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5年第三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5-09-30
 

抗日烽火

 

仪征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

 

仪征及其周边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也称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东南前哨阵地。它由新四军苏皖支队和第5支队转战创建。1940年4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和一年半后湖西办事处、水南办事处成立,标志着抗日根据地的形成。经过一番极为艰难曲折的斗争,到1943年东南支队攻克谢集敌据点,湖西、水南两个办事处改为甘泉县,表明仪征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明华中是党发展抗日武装的主要地区,战略上是华中、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目前党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4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中共皖东工委改为中共苏皖省委;5月和7月,苏皖省委先后组建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和津浦路东工作委员会,部署开展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开创皖东抗战局面,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于1939年5月中旬成立,统一领导江北新四军部队。江北指挥部在整编江北部队的工作中,以原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5支队。部队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4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盱眙半塔(今属来安县)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秋,苏皖省委下属的天长工委派人到仪征地区活动,仪征爱国青年魏然、陈仁刚在天长工委加入党的组织。

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设在月塘乡下的敌后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其第一任县长戴志强的主要“政绩”就是攻打抗日武装陈文部队。其第三任县长黄家驹,因与日军有杀父之仇,有抗日愿望。1939年秋,天长地下党利用黄家驹亟须用人之机,派魏然、陈仁刚、董筱川等以合法关系进入仪征县政府,掌握了县常备队、县财政和宣传的部分职权,以发展抗日力量。

1939年秋,中共苏北特委和新四军挺进纵队第3团也在部署开辟仪扬地区的工作,先后派遣华春木、陈仲英等到仪征,收集情况,联络各界人士,与当地的抗日救国青年团取得了联系。之后,中共苏北特委派组织部长周爱民和王杠(林孔帆)等,随新四军苏皖支队到仪扬地区从事党的工作。苏皖支队到达陈集后,即建立中共仪征县委,周爱民为书记。这是仪征历史上第一个党的县级组织,初期也称“天六仪扬中心县委”。县委组织青抗、妇抗等团体及青训班,在各地建立区委。到1940年春,先后建立了陈集、谢集、东沟、龙河、移居、月塘、谕兴等区委。县委对外以“联抗”名义开展工作。仪征县委开始隶属苏北特委,1940年春划属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1940年1月,撤销中共苏皖省委,分别建立中共皖东路东、路西两省委)。

新四军第5支队于193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之后部队陆续越过了津浦铁路,在路东广大地区展开。5支队将路东划分为5个区域分兵5路,开展敌后游击战。其中第8团1、2营在天长、扬州,第15团在仪征、六合一带活动。在打击敌人的同时,积极宣传群众,扩大部队,进行统战工作,配合路东工委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组织群众。

1939年冬,第8团向天扬公路以西地区的日伪军展开袭扰活动。12月中旬,以4个连的兵力夜袭天长县秦楠镇,歼灭伪军2个中队,俘伪军40多人。1940年1月,8团以1个营的兵力在秦楠镇以南天扬公路伏击日军,打退了日军和来夹击的伪军,歼伪军1个中队,俘伪中队长以下43人。

1939年11月下旬,新四军苏皖支队进入仪扬地区,在仪征、六合、江都(今邗江)、天长开展抗日游击战及各项工作,通过月塘、横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狠煞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也树立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威望。

苏皖支队和中共仪征县委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动员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宣传工作遍及天长、仪征、六合、江都(今邗江)、高邮5县的广阔地区。在发动基本群众的同时,苏皖支队和仪征县委还团结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动员他们参加抗日行列。苏皖支队到达陈集后,即主动与当地各界人士接触,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当地爱国知识分子李梦甲被委为陈集镇镇长、陈集各界抗敌协会理事。他积极帮助部队筹粮筹款,向乡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地主士绅陈海平捐献200元给部队作军需。张筱川将收藏的几十件武器献给苏皖支队。苏皖支队到了月塘,下营周的士绅周业新让支队司令部驻在自己的家里。他看到部队筹粮有困难,便设宴邀请当地几位地主和大户,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他自己当场带头献粮,为部队顺利解决了暂时的粮食困难。60多岁的茶篷小学校长赵坚,坚持要求参加青抗会,与青年人一起学习和工作,争先吃苦。他被选为青抗会的宣传部长。苏皖支队还争取与国民党人士合作。国民党仪征县长黄家驹,在其县常备队、县政府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一度与苏皖支队合作抗日,成为路东各县国共合作抗日的唯一例子。

苏皖支队和仪征县委还积极采取措施,团结、扶助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苏皖支队驻陈集、东沟、谕兴等地办事处也都建立地方武装,不少游击队的骨干经过战争的锻炼,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党的干部,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1938年至1939年,新四军在皖东战略展开,这里还只是游击根据地,政权掌握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手中,人民武装的数量亦不多。第4、第5支队和苏皖支队在敌后,没有根据地依托,供应极为困难。国民党当局不发给一枪一弹和粮草被服,其地方政府多方刁难限制。新四军没有税收,每到一地就打“资敌”和借粮募捐,不能解决问题。到冬天战士们穿单衣,吃的是杂粮稀粥。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中,处境十分困难。这种状况与形势发展的可能与需要相距甚远。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1939年秋,党中央进一步明确长江以北地区乃至整个华中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急需加强,而东南局的主要负责人却对执行中央制定的新四军东进北上方针迟疑不决,不敢大踏步地进入华中敌后,开辟游击战争,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党中央决定原拟到中原地区开展工作的刘少奇,改去华中,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当年11月底,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东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皖东和华中日、顽、我的基本态势及“三角”斗争特点,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刘少奇批判了不求发展的“精兵主义”和根据地建设上的“华中特殊论”,反复强调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人民武装抗日,他指出,有了政权和根据地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他要求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中原局会议的精神在皖东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

1939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向右转,会后掀起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磨擦的重点移向华中。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转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政权。

1940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所属部队5000余人,分路进攻皖东津浦路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部队,中原局、江北指挥部集中第4、第5支队和苏皖支队,实行自卫反击,击退了反共军的进攻。3月21日至4月8日,路东新四军主力西援作战,后方兵力空虚,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10个团万余兵力向新四军第5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及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支队留守部队奋起抗击,第5支队、第4支队、苏皖支队、新四军挺进纵队等部及时回师、驰援,打垮韩德勤顽军,取得半塔保卫战胜利,保卫了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中共中央中原局不失时机地指示江北指挥部和皖东党组织委任皖东各县县长,建立各级民主政权。在仪扬地区,韩德勤多次指示国民党驻军和敌后政权制造反共磨擦。1940年4月初,苏皖支队进行反磨擦斗争,一举赶走了驻扎在月塘大李洼一带的国民党顽军16团(2个连),国民党仪征县政府及其常备队同时瓦解。

1940年4月,仪征县参议会在月塘曹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界人士和苏皖支队、仪征县委的代表,共100多人,赵坚担任县参议会议长。县参议会推选周爱民担任县长。县政府成立后,撤销各地的民运办事处,设一区(县城北部一带)、二区(龙河、新集一带)、四区(月塘、胥浦、铜山等地)、五区(谢集、新民集、九里集一带),不久增设湖西办事处(区级)和六区(从四区划出的月塘、移居)。县政府活动在月塘海会寺及山郑一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标志当地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

在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基础上,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设办事处)于1940年4月18日成立。1942年1月,路东联防办事处改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

 

