黄逸峰帮忙脱险,暗中联李反韩。新四军在苏北没有地盘,进入苏北之初,兵力最少,装备最差,但抗战最坚决,人民最拥护,是一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抗战劲旅。陈毅经过对苏北各种政治力量的悉心考察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的提出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击敌、联李、孤韩”的统战工作方针,高举抗战旗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以联李为重点,与韩德勤开展了争夺两李的斗争。

当挺进纵队一部渡江北上至江都吴家桥两李的防地后,陈毅即派三支队司令员韦永义、政治处副主任吕镇中携带陈毅亲笔信赴泰州,通过关系会见两李,经商谈,达到了借踞江都河南地区的吴家桥一带立足抗日的目的。此后,为了与两李倡言和平、合作抗日,经两李部队二纵司令颜秀五和两李总部参谋季凯的牵线搭桥,19398月,陈毅由惠浴宇陪同,在新四军挺纵1个连护送下第一次进入泰州城,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在地泰山庙。两李设宴款待。陈毅尊称李明扬为革命前辈,并且带去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写的慰问信,信中措词恳切,态度诚挚,唤起了李明扬对往昔的留念之情。这次礼节性拜访,陈毅谈吐豪爽,一身正气,给李明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冬,韩德勤用限供弹药卡两李,两李请求新四军帮助,陈毅立即资助子弹两万发。11月上旬,李明扬派所属第三纵队第八支队队长陈玉生(中共地下党员)部去江南国民党桂系所部王敬玖处,装运通过同乡旧友搞到的一批枪支弹药及炮弹,生怕沿途被日伪军、杂牌军雁过拔毛,致函陈毅请求新四军帮助护送。陈毅为进一步表明新四军与两李合作抗日的诚意,当即派1个营帮助护送。在粟裕等的亲自组织下,动员了500多付担子,将弹药完整无缺地从江南运到苏北。当弹药运至泰州城西门外码头时,两李部队奔走相告,称赞新四军讲义气,守信誉。这时,陈毅抓住巩固和发展与两李统战关系的良机,决定趁热打铁,二进泰州城。

193912月初,陈毅在管文蔚、惠浴宇等陪同下二进泰州城。当时,泰州城的大街上张贴了醒目的“欢迎四将军光临泰州”的红绿标语。标语独具匠心,一语多义。按照李长江的解释:可意指新四军,可意指陈毅一行4人,可意指排行老四的常胜将军赵子龙。意在既可表达对陈毅的敬意和热情欢迎,又可避免韩德勤的责难。两李对陈毅待以上宾之礼,下榻在当时泰州条件最好的文明旅馆,警卫森严,特设盛筵招待。陈毅此行,不表帮运弹药之功,反而备礼相送:从对日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中,挑选了30支三八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1匹上好的战马,配上新马鞍送给李长江;选了1把日军指挥刀送给李明扬。李明扬等受之感激涕零。

这次,陈毅与两李进行了坦诚交谈。向两李诚恳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统一战线的方针,表明新四军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的诚意;讲述三战区顾祝同、冷欣对苏南新四军压迫和歧视的种种事实。两李表示谅解。两李向陈毅通报了蒋介石、韩德勤的反共秘密文件,并向陈毅表白,自己决不反共,愿意帮助新四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可以借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番号;同时要求新四军肃清韩顽保安六旅张少华在江阴的势力,以切断三战区顾祝同与韩德勤的联系,意在借新四军的力量,削弱韩德勤的势力,以免被其吞并。双方达成了一致的口头协议,初步建立了联盟关系。在泰州期间,李明扬还请陈毅给其部队训话,陈毅为两李直属部队的几百名官兵,作了意为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和抗战一定胜利的必然性的讲话。全体官兵在朔风中精神抖擞,听得入神。陈毅回到吴家桥后,李明扬到吴家桥作了一次回访。送了1万元法币慰劳新四军。陈毅陪同李检阅了新四军部队,李明扬对新四军的建军与练兵方法很感兴趣,提出请新四军派干部帮他训练政工人员。

1940年春,国民党把摩擦的中心移至华中。在江苏,韩德勤全力进攻苏北新四军。韩亲自写信给两李,抓住新四军与两李部队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小题大作,极力挑拨。陈毅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派代表过江,送去给两李的亲笔信,力劝两李切勿受韩挑拨。信送出后,为切实消除误会,争取两李在华中摩擦高潮中保持中立,陈毅由惠浴宇陪同,于1940年春三进泰州城。刚到泰州城西门,惠浴宇就发现名为两李属下的队长,实为日军与韩德勤双料特务的严渭渝。惠感到风紧云急,凶险莫测。当晚,两李虽仍在乔家花园设筵接风,但气氛与前两次明显不同。席间,陈毅议论纵横,谈笑风生,分析当前形势,晓以民族大义,要两李明辨是非、保持中立。并指出,只有和共产党团结抗日,才有光明前途,要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得考虑自己的后路。陈毅的话柔中寓刚,句句说到了李明扬的心坎上,李明扬频频点头,一再表态,决不做韩德勤的殉葬品。