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委加强党的建设,领导、推动政权建设和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县委对原有各区委(与各地部队民运办事处相结合)作了调整,在县政府下辖的二、四、五、六区建立区委,在一区建党支部,在湖西办事处设政治指导员。1941年1月,建立中共湖西工作委员会(区级)。在县政府机关、地方武装和基层乡(首先在月塘、谢集中心区的乡)建立支部。

仪征县委和新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用极大的力量去宣传动员广大农民大众,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上年山区大旱,粮食欠收,贫苦农民生产、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党和政府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着手,积极帮助农民克服春荒,用实际行动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吸引农民参加抗日斗争。

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工作组到第五区巴祠乡,进行发动群众的试点,首先推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三七分租”和“二五减租”。分租的,收获的粮食佃户得70%,地主得30%;包租的,租额减少25%。同时实行“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政策。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贫苦农民的经济负担,也照顾到地主富农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工作组还在巴祠乡开展改选旧政权的工作,贫苦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和开明士绅被推选进乡、保政权机构,替代思想顽固的旧乡保长。广大农民经济上得益,政治地位提高,抗日热情高涨,积极申请加入乡农民抗敌协会,许多青年加入民兵组织,他们积极配合县区武装打击下乡骚扰的日伪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参加护粮斗争,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巴祠乡成为全县的模范乡。各区乡的农抗会和民兵组织纷纷建立,1940年秋成立了仪征县农民抗敌协会。在借粮、减租减息和民兵工作中出现的一大批积极分子,党组织帮助他们不断提高革命觉悟,在斗争中增长才干,成为群众斗争的骨干,陆文源(陆毅)、杨树等农抗会员和民兵骨干相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县民主政府设立了精干的办事机构。政府组成人员实行“三三制”,吸收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参加县、区各级政权工作。如月塘下营周的地主知识分子担任四区区长,进步教师李养廉担任县教育科科长,曾在国民党仪征县政府中工作的开明人士赵新民担任县财粮科副科长,地主曹察秋、葛良涛等分别在公学庙产管理委员会、货检处等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

抗日民主政府从建立时起就注意加强自身的作风建设,强调各级行政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尊重群众,关心民众疾苦,为民众服务。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时遭到敌人的袭击骚扰,县区机关频繁转移驻地,常常一夜要换几个地方睡觉,流动办公。县长、区长等政府工作人员都深入斗争第一线,领导群众抗击日伪军,并就地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完全没有以往政府官吏的官僚架子,衙门作风。各项行政开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在极端艰险困难的条件下过清苦日子。抗日民主政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效廉洁,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不久,筹建了仪征常备团,各区组建了区队武装。1940年六七月间,常备团经整编后编入5支队独立2团。当年秋,由区乡武装上升成为县模范营。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1年3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活动范围遍及5个区50多个乡,其中比较巩固的中心区有五区、六区大部分和四区一部分。在中心区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抗会等群众组织,并对基层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造。县里成立了模范营,最多时有3个连,共300多人,各区有区队,部分乡有乡队和民兵,全县有500多人枪。在这期间,还向主力部队输送了一批兵源,提供了粮食等军需给养。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军乘机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当年下半年,日军为消灭仪扬地区的抗日力量,一是修筑公路、碉堡,除天扬、仪扬公路外,先后修筑了刘集到扬州、刘集到大仪、高集到仪征、大河口到青山安墩桥、金集到仁和等公路,交通干线的重要地段还增设了碉堡。二是策动一些地方武装集团公开投敌,扩大伪化区。二十三乡联庄会头子侯香远投敌后当上伪四区自卫团团长,勾结日军在侯家营修筑了据点。十二圩的王子安接受伪二、三、五区联合自卫团的番号。曾任过苏皖支队特务营营长等职的卢维国(卢俭)叛变投敌,被扬州日军委为“讨伐队司令”,进驻刘集据点。刘集地区八乡自卫团头目陈云,甘泉地区九乡自卫团头目郭永泉,以及水南地区的“三条龙”(龙连三、赵德龙、吴龙安)等均投向敌人,把矛头指向抗日力量。三是组织对根据地的军事扫荡。当年10月,来自扬州、天长的日伪军扫荡仪征抗日根据地,烧毁月塘集民房300多间,移居集民房150多间,杀害群众9人。冬春之间,卢维国伪军带领日军先后3次偷袭仪征县模范营,模范营2连李连长等多人牺牲,部队减员。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仪扬抗日根据地处于十分险恶的境地。4月6日和8日,日伪军占领根据地中心地区的谢集和十二里岔,在两处建了据点,对根据地实行分割、蚕食。这一时期,仪征地区的日伪军最多时有2000多人,在仪征周围据点也驻了大批日伪军。各据点的日伪军频繁出动,袭击抗日武装,骚扰抗日根据地,追捕抗日人员,抢掠物资。敌人还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华治华”策略,利用卢维国等伪军头目收罗社会渣滓,勾结地方反动势力,进行反共宣传,威胁利诱抗日人员,分化瓦解抗日力量。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区、二区、五区的党政机构均被迫停止活动,湖西办事处和湖西工委撤销,所属乡、村被伪化。日伪军经常出没于曹集、樊集、移居、月塘等地,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动范围只剩四区、六区的几个乡,县委、县政府有时被迫离开本县,到峨眉山以北属于直属二区的地方暂时落脚。县模范营遭到敌人的袭击和策反,大量减员。

日伪军占领谢集、十二里岔后不久,新四军二师组织的部队赶到天、六、仪、扬地区发动连续战斗,从4月10日至17日,集中打击敌人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点、线。4月10日午夜,4旅12团猛攻谢集敌据点,激战3个半小时,打死打伤伪军50多人,伤员6人。4月14日午夜起,攻击敌点、线的战斗全面展开,12团先后袭击谢集、刘集、铁牌、马鞍山敌据点,15团猛攻金家集敌据点,独4团扰袭天长县城,2师特1连、4旅侦察营和仪征县模范营,在牵驴下坎伏击来自十二里岔和仪征的援敌,毙伤日军30多人,伪军10多人,俘虏日伪军40多人。反点、线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转移到金牛山一带休整。4月17日拂晓前,日伪军700余人,配备大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偷袭12团驻地陈庄。12团奋勇迎战,血战至中午,毙伤日军200多人(其中尉官、校佐各1人),伪军300多人,缴轻重机枪等武器一批。金牛山战斗是“2师成立后与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参战部队受到新四军的嘉奖,3次战斗中,抗日战士有210人伤亡。

这次反点、线的连续作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未能摧毁敌人建立的点、线,未能改变根据地被分割、蚕食的局面。

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中共路东省委先后派丁明志、陈雨田、马义宏等到仪征,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县委、县政府撤并机构,调整组织,集中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些军事干部派去担任乡长,重建区乡武装,恢复民兵组织。严重减员士气不高的县模范营,整编成一个连,转移到金牛山一带训练;1941年冬,撤销县军事科和模范营,建立县总队。抽调一批连排班干部组成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由县负责人率领,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在武装斗争中,县委和县政府重视做好对伪军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争取一批伪军和伪方人员与抗日政府暗中合作。

1941年8月10日,独4团1个营在仪征县模范营、四区区队配合下,拔除侯营敌据点,俘虏伪军50多人。8月24日,独4团一部攻入十二里岔敌据点,击毙日军3人,俘日军1人、伪军15人。1942年1月,独4团便衣武装再次袭击十二里岔,俘伪军数十人。1942年7月,新四军2师6旅分兵同时攻打沿江的敌据点十二圩和东沟,以钳制敌军,配合苏中部队的反“扫荡”斗争。6旅17团于某晚长途奔袭十二圩镇,并在新城渡口打援,共歼日伪军200多人,其中全歼日军1个小队。同一天,6旅16团攻打东沟,给予敌人大量杀伤。

抗日政权建立后,确定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破坏敌人的以战养战计划,与敌人的经济侵略及封锁政策作斗争,同时,保证抗战资源的供给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使根据地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抗战。县里逐步建立健全了税收、财政、货物管理机构,开展征粮、税收、贸易管理、财务管理工作。合理征收田赋、公粮和货物税。1942年夏收后,群众踊跃交纳公粮,不少边缘地区的农民也冒着危险向抗日政府交纳爱国粮(大多折价交钱),在根据地大为缩小的情况下,抗日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比以往有所增加。开展货物贸易。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反封锁,主要措施有:严格控制粮食、油料、猪牛等农副产品运销到敌占区,并由政府统一收购群众手里的商品粮,有组织地去换取根据地需要的布匹、煤油、火柴、纸张、药品等物资。根据地还加强金融管理,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经过艰苦的斗争,仪扬地区抗日困难局面有所扭转。到1942年秋,县政府下设四区、六区、七区(谕兴区)和新篁区,六区重新成为较为巩固的中心根据地。1943年2月,淮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紧缩机关,充实基层,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并起用一批地方干部,以利就地坚持斗争。2月,津浦路东9个县合并为眙嘉、天高、来六、东南4个办事处(县)。东南办事处系仪征、冶山两县合并而成,同时成立东南县委和东南支队。原路东区党委宣传部长祁式潜担任东南县委书记兼东南支队政委,原仪征县长魏然担任东南办事处主任兼支队司令。东南县委办事处设置了精干的工作班子。办事处下辖月塘、胥浦、塔山、樊集、八百、四合、东庙、钟林、谕兴(全集区)、新篁、谢集(1943年6月设)等区。

东南办事处成立后,领导军民继续开展反分割反蚕食斗争。1943年5月,东南支队攻打东沟敌据点,摧毁外围工事,歼灭伪自卫团40余人。6月19日,东南支队攻克谢集敌据点,并彻底清除工事设施,谢集战斗后,抗日力量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扬州近郊。

 

1941年秋,中共路东区委作出开辟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派区党委敌工部部长余纪一以“四县督导员”的名义负责这一地区的开辟工作。1942年初,重新组建湖西工委、湖西办事处、余纪一为工委书记,李梦甲为办事处主任。湖西工委和湖西办事处为县级党政机构,直属路东区党委领导。

处于日伪顽的重重包围中,又与其他抗日根据地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余纪一等湖西工委的工作人员,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着手开辟工作。在李梦甲的协助下,广泛联系当地的士绅、各界人士,联络地方实力派人物,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汪伪卖国贼的罪恶,鼓励他们丢掉幻想,团结对敌,抵制伪化,自卫保家。1942年春季和秋季,湖西工委两次组织各界代表数十人到盱眙旧铺一带中心根据地参观访问,参观团受到新四军二师师长张云逸,路东区党委、淮南行署负责人方毅、汪道涵等的热情接待,亲眼看到了共产党的路线、纲领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他们回来后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不少人经受考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干部。

对于敌伪人员,注意区别对待。实行革命的两手政策,即打击和孤立甘心附敌,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汉奸特务,对被迫参加,多少有点爱国心,或处于动摇状态的伪乡保长、伪乡人员,则加以争取,使之为抗日事业服务。甘泉地区九乡自卫团团长郭永泉,为日军效劳,又受顽国民党江都县县长张济传的指使,参加反共活动,湖西便衣队智擒郭永泉,瓦解了他控制的自卫团。湖西便衣队还先后俘虏了驻大仪日军的翻译和刘集伪警察派出所头子,经教育后释放,让他们提供日伪情报,不少乡保长向抗日力量靠拢,表面上应付日伪,暗地里为抗日组织做事。一些乡保由原来为日伪效劳的一面政权转变为消极应付日伪,暗中为抗日服务的两面政权。

洪帮在湖西地区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不仅地痞流氓参加帮会,许多农民、商人、职工为了保家求安也都拜师入帮,一些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也与洪帮关系密切,或者本身便是帮会中人。湖西工委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利用帮会这种形式把各种人组织起来,为抗日斗争服务。余纪一以洪帮老大的身份开堂收徒,向帮中人宣传民族意识,布置抗日任务,帮规帮法中也增加了抗日爱国的内容。这一活动遍及菱塘、送驾桥、甘泉山、杨寿、龙河、庙山等地,先后有近千人参加,其中有伪乡保长、伪军人员,也有农民、塾师、医生,以及地主、商人等。这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扩大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争取中间势力,控制与约束危险分子,扩大抗日力量,孤立敌伪势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湖西工委积极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本地区的武装力量。工委成立时,只有几名警卫战士,便集中起来打汉奸,扰袭零星的敌伪人员,逐步发展到几十人,成立了湖西便衣队。1942年夏,日军企图收缴伪自卫团枪枝和民间枪枝,扩充伪军,湖西工委一面争取一些两面政权乡保长的协助,一面组织武装袭击,取得了反缴枪斗争的胜利,并用这些枪枝武装自己。湖西便衣队发挥游击战的威力,机动灵活,四处出击。他们夜袭龙河来仪庵伪五区自卫团驻地,俘虏伪自卫团团长等70多人。袭击正在盘古山抢劫勒索的伪军施建平部,这支筹建不久的扩充大队尚未扩充即告瓦解。夜闯蒋王庙伪自卫团团部,解除自卫团武装,并召集全体人员训话教育。1942年12月,湖西办事处配合新四军2师独立4团攻克马鞍山敌据点,全歼伪军数十人。1943年春,湖西便衣队发展为湖西大队,有100多人枪。新成立的湖西大队在袁家井伏击日伪便衣武装,以后又在古井寺北处决日伪特务,给敌人的便衣活动以沉重打击。

湖西地区靠近日伪在苏北沿江一带的统治中心扬州,敌人控制严密,开辟初期,抗日力量很小,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各项工作都以“灰色”的面目出现,绝不张扬,绝不搞得很“红”,甚至有了一定群众基础也不搞减租减息,从而麻痹了日伪军,在敌人不很在意的情况下把根扎下来了。政权建设也十分审慎,办事处成立后的第一年没有建立区乡政权,主要是利用旧的政权组织完成各项抗日任务。办事处仅设精干的工作班子,湖西工委不对外,工委成员分工负责,深入基层做好组织发动工作。1942年秋,工委办事处派出孙克、胡坚、戴锡九,分别以杨庙区区长、公道区区长、黄珏区区长的名义到那里从事联络、开辟工作。1943年初,仪征县二五区(龙河、新集、朴席一带)划属湖西办事处;当年春,先后建立路南区(在陈集一带,也称陈集区)和路北区(黄珏、公道一带),同时建立路南大队和路北大队。6月,谢集据点拔除,湖西地区与东南办事处所属根据地连成一片,日伪势力进一步削弱,抗日力量迅猛发展,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1943年6月,甘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董筱川为县长。甘泉县包括湖西、水南两个办事处开辟的地区。水南办事处和水南工委成立于1942年秋冬,主要活动在沂湖、洋湖、高邮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包括高邮县的菱塘、送驾桥和天长县的仁和、秦楠等地。水南办事处主任董筱川,水南工委书记王昭铨。甘泉县成立后,湖西和水南的党政机构同时撤销。同时成立中共甘泉县委和甘泉支队,胡炜为县委书记,兼支队司令、政委。甘泉县成立后又陆续建区,到当年年底,甘泉县已有陈集、古井、大仪、二五、杨庙、黄珏、公道、菱塘、秦仁等9个区。各区相继组建了区队武装。甘泉县抗日民主政府与东南办事处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并峙在仪扬大地上。