陈毅用高超的统战艺术和人格魅力终于促成了两李中立,孤立了韩顽,为新四军东进打开了通道,为日后决胜韩德勤奠定了基础。而陈毅三进泰州,则成为人民群众交口称道的一段传奇佳话。

在争取地方实力派合作抗日的同时,陈毅还十分重视团结、争取地方名绅支持抗日。每到一地都亲自登门拜访,亲自召集各界人士代表座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陈毅的侃侃而谈和儒将风范,常常博得满堂喝彩。遵照陈毅的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新四军民运工作队也把统战工作当作没有枪声的战斗来打。成功地把社会上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团结到共产党、新四军周围,集结到抗日旗帜下,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在建立以江都大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桥头阵地的斗争中,大桥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袁希伯、刘伯言、王松槐、田庄如、马宅山等纷纷加入抗日行列。刘伯言、王松槐、马宅山还参加了江都民众抗日自卫委员会。这些人士的合作抗日,对于新四军生根立足,保障供给,扩建地方武装,巩固桥头阵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95月,陈毅亲自主持召开的吴家桥地区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会议后,江都成立了苏北第一个学生抗日组织“学抗会”。会长李忠熙是在苏北宪政促进会向国民党政府通电电文上签字的苏北唯一的青年代表。国民党江都县协和乡乡长李康侯动员吴家桥地区近百家地主把收交的公粮留给新四军,不送国民党江都县政府。新四军东进黄桥时,李康侯在吴家桥地区筹集了3万多元法币支持新四军。吴家桥地区大地主吴子山在江都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建立民众抗日自卫总团时,将家藏的3支长枪和他最心爱的德国造二膛驳壳枪献出。

扬州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化干戈为玉帛,化抗日阻力为动力,扩大了抗日同盟军,调动了社会各界的抗战热情,促进了苏北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陈毅在统战工作中以远大的政治目光,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高超的统战艺术,为发展华中,开辟苏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4011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给部队团以上干部“作具体教育材料”,并号召他们学习陈毅“深入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

 

罗炳辉奋战苏皖边

 

在苏皖边区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罗炳辉的名字是与胜利紧紧连在一起的。从1939年春到抗战胜利的七年间,他一直率领新四军部队战斗在这块土地上,所向披靡,屡建奇功。著名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称赞他是“神行太保”,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关帝型的英雄”。

 

三打来安

来安县城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东侧,是敌我争夺的一个要点。日军几次想占领它,以作为津浦铁路南段交通安全的屏障。

193992日,新四军第5支队在来安、盱眙两县交界地区活动时,获悉滁县、张八岭等地的日伪军准备进犯来安城。罗炳辉当即命令支队各部进至来安城西南、西北的公路两侧设伏。

第二天下午,从张八岭出动的日军1个大队和伪军2个营共七八百人,打着太阳旗,趾高气扬地沿公路向来安城进发。当进至梁庄附近山洼时,埋伏在这里的第10团和支队警卫营突然猛烈开火了,日伪军死伤一大堆,到黄昏时夺路窜进来安城。

当夜,罗炳辉乘敌人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之机,令10团派侦察排夜袭来安城。身着便衣的30多名侦察员,携带短枪,半夜摸进城里,在日伪军驻地中间,分别袭击了一阵子,然后安全撤出。日伪军白天的惊恐犹在,夜间又遭袭击,吓得不敢出来,只是向袭扰的方向打枪、放炮,以至日伪军互相打了一夜。

侵入来安城日伪军由于连遭痛击,恐慌不已。罗炳辉判断这股敌人可能要逃跑,立即作出新的部署。果然,敌人在次日中午放了几把火后,随即弃城向滁县逃窜。当日伪军逃至八仙山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第8团立即迎头痛击,10团的部队又尾追而来,前后夹击,日伪军伤亡惨重。

就这样,第一次打来安从开始到胜利结束,一共还不到24个小时。

第二次打来安是在两个月之后进行的。当时罗炳辉率5支队主力不在来安附近,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400多人,偷偷地摸进了来安城。敌人为准备对攻城的新四军实行袭击,将主力撤至离城10余里的八仙山设伏。

罗炳辉根据情报,制定了袭击来安城的作战方案。他指出:“敌人虽然占据着地主豪绅的深宅大院,但他们对周围情况不熟,而我军则可依靠人民群众和本地战士熟悉情况,深夜拆开城墙,从暗道中进入敌心脏,给他来个中心开花。”他提出的方案,得到支队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按照罗炳辉的部署,5支队经过猛烈攻击,一举攻占了来安城。埋伏在八仙山的日伪军慌了手脚,企图回援,在遭到打援部队的痛击后,仓皇向滁县逃窜,丢下的尸体就有20多具。

1940527日,1000多名日伪军再次侵占来安,还开来汽车和其它运输工具,准备抢粮。此时罗炳辉正率领部队在开辟高邮湖西根据地。当他得知敌人再次侵占来安时,立即召集干部开会研究。罗炳辉道:“粮食是宝中宝,没有粮食,群众怎么生活。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要先下手打击日伪,保护群众麦收。”会议确定乘敌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