 

沟通大江南北的地下交通线

 

淮南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反动统治心脏的南京隔江对峙,是抗日斗争的前沿战场,又两度成为我党华中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也曾成为新四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根据地对外联系,必须通过日伪军控制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必须通过日伪军的重重封锁。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线,实现了根据地与外地党政军机关之间的人员往来、公文传递和物资输送。仪扬地区,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东南前哨,又濒临长江,贯通大江南北的地下交通线便是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淮南党政军机关联系苏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的主要通道。仪扬地区党组织和广大军民,当年为建立并保护地下交通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淮南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沿江一带就开展了地下交通工作,负责转送往来于长江两岸的抗日人员以及文件、物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部分皖南新四军和地方党的干部、战士陆续突围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在苏南党组织的安排下陆续秘密渡江转移到淮南,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路东省委)派唐元田等人到仪征负责接待转移工作。

1941年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当时驻盐阜地区)决定建立系统的交通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主持抽调干部到各根据地(师)主持建立交通站,杨秉超被派到淮南根据地(2师)。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决定在其组织部的领导下设交通科(亦即淮南交通总站),杨秉超为科长,马公(巫成亮)为副科长,抽调一批干部专职从事交通工作。根据地内建立直属交通网点,并由各级党组织(县委、区委)严格挑选、委派交通人员,负责党政军各方面的命令、通知和文件、刊物的快速传递和绝对机密。

区委交通科(交通总站)还建立起与苏中(一师)、苏北(三师)、淮北(四师)、皖江(七师)和苏南(六师)及上海的地下交通。联系淮南与苏南、上海的地下交通主要依靠仪征及周边地区。1942年秋至年底,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及干部、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200余人,大部经仪扬地区进入淮南根据地,这一转移工作由江苏省委主持,淮南党组织协助。在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于当年冬转移至淮南中心根据地后,仪征地区成为其对苏南、上海联系的最重要的地下通道。

仪征地处沿江,与日伪军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镇江、扬州近在咫尺,抗日根据地不断遭受日伪军的进攻和封锁。1941年的皖南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妄图趁机消灭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伪化。当年4月,在叛徒、伪军头目卢维国的引领下,日军占领仪征抗日根据地中心谢集,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大肆袭击、屠杀抗日军民。日伪军除占据仪征、天长、六合、扬州四城,还控制天长县城到仪征县城一线,纵贯县境的交通线上,增设金集、谢集、十二里岔据点,百华里五点相联;日伪军在其控制的仪扬公路两侧,有十二圩、新城都天庙、朴树湾、蚂蚁山、龙河集等据点;日伪军在其控制的仪六公路两侧,有胥浦桥、侯家营、东沟、横梁店、瓜埠、王子庙、划子口、灵岩山等据点;另外还有天扬公路线上的仁和集、大仪镇、甘泉山以及扬州城、天长城的外围据点。据点之间相距均在20华里左右,日伪军以点线带全面推行伪化。抗日军民被分割在点线之间,完全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通过重重日伪军点线的地下交通,是极为艰险的。“地下交通”是日伪军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地下交通员”是党的忠诚、勇敢、机智的战士。

从上海、苏南经仪征到淮南中心根据地的交通线大体上有三条:一是在镇江渡江,经瓜洲、乌塔沟、新集、龙河、新民集、月塘,然后走樊集、大井赵、东旺庙、汊涧,抵达淮南根据地中心区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二是在江南镇江、高资等地渡江后,在十二圩一带上岸,经新城、龙河、新民集、月塘到根据地中心区;三是在江南龙潭、下蜀一带渡江,在大河口(小河口)、沙窝子一带登陆,经枣林岗、月塘到根据地中心区。此外,还有经仪征县城、胥浦和六圩、扬州的交通线路。

1942年8月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及区以上负责人,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其中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刘晓等均自镇江渡江经仪征进入后方根据地;同年,由江苏省委组织安排,到淮南根据地办学的有上海之江、大厦等大学的20多名教授、助教,120多名学生,南通农学院部分师生,还有知识界著名人士胡风、韦悫等。1943年,潘汉年、刘长胜等负责人,经扬州、古井、月塘到华中局。新四军第6师的负责人江渭清等到华中局开会,新四军2师支援6师的弹药,也都是通过胥浦的交通线北上或南下的。1943年4月22日,抗大九分校的近千名干部、学员,在副校长刘季平、教育长杜屏率领下撤出苏南地区,由下蜀与龙潭之间渡江,经胥浦进入淮南根据地。1944年12月27日,新四军第1师第一批南下部队离开苏中地区,分东、西两路渡长江南下,西路由师长粟裕率第3旅第7团及300多名干部,晚上经仪征分批渡江,南下苏浙皖边区。此外,谭震林、陈光等淮南、苏南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均曾经仪征往来大江南北,不少重要文件,均通过地下交通线传递,许多军需物资,如布匹、弹药、医疗用品等,通过交通线送达华中各根据地。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美英等国宣战。日军迅速占领上海的英法等国租界,上海的政治形势日益除恶。领导上海和江浙一带地下党斗争的中共江苏省委,贯彻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租界的情况,决定将江苏省委机关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以确保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安全。1942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从盐阜地区转移淮南根据地中心区。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的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相持阶段这一有利时机,总结工作,培训干部,同时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对敌占区地下斗争的领导,以迎接抗战高潮到来。

中共江苏省委为这次转移做了周密的准备,组织训练了一批专职地下交通员,又与淮南交通总站及淮南根据地边沿区的党组织密切合作,设立地方交通站。1942年8月至年底,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及工人、学生中的党员、积极分子和进步的文化人、教授、民主人士,分期分批经过长江沿岸和津浦路沿线进入淮南根据地,部分人员经嘉山(明光)、六合沿江、扬州沿江-高邮湖西地区进入根据地,大部分人员经过仪征的地下交通线进入淮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派吴学谦驻仪征交通站任站长(1942.10~1943.2),常驻月塘——东旺庙一带,又派钟沛璋、陈慎言、周晓华、刘衡嘉、何荦、郑亦琴等人常驻仪征(郑亦琴驻十二圩,之后成为中共仪征县委领导下的中共十二圩地下支部的领导成员)。当年七八月间,王昭铨到水南负责交通工作。潘汉年、张承宗都曾到仪征指导,帮助开展工作。中共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县长魏然,仪征抗日民主政府二五区区长桃一青等负责人,向上海地下党交通人员详细介绍了当地社会政治与对日伪斗争的复杂情况,物色了边沿交界处的社会关系,在仪征地区集镇的落脚点等,为建立并完善地下交通线创造了条件。

1942年8月至年底的4个月中,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的首次大规模地下交通任务胜利完成,先后安全护送省委负责人和各级干部、党内外骨干200余人。潘汉年、刘晓、王尧山等领导人是当年11月经仪征到华中局的。上海地下党的近10名地下交通员在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人地生疏和初次担任工作的困难,历尽艰辛,顽强地忍受疾病的折磨和长途跋涉的困苦,机智地战胜日伪军的盘问检查,巧妙地通过了日伪军的封锁线。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的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成为华中局城市工作部(也称敌占区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刘晓为部长,刘长胜为副部长),继续领导上海地下党坚持敌占区斗争,并保护干部、培训干部、审查干部,整顿组织,开辟新区工作。

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的干部、党员参加了学习班,总结工作经验,整顿思想作风,提高领导水平。学习班结束后,大部分人仍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他们仍由地下交通线分期分批转移回上海。担任地下交通员的,除部分原来上海地下党委派的人员,还有地方党组织配备的。他们除护送领导和干部往来外,还负责城工部与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联络,及时传达中央和上级指示,反映上海各方面的情况。

从上海到淮南中心根据地,用得最多的路线,是镇江渡江到瓜洲上岸,乘小船到乌塔沟或朴树湾,再步行到刘集(或新集、龙河)的这条。因为这是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最短的路线;经镇江、瓜洲的往返客商多,便于掩护;瓜洲无日军驻守,地方伪军在抗日武装的威慑和民主政府的争取下,对往来的抗日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交通员领着有关人员,从上海经敌占区的镇江渡江到瓜洲、十二圩等口岸,通过靠近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区”(两面政权),到华中局所在地淮南中心根据地黄花塘,从边缘区到目的地,有200华里,走4天才能到达。从华中局去上海,也循这条路往返行走,交通员和有关人员要改换服饰,大多化装成小商人,持有敌占区的“市民证”(“良民证”),便于通过日伪军设立的关卡。传递文件和报告,是地下交通经常性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些文件和报告,有的用化学墨水书写,有的用极薄的打字纸抄写后加以伪装,以迷惑敌人,顺利完成任务。

 

保护好地下交通线,是仪扬抗日根据地各县党政机关的重要任务。县委组织武装力量在前沿地区打击敌人,惩办汉奸特务,分化瓦解敌伪人员,教育争取当地上层人士,以保证这一地区的相对稳定。

胥浦、朴席、新集等前沿地区党政组织,积极宣传动员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联络了一批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及地方实力派人士,建立了若干掩护、联络点。前沿地区的公安、税收工作人员也都作了有效的配合。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胥浦区,在反扫荡、反伪化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胥浦区的武工队先后镇压了胥浦镇伪军阎宗志部情报主任、三十里铺日伪军情报员,处决了为敌人效劳的伪乡长,沿江逐步成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沿江的沙窝子、小河口等口子成为地下交通的过江重要通道,区、乡民主政府能秘密组织大批民船接送大队过江部队和物资。栗裕率领部队南下时,县、区动员了大批船员,组织了数百名民工协助运送物资,并负责粮草供应。抗大九分校近千人渡江北上,东南县委组织了3个连的兵力警戒保卫,护送他们安全通过交通线。1944年秋仪扬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立足仪扬公路两侧,开展敌占区工作,建立了仪扬交通总站和各区的交通分站,地下交通工作更加完善。

对经常出入敌占区的政治交通工作人员,上级部门十分重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定期组织轮训,学习党的文件,学习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为了实现地下交通的高效和安全,对交通线路都作精心组织,周到安排。在边区、游击区的每条入口的重要居民点,都派有群众工作者(以公开的小学教师,商贩等职业掩护,或以当地堡垒户的“亲友”作掩护),了解当地的社会风俗民情、日伪军力量分布及活动规律,以便让交通员主动回避。在需要的地方,还专设过湖过河的小船,越过封锁沟的梯架等。地下政治交通人员大多由便衣武装干部组成,多半在夜间活动,沿途有交通站安排当地群众引路。地下交通工作在敌占区活动,风险很大。1945年春,中共朴席区委派出的地下交通员景长元不幸被日伪军抓去活埋了。景长元牺牲了,地下交通秘密并未泄漏半点。

许多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老百姓,心向抗日根据地,心向共产党,一些地下交通员在危难中便是靠他们帮助渡过难关的。高庆山是在小河口摆渡谋生的普通船工。1943年3月的一天中午,两名伪军押着一名姓郭的生意人来乘船。这名“生意人”常坐高庆山的船,与高庆山很熟悉。难道他是新四军?高庆山乘两名伪军谈得起劲,向郭点头示意,不一会儿,船行出潘家河口,一名伪军去船头小便,高撅嘴示意动手,郭猛地站起来朝那伪军撞去,伪军一头栽下了江,高抄起木桨一下子打昏了另一名伪军。高给郭松绑,合作“结果”了这两名伪军。这名姓郭的正是地下交通员。小河口陈庄的农民赵广俊,被日伪军抓到南京下关牢中,要他指认一名姓陈的是不是在小河口活动的共产党。赵广俊认出那人确是干抗日工作的,名叫陈玉堂,与自己很熟,但他任凭敌人毒打,就是死不承认这名陈玉堂(真名周礼全)是地下交通员。

依靠地下交通线上所有战士的勇敢、机智和广大老百姓的支持,仪征地下交通线自建立到抗战胜利,从未发生过问题。

 

激战横山

 

1938年6月起,陈毅、张鼎丞分别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接着新四军挺进纵队渡过长江,控制了扬中及江都大桥、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地区,建立了向北发展的跳板和桥头堡。1939年秋,新四军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分别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和以盱眙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这期间,濒临长江背倚两淮,具有重要战役地位的仪征亦受到各方面的注意。

说仪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是因为这里的战略地位的重要。仪征南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国民党首都南京隔江相望,同时对东面的扬州、镇江这两个日本侵略军重要战略据点具有连接作用。仪征如果成为抗日根据地,将对日伪占领区,尤其是对南京构成直接威胁,因此这里是日伪和我军必争之地。

1939年8月,新四军二支队派四团参谋陈击冲率领侦察班渡江到仪征、六合地区活动,侦察班在大河口附近登岸后,遭到侯香远控制的联庄会的包围和攻击,侦察任务没有完成。当年秋,中共苏北特委和挺进纵队三团部署开辟仪征的工作。1939年11月,新四军苏皖支队,渡江来到仪征、六合、天长一线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

苏皖支队到仪征后,即开展敌后游击战,他们端敌人的据点,烧敌人炮楼,先是袭击大仪伪警察局,活捉全体伪警。接着又袭击甘泉山伪军据点,歼灭伪军1个连,缴获30余支枪。新四军的这些行动搞得日伪军鸡犬不宁。更令日伪害怕的是,苏皖支队帮助仪征成立了县委,他们广泛发动群众,与日伪军进行斗争。日伪军每天都小心翼翼,生怕哪天遭到袭击,丢掉小命。

俗话说:狗急了还要跳墙。日伪军急了,他们要出来咬人了,面对日夜威胁他们安全的仪征抗日军民,为了摆脱困境,日伪军经过密谋,决定采取行动,消灭或赶走苏皖支队。

一场战斗在仪征、天长、六合边境的横山打响了。

1940年1月下旬,来自扬州、天长、六合的日伪军1400余人,气势汹汹的从各个据点出发,向天、仪、六边境的横山一带“扫荡”,沿途见东西就抢,见老百姓就骂。他们把这段时间受新四军打击的气出在贫苦老百姓身上,动不动就拿枪托子打他们,逼问新四军藏到哪里去了。苏皖支队的战士们听到这些消息,义愤填膺,决心要给日伪军点利害偿偿。

横山是仪征、六合、天长边境的一座山,山虽不高,但地势险要,怪石憐峋,杂草、野树密布,更重要的是,占领了横山,就控制了这一带的制高点,更可御敌于数里之外。敌我双方都清楚,控制了横山,就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