528日夜,担任攻城的8团第12营和10团第1营轻装疾进,抵达来安城郊。战斗于291时打响,81营首选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另两个营也相继攻入城内,轻、重机枪齐放,手榴弹、炸药包在敌阵地上开花。日伪军遭到突然打击,晕头转向,退居到几个大院里顽抗。

当时新四军5支队尚没有火炮,对这些围墙高大的院子无法进攻。81营的战士们急中生智,把炸药包里放进硫磺,或将炸药包外面用破布、稻草捆扎,有的还浇上煤油,投入敌阵后既爆炸又燃烧。这个火攻的经验迅速传播到攻城的另两个营,转眼功夫,敌人占据的院落火光四起,烈焰腾空,瓦片乱飞。敌人鬼哭狼嚎,少数冲出火场的被迎头击毙。就这样,数百名日伪军连同他们的“扫荡”计划,随着一场大火而灰飞烟灭了。罗炳辉风趣地说:“日军侵略军喜欢火葬,这次是真的‘火葬’了!”

三打来安城,使新四军声威大振,罗炳辉的名声也因此广为流传开来。

 

梅花战术

1941年,罗炳辉面对日伪军严密封锁、频繁“扫荡”、不断“蚕食”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从自己多年从事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中,制定了以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色的梅花战术。其要点是,第一,部队按三角形部署驻扎,当遭敌袭击时,可减少伤亡,且能对敌实行反包围。第二,便于疏散隐蔽,人数少好分散,敌人不易发现,反而容易袭击敌人。第三,对来犯之敌可实施多点打击,可侧击,或两面、三面甚至四面同时打击敌人。新四军第二师广泛运用梅花战术,在数十次战斗中,减少了部队的伤亡,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十二里岔伏击战就是运用梅花战术的范例。这一年的4月上旬,罗炳辉指挥部队进至天长、仪征、扬州、六合地区,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斗争,袭击了仪征以北的金家集、谢家集等地。他判断敌人一定会来报复“扫荡”,便命令师部特务营第1连、第4旅侦察连和仪征独立营第1连进到仪征以北的十二里岔,按梅花桩式设伏,准备打击仪征出犯之敌。

415日上午9时许,日军30余人和伪军50余人进至伏击圈。顿时,四面枪声齐响,手榴弹投向敌群,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新四军指战员随即发起冲锋,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半小时激战,除1名日军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

金牛山反袭击战,是运用梅花战术的又一范例。金牛山位于六合县城东北,附近地形复杂。第12团在袭击谢家集后,来到金牛山一带宿营,罗炳辉指示该团按梅花桩式部署兵力,分散配置,以防敌军袭击。

果然不出所料。日伪军纠集700余人,携带大炮、重机枪、掷弹筒,于416日夜从扬州乘汽车进至谢家集,兵分两路:一路直扑12团团部驻地陈庄,一路逼近该团3营驻地万云、丁岗。由于12团按梅花战术配置,使敌无法形成包围。当敌人以爬行方式,沿田埂秘密接近陈庄和万云时,3营的哨兵见黑影闪动,立即鸣枪报警。

枪声就是命令。12团团部和3营的指战员同敌人展开激战。3营营长许万炳在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下,率第7连依托有利地形与第9连同时向敌人发起冲击,敌人想向四周运动,占领有利地形,但受到按梅花形配置的小分队的袭击。在一片喊杀声中,7连与敌激战半小时,全歼了侵占万云之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与此同时,9连在7连配合下,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终于占领了丁岗一带。侵占陈庄的敌人疯狂反扑,企图夺回丁岗高地,以掩护其向东逃跑。8连迅速投入战斗,与敌展开激战,一名班长迂回至敌人后面,用大刀砍死了敌重机枪手。罗炳辉见退至陆家洼的敌人开始退却,令第3营紧追不舍。敌人阵势大乱,狼狈逃窜,途中又被歼灭了一部分。这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日军2名、伪军30余名,缴获大批枪械弹药,成为新四军以劣势装备击败优势装备敌人的范例。

19422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对梅花战术给予了充分肯定。

 

为吴运铎题词

1941年秋,新四军第二师成立了兵工厂,吴运铎任厂长。在罗师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兵工厂靠从洪泽湖打捞上来的国民党治淮时遗弃的破旧机器起家,造出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不久,吴运铎要求去延安学习。正在他办手续时,被罗炳辉碰到了。他便邀请吴运铎到他宿舍里询问情况,他一面用自己种出的西红杮招待客人,一面诚恳地对他说:“运铎同志,你想去延安学习,这很好。不过,我们部队现在武器虽有改进,但火力还不强,你是不是留下来,继续研制武器,加强我军的火力?去延安以后会有机会的。”

吴运铎听了立即表示:“师长,只要你说有任务,我不去也行。”

罗炳辉便向吴运铎提出新的希望:“我们要研制出一种新武器,要叫来犯的敌人粉身碎骨,永远爬不起来。对,要有敲碎敌人骨头的武器!”