1月28日晚,日伪500余人乘着夜色,侵占了樊集。樊集孙村这一带驻有国民党独立旅十八团。日伪军企图等次日天亮袭击驻孙村的国民党军队。

日伪军的这一企图,早被苏皖支队的陶勇司令料到。苏皖支队与驻竹镇的新四军五支队新八团决定主动出击,打击日寇,支援友军。两支部队决定从东西两个方向攻击,向日伪军形成夹击。当天夜里天上飘着雪,五支队八团一营冒着风雪,长途奔袭,向樊集的日伪军包围过去,二营和苏皖支队一部向横山出发,抢占制高点。

29日晨,天刚麻麻亮,日伪军就出动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刚出樊集街南,就遭遇了新四军,我军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上,吓得日伪军掉头向北逃窜。哪知,新四军早在这里扎好口袋,8点左右,日伪军在这里与新四军八团的一个连交上了火。八团这个连埋伏在樊集北面头顶山,战士们见敌人数倍于我,也不硬碰,而是边打边撤,到了大、小蒿刘庄进行固守阻击,等我主力部队的支援。11点左右,苏皖支队和八团的一个营赶到,随即向敌展开全面反击。日伪军死伤不少,他们慌忙向横山逃去,妄图抢占横山有利地形,以便利用制高点作掩护,边打边逃。

争夺横山主峰的战斗打响了。新四军兵分两路,苏皖支队全力抢占横山主峰,八团一营攻打横山西侧嘴子。横山半山腰有个东公寺,敌人已抢先占领,他们利用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阻击一营前进。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向敌阵地,无奈敌人的火力太强了,新四军两次冲锋都受阻。乘着新四军组织下一次冲锋的间隙,狡猾的敌人,利用这中间的时间差,慌忙向横山东侧逃跑。

这时已到了下午2点,苏皖支队抢占横山主峰行动正在激烈进行。为了抄近路,争取时间,他们找到熟悉横山地形地貌的当地士绅叶汉城和农民王巨同带路,从西侧狮子岭抢先占领主峰。到了主峰,战士们设下阵地,利用山上的怪石作掩护,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开火,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日伪军处于欲守不能、欲退无路,腹背受夹击的境地,只有硬着头皮与新四军硬碰,妄想夺下主峰。他们一次次冲向新四军阵地,一次次被打回去。又一次冲击开始了,只见几名伪军从隐蔽处的一处山崖处爬上来,妄想进行偷袭,被新四军一连一名战士发现,冲上去用枪托子砸向一名伪军的脑袋,又飞起一脚踢飞另一名伪军,只听“啊”的一声惨叫,两名伪军摔下山去见阎王了。另几名伪军见此情景,慌不择路,也一齐摔下山去,主阵地上战士们正与冲到阵地前的日伪军进行白刃战。二连一名班长,连刺两名伪军,刺刀断了。一名日本鬼子“哇哇”大叫向他扑来,情急之下,他用断掉刺刀的枪,向小鬼子面门打去,只见小鬼子脑浆崩裂,一声大叫,惨死而去。就这样争夺主峰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军的阵地前,横七竖八的躺满日伪军尸体。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江苏省防军十六团,不但不对日伪军的进攻进行抵抗,反而恩将仇报,向我苏皖支队开炮,炸伤我战士多人。

面对惨重的伤亡,日伪再也不敢恋战,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逃。为了能冲出我军的包围圈,他们组织敢死队,不顾一切的向外冲,又用死伤10余人的代价,向东溃逃而去。见此情景,一营的战士们吹起冲锋号,乘胜追击,在清水塘附近,又打死打伤一批敌军。日伪军拼命溃逃,到了五里岔,残敌在驻仪征金集的日、伪军接应下,才侥幸逃脱被全歼的结局。

战斗结束,战士们打扫战场,不但缴获一批武器弹药,而且毙伤日军100余名,伪军200余名,俘虏日军2人。我军仅牺牲22人。

此后的一段时间,日伪军不敢轻易深入苏皖边境地区。

 

扭转仪征抗日斗争局面的关键之仗

——拔除谢集日伪据点

 

1939年11月,以陶勇为司令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从江南溧水渡江北上,经江都吴家桥,绕过扬州过邵伯湖来到仪扬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部队先抵达仪征铁牌,后到陈集,并在陈集西边的一个小庄子的农家成立仪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县级党组织——中共仪征县委,由苏皖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科长,江西兴国的老红军周爱民任书记。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对外称县“联抗”,并先后成立陈集、谢集、东沟、龙河、移居、月塘和谕兴等办事处,对外称新四军办事处,对内是县委下属的区委,办事处主任就是区委书记。办事处工作人员除了随苏皖支队来的民运工作队员,还有从扬州和仪征等地投身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广大集镇农村,广泛宣传抗日救国10大纲领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动员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宣传和武装群众的同时,苏皖支队高举抗日大旗,坚决抗击日伪军的进攻,与地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先后取得了月塘保卫战和粉碎天、六、仪、扬日伪军“扫荡”的胜利,击溃了反动的联庄会和大刀会的挑衅,镇压了由少数地痞流氓控制的地方武装发动的叛乱,赶走了驻在月塘大营李一带专搞摩擦的国民党省防军16团和国民党仪征县政府,迅速打开了仪征抗日斗争的局面,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扫清了障碍。

1940年4月,仪征县参议会在月塘曹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府,推举周爱民担任县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各个办事处撤销,全县设四个区和一个办事处,县城北郊一带为一区,龙河、新集一带为二区,月塘、移居、铜山、胥浦等地为四区,谢集、新民集、九里集等地为五区,并在大仪、陈集、古井一带设湖西办事处(区级)。十二圩被日军和王贵禄、王子安反动自卫团控制,暂时未设三区。

就在仪征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同一个月,皖东津浦路东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简称联抗)和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成立,领导包括仪征在内的路东8个县和4个直属区的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仪征县委也由苏北区党委领导改为津浦路东省委领导。这年六月,苏皖支队奉命参加郭村保卫战,从此离开仪征进入苏中。仪征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津浦路东省委和“联抗”领导下,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组织农民抗敌协会,建立青年队、模范队和民兵等地方武装,与日伪军和反动地方自卫团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下半年,原属四区的月塘、曹集、长兴、光华和移居等乡划出,单独建立第六区。大仪、陈集、古井一带的湖西办事处也建立起一支50多人的地方武装。到1941年3月,仪征抗日民主政权所辖地区已有5个区,1个办事处,50多个乡。县成立了辖3个连,300多人的县级武装——仪征模范营。各区有区队,部分乡有乡队或民兵,全县地方武装有500多人枪。这期间,仪征还向主力部队输送了一批兵源,提供不少粮食和军需给养。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中国的日军在继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集中大部分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伪的夹击下,仪征及其周边的抗日根据地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日军在采取军事清剿、政治伪化和经济掠夺的同时,除在新城、十二圩、龙河、朴树湾、徐集、刘集、马鞍山、大仪以及仁和、金集等地建立若干据点之外,还于1942年4月6日和8日,在根据中心地带的谢集和十二里岔建立了两个新的据点。谢集据点有日军230多人、伪自卫团200多人,十二里岔有日军60多人,绥靖队50多人。各据点日伪军频繁出动,袭击抗日武装,追捕抗日人员,抢掠粮食物资,祸害人民群众,根据地被严重地分割、蚕食和伪化。