吴运铎感到师长的话虽不多,却对自己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当即作出保证:“我的一切都属于党,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罗炳辉为了鼓励吴运铎研制新武器,特地托人从上海买来一本《现代机械实习法》的书,并在扉页上亲笔题词道: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与科学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罗师长的题词成为激励吴运铎前进的动力。时隔不久,吴运铎研制出了枪榴弹。罗炳辉亲自组织了试验。19438月,新四军第2师部队首次在桂子山反“扫荡”中使用枪榴弹,密集的枪榴弹象倾盆大雨般地飞向敌群,取得了毙敌180人的辉煌战果。捷报传来,罗炳辉欣慰地说:“运铎同志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解放六合

194589日夜,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传来,经过八年抗战的指战员们沉浸在欢乐之中,而罗炳辉由于血压过高,虽经医生治疗,但仍昏迷不醒。第二天,当他的精神稍徽清醒时,人们才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告诉他。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罗炳辉的精神振奋了。接着,人们把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读给他听,把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军队发布的进军命令以及新四军军部的部署读给他听。罗炳辉躺在床上仔细听过后,和其他领导干部及参谋人员一起讨论受降的部署。罗炳辉提议,由他带着部队到六合等地负责受降工作。大家担心他的健康,都不忍心他从病榻上起来去指挥战斗。然而他充满信心地说:“我明天一定可以起床了!战斗是医治百病的良药。我的病总是一到战场就好了!”

几天后,罗炳辉不顾病魔缠身,不顾同志们的劝说,躺在担架上,带着军部特务团向六合县城进发。

六合县城位于长江北岸,离南京不到40公里。原驻该城的日军虽开赴南京集中,但伪军凭借着坚固的工事,妄图继续顽抗。罗炳辉指挥特务团和六合支队包围该城后,首先开展政治攻势,从819日上午一直到下午6时,城内敌人毫无动静。于是,他命令以伪县政府为目标,打两发炮弹,警告伪军及早出城投降,使群众免遭战祸,队伍免受伤亡。但城内依然没有动静。不得已,罗炳辉决定当夜3时发起总攻。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只用1小时就攻入城内,拂晓前肃清残敌,共歼敌700余人。罗炳辉来到城内视察,群众虽不认识他,但由于他的威名早已远近传闻,当看到这位身体魁梧的指挥员在街头出现时,都认定这就是罗炳辉将军,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

在这前后,罗炳辉指挥的部队还先后解放了苏皖边的来安、盱眙、天长等县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陶勇二三事

 

陶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丘县叶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家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的三员“虎将”。新中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下面记述的是陶勇在仪征地区战斗的二、三事

 

改    名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一起商定: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大计。
    一天,一队青壮年汉子,每人挑着两只木箱,吱扭吱扭,脚步正疾。这不是农夫挑粮,也不是商人的杂货担子,而是一队军人挑着弹药箱。
    这队挑子,是陈毅、粟裕派出来的。陈毅接到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的信之后,借为二李送弹药,组织第4团团部和第2营组成一支特殊的运输队,迅速渡江北上。
    临行前,陈毅、粟裕把第4团团长张道庸和第2营营长朱传宝、教导员姜茂生叫到指挥部,让他们先看了一阵江南江北的地图,陈毅说:“向北发展,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我们新四军的生命所在。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可为我利用。”陈毅的手在地图上指了指泰州的位置,“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长期受韩德勤的排挤,他们矛盾很深。对二李,我们必须联合。前天他们来信,说在王敬久那里搞了一些弹药,请我们帮助运过江去,这样我们过江就有名目了。过了江在仪征、天长、六合一带站住脚,与东面的挺进纵队,西面的第5支队,携手共建根据地,我们在江北发展可就有利了!”
    粟裕说:“你们要十分注意,沿途日军封锁很严,又有那么多杂牌军打劫,要确保万无一失!”
    “首长放心,我张道庸保证完成任务!”张道庸像立军令状似的说。
    听到张道庸三个字,陈毅突然说:“张团长,这次去江北,为了保密,你要改一下名字。再说,你现在的名字,也不太好。张道庸,道庸有点封建色彩,应该改一改。”粟裕思索了一下:“我建议,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
    陈毅说:“对,叫陶勇。乐陶陶的陶,勇往直前的勇。”
    “好,就按两位首长的意见改。”张道庸欣然同意。
    此时,卢胜已从军部学习回来,由过去的团长改任政委。陶勇、卢胜和政治处副主任吴载文便率领500挑子出发了。
    为了不引人注目,选好路线后,队伍是分批走的,外人只当是商人运货,哪里知道是新四军过江。
    弹药运到泰州城,二李营区一片欢腾。他们暗地里说:“新四军讲义气!”“四将军有办法!”“这朋友没白交!”

月塘集保卫战

为了加强仪扬地区对日伪的斗争,新四军决定向该地区派出一支部队。1939年11月,新四军第4团,在团长陶勇、政委卢胜的率领下,渡江来到苏北。对于第4团团部率第2营的到来,苏北特委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筹备了大批粮、款、被服,帮助部队过冬;还派了一些熟悉情况的地方干部,随军去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建设抗日政权。
     第4团在嘶马、大桥地区休息了几天,11月底,到达仪征以北的陈家集。为了遮掩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耳目,第4团从此改称苏皖支队。
     苏皖支队在司令员陶勇、政委卢胜的率领下,和中共苏北特委派出的周爱民等民运工作队员,通过调查走访,即着手筹建天六仪扬中心县委(后改称仪征县委),第一次县委会议在月塘西边一农户家召开。

与此同时,苏皖支队在挺进仪扬地区不久,就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部队曾夜袭大仪伪警察局,活捉全体伪军,缴获一批枪支,接着又袭击甘泉山伪军据点,歼灭伪军一个连,缴获枪30余支。12月初,苏皖支队和仪征县委到达月塘集,并以月塘为中心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宣传统战政策,联络地方士绅,筹粮、供枪支,借子弹,组织地方武装。
    月塘地处仪征西北,镇中有一座水月寺又名四方寺,寺内原有松柏万株,明洪武年间,有个怪僧,嘴鼻能喷火,后来自焚圆寂。到了清代,有个方丈,受高僧传教,深通文墨经典。他从井中阴天能见到月亮。这个井又大又深,像塘似潭,在塘(潭)中见到月亮,就叫月塘。

苏皖支队进驻月塘集以后,当地的反动封建势力惊恐不安,他们勾结日寇,妄图把我军消灭在立足未稳之时。
     一场围歼苏皖支队的阴谋正在悄悄实施。

1939年12月18日,日军200余人,伪军600余人,由扬州、六合、仪征等地出动,分进合击月塘集。与此同时,国民党仪征县大队500余人也悄悄地在月塘集西北侧集结,妄图趁火打劫,击我侧背。

敌人的这次行动,未能逃过我军侦察员的眼睛,侦察员了解到敌情后,很快向司令员陶勇报告。陶司令员和卢胜政委想:敌人有备而来,而且其势汹汹,装备和人数又在我军之上,他们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来歼灭我们,如果硬顶硬冲,恐怕对我不利。“好,咱们就来个敌进我退,避其锐气,伺机打他个措手不及”,陶勇司令一拳砸在桌子上说。苏皖支队很快制定好了作战布署。命令很快下去了:主力撤出月塘集,转移到月塘集以北十余里的移居集一带隐蔽,待机实施反击。苏皖支队的官兵们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来到了移居集。

移居地处丘陵,岗栾起伏,沟沟坎坎较多,野树荒草丛生,非常适合打伏击战。苏皖支队在移居正面的道路旁,设下埋伏圈,等待敌人上钩。
     当日中午,由六合来的日伪军,端着枪,走一步望几步,偶尔放放冷枪,慢慢向月塘靠拢,离集镇不远,也不敢贸然进去,生怕中了苏皖支队的埋伏。就这样走走停停,用了个把小时才进了集镇。到了集镇上一看,早已空无一人,扑了个空。敌人未遇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月塘集,误以为新四军怕他们,负责这次指挥行动的日军头目,一阵窃喜,心想:这次可以真正逮住大鱼了,“功劳大大的有了”,他们从农民家里抢来鸡鹅,饱餐一顿,来庆祝攻战月塘集成功,随后,日军头目命令伪军向移居进犯。伪军们心里都知道:日军怕死,让他们去挨枪子,但不去也不行,只好硬着头皮向移居集包围过去。就这样伪军300余人一步步走进苏皖支队的伏击圈。看着敌人一步步靠近,“打”,听到陶勇一声令下,隐蔽在移居集正面阵地的第4连立即向敌人开火,突然而猛烈的反击,打死打伤伪军数人,这时,第5、第6连迅速从两翼出击。伪军在受到突然打击下,惊慌失措,丢下一具具尸体,仓皇溃退。看着敌人那个狼狈样,战士们大笑起来,也不忙着追击。伪军回头一看,心想这样逃回去,又要挨皇军骂了,马上又组织起第二次反扑。谁知,这早在陶司令预料之中,见伪军又开始反扑了,陶司令要战士们放近了打,50米,40米,30米,见伪军靠近了,战士们又是一阵猛烈的火力打过去,杀得伪军哭爹喊娘,向月塘溃逃而去,这下也不怕鬼子骂了,保小命要紧。