抗日民主政府一区、二区和五区被迫停止活动,湖西办事处和湖西工委暂时撤销。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撤退到钟家集、长兴集、大营李一带,有时还被迫离开本县,到峨嵋山以北一带暂时落脚。

面对严重困难,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没有被吓倒,坚决与日伪军作斗争。1941年4月10至17日,新四军二师组织所属部队连续开展反点线战斗。参战的部队有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二团,五旅十五团,师部特务营一连,旅部侦察连,路东独四团,以及仪征县模范营。4月10日午夜,十六团猛攻谢集据点,激战三个半小时,打死打伤伪军50多人,俘虏6人。4月14日午夜起,十二团先后袭击刘集、铁牌、马鞍山敌据点,并在陈集蒲塘岗附近击溃来自甘泉山据点的增援敌军。十五团猛攻金家集据点,打死打伤伪军100多人,并破坏了天长至卢龙镇的公路和电话线路。独四团袭扰天长县城,钳制、消耗敌人军力。二师特一连、四旅侦察营和仪征模范营,在马集境内牵驴下坎伏击来自十二里岔和仪征县城的援敌。我军与敌人短兵相接,枪战后继之白刃肉搏,毙伤日军30多人,伪军10多人,俘虏日伪军40多人,缴获机枪、掷弹筒及一批军用物资。

4月17日拂晓前,参加反点线的部队转移到金牛山一带休整,日伪军700余人,配备大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偷袭十二团驻地陈庄。十二团奋勇迎击,血战到中午,敌人遭到重大伤亡后溃退到月塘甘冲一带。这次战斗,毙伤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掷弹筒、毒气弹等。金牛山战斗是反点线战斗的收官之战,也是新四军二师成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硬仗,参战部队受到新四军军部的嘉奖。三次战斗,新四军战士伤亡210多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保护受苦受难的广大同胞,烈士们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仪征土地上。

经过艰苦的斗争,敌人分割、蚕食根据图谋得到抑制,敌后抗日的局面有所好转。四区在胥浦、东沟之间的广阔地区站稳了脚根,月塘、长兴、移居一带的第六区成为较为巩固的中心区,龙河、新集恢复建立二五区,还在金集、谢集之间新成立了谕兴区,刘集、古井一带新建了县一级湖西办事处。为了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持久战,根据中央精兵简政与实行党的一元领导等指示,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淮南苏皖边区委员会(简称淮南区党委)和淮南苏皖边区行署,仪征及其周边地区属淮南区党委和路东行署领导。并且将路东9个县合并为盱嘉(盱眙、嘉山县)、天高(天长、高邮县)、来六(来安、六合县)、东南(仪征、冶山县)4个办事处,东南办事处成立东南县委和东南支队,并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起用地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仪征谢集三里人魏然由仪征县长调任东南办事处主任和东南支队司令。东南办事处下辖月塘、胥浦、塔山、樊集、八百、四合、东庙、钟林、谕兴、新篁和谢集等区。东南支队由路东独四团为主,加上仪征总队、冶山总队部分连队组成,开始有4个连,以后发展到7个连。

东南支队不仅负责东南办事处所辖各区乡的军事斗争和地方武装建设,还担负新成立的县级单位湖西办事处(大仪、陈集、刘集一带)和水南办事处(高邮湖以南)地区的军事任务。东南支队刚成立,就由老红军、副司令王义勋率一连和特务连一部长途奔袭黄钰桥、庙头镇,将淮南地区仅剩下的最后一股国民党与顽伪合流的县级武装国民党江都县县长张济传的县常备大队剿灭,顽常备队大队长苗章甫在庙头镇的巢穴中被烧死,除掉湖西地区一大隐患。

然而,谢集敌伪据点仍然是仪征抗日根据地的心腹大患。控制谢集和十二里岔敌伪据点的除了少数日军以外,主要是卢维国领导的汉奸武装。卢维国又名卢俭,是谢集捺山南卢营人。他当过私塾教师和县城土律师。日军侵仪时回到家乡,结交地痞流氓和流散的兵警,以“抗日保家”为名拉起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捺山周围征粮征税,敲诈勒索。1939年冬新四军苏皖支队来仪后,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支队司令陶勇亲自找卢谈话,争取其参加抗日队伍。卢遂带近两个中队人员投靠苏皖支队,获得特务营的番号。卢任营长,随苏皖支队参加过几次战斗。1940年6月,苏皖支队离开仪征到苏中地区,留在仪征的卢维国及其所属人员劣性不改,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周爱民带新四军第五支队14团对卢部进行整编,仍留卢当营长。卢对整编不满,到苏中找三纵队司令陶勇,表示改过。陶司令抱着治病救人态度,仍委任其为副营长。岂知在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的姜堰战斗中,卢带着亲信和姘头离队潜逃,当年10月就带20多人枪到扬州投敌,日军另外拨给他20多个伪军,组成讨伐队,任命卢为队长,进驻仪征刘集马鞍山据点。卢是地头蛇,对根据地的地形地貌和人事情况熟悉,利用其家族亲友搜集根据地情报,带敌人不断骚扰、“扫荡”根据地。他投敌半年,竟然袭击抗日军队和县区政府30多次,尤其是几次带日军夜间偷袭仪征模范营,造成二连连长、二班班长等10多人牺牲。走狗卖国“有功”,主子扔“骨头”奖赏。日军提拔他当讨伐大队队长,并为其在扬州设置了公馆。1941年 4月6日和8日,卢部由日军世琦中队协助,分别在谢集和十二里岔建立据点后,立即被日军提升为讨伐司令,在县城设司令部。仪征县两个据点的敌人,特别谢集据点的日伪军不断下乡“扫荡”,搜捕抗日干部,偷袭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烧杀抢掠,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危害。1942年4月新四军反点线战斗中,虽然两次对谢集据点进行攻击,因其工事坚固,都让其侥幸逃脱覆灭的命运。

东南支队成立后,支队司令员魏然决心将谢集敌据点这颗“钉子”拔掉。他在回忆录《风雨航程》一书中说:“此寇不除,东南无宁日。”为了早日拔除谢集据点,魏司令要求所部加强对据点监视,注意搜集敌伪情报,当得知6月19日这天据点内日军要调往仪征县城的消息后,魏然认为这是一个难得机会,于是立即向分区报告请战,同时派“关系”人员带支队参谋长范国璋到谢集街东四庙子高地观测敌据点工事,部署部队进行攻坚战术训练。上级批准了魏然请战要求,决定由东南支队攻打谢集据点。战斗由司令魏然司令和副司令、老红军王义勋亲自指挥。新四军五旅旅长、路东军分区司令员成钧和十三团长饶守坤率旅属十三团亲临前线支援。十三团1个营在三十里墩设伏,准备伏击仪征县城和十二里岔据点来援的敌人,另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并且派机炮连直接配合东南支队攻坚。东南支队以4个连兵力执行主攻任务,其余3个连机动策应。卢维国手下的讨伐队有3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200多人,由副司令冬兴才率领驻谢集据点,一个大队驻十二里岔据点,一个大队驻县城。谢集据点工事坚固,高大的碉堡四周,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土围子,第二道是八米宽三米深的壕沟,第三道是铁丝网。当夜,东南支队在魏然司令和王义勋副司令指挥下,迅速完成对据点包围,向据点发起猛攻,伪军以密集火力封锁,支队战士虽然突破了铁丝网,但被敌人火力压迫在壕沟里,无法突进土围子。成钧司令征求魏然司令意见,准备派十三团一营帮助突击,魏司令坚持仍由东南支队独立战斗。他命令部队暂时撤出,集中在万五家后院内重新作简短动员,号召战士一定要拿下据点,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并调整部署,决定用迫击炮直接攻击敌人碉堡。那时,新四军的武器装备较差,特别是重型武器极少,配合东南支队进攻据点的十三团机炮连的一门迫击炮,只有三发炮弹。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三发炮弹连发,其中一发打塌了碉堡的一角,其余两发也都射进土围子。大碉堡被击中后,伪军军心动摇。在火力掩护下,东南支队战士迅速攻进据点,加之成千群众举着大锹、扁担、锄头,高喊助威,伪军立即土崩瓦解,纷纷举手交枪投降。群众踊进据点,几个小时就将据点所有工事设施全部平毁。这次战斗计打死和俘虏伪军160多人,仅冬兴才等少数头目逃脱。东南支队六连指导员唐述棣等几十人负伤,八连副连长曾华庭、排长黄志信、王良堂、张有喜等40余名指战员英勇献身。