日本鬼子的指挥官,看到伪军不堪一击,死的死,伤的伤,溃败下来,气得差点昏过去,大骂一声“叭格哑路”,指挥刀一挥,让日寇全力出援。日本鬼子自以为武器精良,人数又多,加之刚才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月塘,以为这么一援手,就能消灭苏皖支队。他们用掷弹筒和机枪向苏皖支队阵地猛射。可谁知苏皖支队的官兵们经过数次战斗,战斗经验十分丰富,陶勇司令更是足智多谋,他命令战士们集中火力向日本鬼子开火。同时,又命令号兵在不同的方位吹起冲锋号,吓得日伪军不知苏皖支队有多少人马。就这样日伪军冲锋了几次,除了丢下一具具尸体外,其它一无所获。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日伪军再也不敢恋战,慌忙向月塘退却,妄想利用月塘集,进行顽抗。
     看到敌人龟缩到月塘集,陶勇也不忙让战士们追击,而是召开火线军事民主会,让官兵们讨论,如何选择突破口,把敌人消灭。战士们我一言你一语,经过充分发扬民主,苏皖支队选择了突破方向,于傍晚时分向敌人展开进攻。在战士们“冲啊”、“杀啊”的喊声中,日伪军只好一步步向后退,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日伪军全部被压缩于月塘集北侧大庙里。他们用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封锁庙前的一片开阔地,阻挡苏皖支队的攻击。

苏皖支队把大庙包围起来,一边就地休整,一边作攻击准备。附近的群众纷纷送来饭菜,还将一碗碗大米饭上面铺着咸肉,荷包蛋,五连指导员激动地说:“同志们,这里盛着乡亲们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要更加勇猛地打击敌人,消灭侵略者。”

夜幕下,苏皖支队再次发起攻击。庙里的大门被子弹打得象麻蜂窝,不少日伪军中弹倒地,尸体横七竖八的散落在庙里。有几个鬼子还跪在神像面前,唉声叹息,祈求菩萨保佑。敌人士气低落,乘黑扒倒后院院墙狼狈逃窜。战士们追击,又消灭了一部分日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在打扫战场时,几个被俘虏的伪军说:“新四军真厉害,硬是把鬼子的骄横气焰打下去了。

月塘集这一仗,共毙伤日军30多名,伪军6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40多件。

月塘集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气焰,震撼了当地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当地群众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一到这里,就打得日本鬼子丢盔卸甲嗷嗷叫,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从此,苏皖支队在月塘集站住了脚跟。

 

陶勇司令十二圩只身闯虎穴

1939年冬,新四军苏皖支队在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穿过日伪军的重重封锁,渡江西进,来到天、六、仪、扬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来到仪征后,首战大仪,再战甘泉山,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接着,又英勇地迎战来自扬州、六合日伪军的东西夹击,取得了月塘保卫战的胜利。

当时,日伪军控制着主要城镇及交通线,广大农村则存在着各种力量,有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及其常备大队,国民党省防军十六团,地主富户、地痞组织的地方武装“联庄会”、“大刀会”等。苏皖支队来到这里以后,在与日伪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各方力量团结抗日。许多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号召,有的投笔从戎,直接投入抗日队伍;有的帮助筹粮筹款,支持部队打击侵略者;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的青年也表示要与苏皖支队合作,共同抗日。当时,张家骏在国民党仪征常备大队第三大队担任中队长,这个大队是十二圩王贵乐(禄)、王子安控制的武装,苏皖支队到月塘山区时,“二王”害怕武装被苏皖支队吃掉,将大部分兵力撤回十二圩老窝,只留张家骏负责的一个中队暂时住在月塘,一方面继续与国民党周旋,一方面暗中观察苏皖支队的动静。陶勇司令几次约张谈话,知道张家骏原来是个青年学生,为抗日才拿起枪杆子,又在第五战区干训团受过训时,就向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大义,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为抗日救国出力。陶司令对张家骏说:大敌当前,应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你现在所在的部队,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武装集团,在那里是不可能施展救国救民抱负的;我们十分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张家骏虽然钦佩共产党领导的苏皖支队,也被陶司令的话所触动,但由于考虑个人得失较多,一时下不了决心参加革命队伍,然而他向陶司令表示,一定会力所能及地做些有益于抗日的事情,并尽可能地做“二王”的工作,争取他们与苏皖支队合作抗日。张家骏对陶司令说,“二王”的第三常备大队有4个中队,加上税收武装和警卫部队,共有600多人枪,是仪征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较强的一支武装力量,如果能把“二王”争取过来,即使是暂时合作,也有利于发展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陶司令同意张的看法,嘱咐张家骏在“二王”面前相机做做工作。

根据陶司令的指示,张家骏回十二圩述职时,两次向王子安谈及苏皖支队的情况,并察言观色,注意王子安的反应。张家骏对王子安说,苏皖支队装备精良,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几次跟日军交锋都打了胜仗,他们团结友军,主动与地方人士合作,在当地很有威信。而且,东有管司令的挺进纵队相互呼应,紧密配合,估计天、六、扬地区的抗日斗争将出现新的局面。对这个形势,我们应当有所准备并采取对策。王子安听了张家骏的话,虽然没有作声,但心里很有触动,因为“二王”部队虽然挂着仪征县常备大队的牌子,但跟国民党的所谓敌后政权却是同床异梦,更不受其领导和节制。“二王”曾与李明扬联系过,企图找泰州“二李”做靠山,但李明扬远在泰州,“远水救不得近火”,而且李明扬也不负责供应军需给养,捞不到油水,所以既想靠又不想靠,心里很矛盾。这次听张家骏说苏皖支队的情况,知道共产党的方针是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和苏皖支队挂钩,以保存自己的实力。王子安的这些想法不久便流露出来,当张家骏向他告别准备回月塘驻地时,王子安对家张骏说:苏皖支队说要团结友军共同抗日,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还摸不到深浅,如果他们真有诚意,我愿意跟陶司令交个朋友,今后互相照应。我现在授权给你,去跟他们联络交涉。

张家骏回到月塘后,将王子安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向陶司令作了汇报。陶司令豪爽地说,王子安既然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到十二圩去拜会他,当面商谈抗日大计。陶司令提出要亲自去十二圩,将张家骏吓了一跳。张家骏赶紧对陶司令说:王子安是兵痞流氓出身,心狠手辣,翻云覆雨,司令要慎重。陶司令笑笑说:“二王”与国民党仪征县政府有矛盾,又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摇摆不定,日子肯定不好过,我们新到这里,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很重要,而且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救国,只要“二王”不投敌,与我们就没有利害冲突。我们把工作做好了,是有可能争取他们合作的,至少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这也有利于抗日的事业。陶司令说完后,又鼓励张家骏继续做好工作。

王子安听说陶司令要亲自到十二圩来,非常高兴,当场定了日期,请陶司令光临。张家骏对王子安说,请陶司令可要“礼”字当头,“义”字为先啊,要保证来去安全。王子安对张家骏说,你放心,我会妥善安排,保证万无一失。话虽这么说,张家骏还是不放心。见到陶司令时,又劝他,这次去十二圩,就像赴“鸿门宴”,司令可得慎之又慎,多加小心。陶司令确实是胸怀宽大,大智大勇,他对张家骏说: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贯彻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1939年12月底的一天,也就是双方约定的日子,吃过午饭,陶司令只带了两名警卫员,由张家骏陪同,从月塘启程,经九里集过十二里岔,到了新城西北的金家洼,在金长标家临时歇脚,王子安派来的联络人员已等在那里。张家骏向他了解保卫工作的部署,知道从十二圩向西到沙河,新城以西到县城东门,都放了流动哨,通向十二圩的各个道口都加派了岗哨。张家骏才稍稍放心,便吩咐联络员立即骑自行车回十二圩向王子安报告,要他们加强公路沿线的警戒。

黄昏时,陶司令一行安全地越过仪扬公路,王子安派他的结拜兄弟吴敬贤在新城街上迎接。然后过二闸,到旧港,王子安警卫班已在那里恭候,经过一番客套后,便一起进了十二圩。

十二圩玉麟春酒楼汽灯高挂,宴席齐备。陶司令在王子安等陪同下登上酒楼宴席, 他们边吃边谈,陶司令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性质,谈到国内掀起的全民抗日救亡的高潮和在国际上激起的公愤;从阐述全国各个抗日战场的形势,进而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消长,以及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说明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军的道理;又联系仪征实际,指出各种力量,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唯一的光明正道是携起手来,并肩作战,一致对敌。陶司令接着讲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说:我们的目的是抗日救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阶层人士,联合各方力量,不分党派,不论阶级,共同对付凶恶的敌人。他还说:我正是怀着这个目的,到这里拜会王先生,以表示我们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的诚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想王先生一定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分清大是大非,站在救国救民的立场上和我们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陶司令讲话时,宴席上大家认真静听,王子安则一连声地说:司令高见,司令高见,王某领教。同时也为自己作了一些解释和辩白,说王某作为中国人,绝不投降当汉奸,只是处在敌人的包围当中,敌我力量相差很大,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要我的义弟吴敬贤出面,搞个警保所来应付日军。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一点要请司令谅解。至于打日军,完全应当,只要我王某能办到的,一切听从司令指挥,为抗日出一点微力。陶司令接住他的话头说:王先生这样表态,很好,一言九鼎,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朋友了。王子安连称:是的,是的。

宴席散后,王子安为了避开他人的耳目,特地请陶司令到尾帮芦滩上柴棚休息用茶。这时,陶司令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先生已经表示要和我们合作,应该有所行动才好,请教王先生有什么打算?王子安考虑了一下,回答说,在王某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请司令下达命令。陶司令说,好,爽快。那我就请王先生来个小行动,给日本侵略军一点小小的打击。你可派出两支队伍,一路破坏仪扬公路的桥梁、电话线,切断敌人的交通和电话,一路佯攻县城。王子安随即下达命令,派一个分队到仪扬公路烧毁金家大桥,剪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拉倒电杆;派两个分队去县城东北角,放几枪,摆出攻城的架势,完成任务立即返回。陶司令等王子安部署完毕,又交谈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王子安派一个班护送陶司令过仪扬公路,张家骏也随同陶司令由原路返回,到月塘已接近拂晓了。

后来听说,王子安派出的几个分队,分别完成了烧毁金家大桥、破坏电话线和佯攻县城的任务。驻扎在仪征的日军很恐慌,派人到十二圩警保所查问,吴敬贤出来周旋,说是后山来了很多游击队,日军信以为真,急忙加强警戒。

再后来,王子安基本上按照与陶司令口头谈判约定的协议办事:其一,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和省防军十六团搞反共摩擦,把矛头指向苏皖支队时,“二王”的部队没有参与,袖手旁观,有利于苏皖支队进行反摩擦,赶走了十六团,促使国民党仪征县政府瓦解,县长黄家驹逃跑,为成立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其二,日军及其训练的绥靖队向根据地进攻时,王子安部只要知道一般都能向我方通风报信;其三,抗日民主政府税收人员在龙河、新集一带收税时,王子安部收税人员与我方互不干扰,采取一定的合作态度。这样的局面大约保持了半年时间,1940年6月陶司令率领苏皖支队离开仪征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二王”原本是脚跨两只船的,非常畏惧日本侵略军,加之国民党特务又潜入十二圩,勾引“二王”走“曲线救国”的道路。“二王”在日军的压力和诱惑下,不久即公开投敌,走上了卖国的反动道路。

 

名震仪扬的魏司令

 

魏司令即魏然同志。他1918年7月出生于仪征谢集三里庄,少怀报国志,青年时投身抗日斗争,走上革命道路,从1942年到1948年,历任仪征地区县级党政军领导职务;解放后,任师、军政委,铁道兵副参谋长和浙江省军区顾问等职,1995年10月,病逝于南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

魏然原名魏家齐,他幼读私塾,12岁到天长县第一中心小学读高小,毕业后考入扬州私立中学。魏然在天长、扬州读书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关心祖国存亡,阅读进步书籍,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在自己书桌上刻写“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誓死不当亡国奴”、“学班超投笔从戎,效岳飞杀敌报国”等誓言,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军人保卫国家。1934年春,他因家庭变故,中途辍学,但仍不改初衷,回到家乡后即参加天长进步青年爱国抗日救亡团体,还到陈集参加集中军事训练,为日后武装抗日做准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魏然自费在谕兴集和谢集办壁报,逢集时在街头演讲,向群众报告抗日消息,揭露日军暴行,宣传防空防毒常识。这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扬州,仪征、天长,县城沦陷,他随即联络陈仁刚、李名书、侯余先等几十名爱国青年,组织苏皖边区抗日义勇军,到天长、六合交界的横山打游击。这是南京陷落后江北最早揭竿而起的自发抗日武装之一,一度收复被伪维持会控制的天长县城。这支抗日武装虽然不久被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勒令解散,但魏然毫不灰心气馁,积极寻找共产党,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陈舜仪组织的天长抗日动员委员会和抗日青年训练班,担任天长青年救国会理事和南乡分会理事长,在仪、六、天、扬结合部的广大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当时,魏然已成为当地青年领袖和抗日活动骨干,当地流传“北乡陈舜仪,南乡魏家齐”之说。

1939年,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皖东作战略展开。7月,中共津浦路东工委和天长工委相继建立。9月,魏然由周利人、陈舜仪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时期在仪征本地入党的第一名党员。随后受命到仪征在国民党仪征县政府掌握一部份武装,采取合法手段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1939年11月,新四军苏皖支队挺进天、六、仪、扬地区,中共仪征县委随之建立,魏然的党组织关系从天长转到仪征县委。1940年4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魏然任县政府文教科长兼司法科长。他看到民主政府初创,武装力量薄弱,封建反动的大刀会、联庄会十分猖獗,主动请缨,要求离开县政府到四区(青山、胥浦等地)任区长,发展武装,不久就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区队。区队配合正规部队瓦解了大刀会,惩处一些反动头目,打开了斗争局面,将斗争范围扩大到长江边和县城附近。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仪征抗日斗争形势也逐渐恶化,日伪在十二里岔、谢集建立据点,加紧蚕食、伪化抗日根据地,县委县政府撤到峨嵋山以北地带。四区与县委失去联系,担任四区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魏然率领区队独立作战,与敌伪军周旋,不仅没有被敌人打垮,反而在斗争中壮大了区队。为此,路东联防办事处主任邓子恢特发布命令给予嘉奖。1942年10月,魏然担任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总队队长。1943年2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厉行精兵简政,仪征县与冶山县合并成立东南办事处,魏然任办事处主任和东南支队司令。他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主动打击敌人,当年6月19日率东南支队苦战一夜,粉碎三道防线,一举荡平谢集敌伪据点,收复20多个乡,使东南县和甘泉县连成一片,扭转了仪征地区抗战局势。1943年9月,撤销东南办事处成立冶山县。1945年2月,魏然从华中党校学习回来后,出任冶山县委书记、县长和冶山支队政委,带领全县军民将仪征地区的抗日斗争节节推向前进。当年8月13日,汪伪首都警卫三师3000余官兵在钟家集反正,魏然率冶山支队策应,欢迎他们弃暗投明。12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期间,魏然从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并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为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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