拔除谢集敌据点是仪扬地区抗日斗争的关键一仗,在根据地中心的这颗“钉”子被拔除以后,天六仪扬地区抗日斗争的困难局面很快得以扭转。仪征至天长县大路以东、天扬公路以南,以及谢集据点周边的20多个乡迅速被收复,金集的日伪军被迫放弃据点,被分割的湖西地区抗日根据地重新连成一片。

当月,湖西办事处和水南办事处合并,在司徒庙下巫庄成立甘泉县。甘泉县抗日根据规模迅速扩大,范围包括今仪征、邗江、高邮和天长县的地域,最多时辖大仪、古井、陈集、龙河、朴席、公道、菱塘、送桥、杨庙、黄钰、槐子、甘泉、王桥和秦仁14个区。1944年9月,又从甘泉县划出龙河、朴席区,与新开辟的新城、三河和仓颉3个区,在今仪征北羊山一带新建仪扬县。在敌人边沿地区开拓新的局面。仪扬县成立不到一年,中国人民就赢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拔除谢集敌伪据点虽然仅是仪征抗日斗争中无数次与敌战斗中的一次,但却是最关键的一仗,对于扭转斗争的困难局面起到重要作用,给仪征抗日战争史册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小资料

 

细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7个“第一”

 

1931年9月22日《决议》:第一个对日公开宣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922日,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根本利益,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随后又连续多次发表宣言,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1932415日,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并将其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中共中央作出的《决议》和发表的《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

 

瓦窑堡会议:第一个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第一个表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决心,并且第一个敏锐地认识到赢得抗战胜利的基本途径是:动员全体人民共同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19358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明确的表示。

 

《论持久战》:第一个以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

指明了抗日战争的道路、前途和命运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各政党、团体、各界人士对抗日战争的走向都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主张。在国民党内则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

为此,毛泽东在延安的一处简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于19385月公开发表。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可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平型关战斗:第一次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派出八路军第115师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命。925日晨7时许,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进入我115师主力预伏地域,随即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最终八路军取得胜利。

平型关战斗给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以歼灭性打击,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百团大战:第一个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全力奋勇出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军民面临的形势异常艰难。在此阶段,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在困难面前,很多人出现担忧和疑惑: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何在?抗日战争该向何处去?在这样的背景下,1940年下半年,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下,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第一次成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1年,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使根据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而且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第一个喊出要开始全国规模的反攻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8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告:“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都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从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向拒降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共歼敌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战斗在大仪区

 

    我是1944年九十月份调到大仪区任副区长的,干到1945年9月调离,在这一年时间里负责区政府的工作(那时没有区长)。我刚到大仪时,区委书记是姚一青,不久,姚调走,唐笑宜接任区委书记。

大仪区象个鸡蛋,敌据点所在的大仪镇恰在中间,我们在周围搞游击战,征收公粮,搞减租减息,敌人近在咫尺,我们随时会遭受日本鬼子的袭击。有一次,区里在高田乡开会,会后改善伙食,吃了猪头肉,是很难得的一次牙祭。日军来搞突然袭击。突围时我们打死1名日军,1名战士被敌人抓住,遇难了。总之,大仪区的斗争是相当艰苦的。

我的前任于远区长是在一次抓日军的战斗中受伤后调离的。于远带领4人到据点附近活动,要伺机抓名活日军回来。4人中有1名是区队队长傅长宝,是个身材高大、勇猛过人的老战士,另外3人是新战士。在离大仪镇不到一华里的村庄,碰上3名日军下乡来抓鸡,有2人背大盖枪,1人徒手。于远上前撩到1人,用一条腿跪在其身上。此时,傅长宝抱住了1人,连人带枪抱紧,那名日军无法动弹。但是3名新战士的动作迟缓,无法抓1名活的,让第3个跑了。于远只好支援他们,开枪打那正在跑的日军,未打中。而身下的日军趁机逃走。日军开枪打中了于远的臀部。傅长宝见情况危急,一脚踢开手下的日军,救出了于远。日军全逃掉,我方只缴获一支枪。于远很勇敢,令人钦佩,但当时有点轻敌。

我去大仪时,那里的工作已有一点基础,除区队外,各乡有乡队。唐笑宜来任区书记后,群众工作搞得更好。我们逐步改造旧政权,换下一批旧的乡保长,让我们信得过的人去干。我们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统战工作做得很好。大仪集日军据点里有一名姓张的翻译,有一次被我们抓住了,他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决不能认贼作父,要给我们送情报。我们通过他安排两名同志到日军据点当伙夫。日军一有动静,张翻译通知伙夫,伙夫再到据点外转告大仪镇的乡长,乡长及时把情况转告我们。后来有一坏家伙李炳荣向日寇告密,张翻译钻铁丝网逃了出来。我们妥善地安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这名张翻译还曾帮我们搞过子弹。我们能在日军的鼻子底下活动,并且知道他们的举动,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比较好。

我们还通过乡保长和伪军们取得联系,宣传中国人给中国人办事。驻大仪伪军连的正副连长都是徐州人,我们通过乡保长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人在曹营心在汉,希望和我们合作,提出和我们在大仪镇后面一个小村子里见面。

那天晚上,我和唐笑宜去了那个小村子,外面安排了一个班做接应工作。坐在一盏豆油灯下谈判,我们向他们提出这样几个条件: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办事,希望他们能供给我们情报;不许骚扰老百姓,要保护群众的利益;日军灭亡时,要很快调转枪口。我们原来打算,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当场把他们“解决”掉。等我们把条件提完,他们当即表示接受。但当日本人快要投降时,我们通知他们立即反正,他们回答在某处反正,要我们去接应。在约定的时间,唐笑宜带人去了,结果中了埋伏,幸好没有造成损失。日军投降以后,这连伪军在甘泉山被甘泉支队解决了。

大约是1944年底或1945年初,当时还在大仪日军据点的张翻译通过关系送来情报:有30多名伪军到扬州去。我们决定“吃掉”它,当时区队有65人。大家还把大刀磨快了,打算先打排枪,然后冲上去拼大刀。我们按计划进入十五里塘伏击阵地,先把仅有的两个拉线地雷埋在小桥西头。当准备就绪时,大仪方面新的情报来了,说30多名伪军已出发,还有30多名日军护送。由于我们的装备差,一人才几发或十几发子弹,原计划要改变,最后决定进行火力杀伤,不拼大刀了。

敌方由10多名日军组成先头部队,离后面的大队二三百米;敌大队有近50人。其先头部队一到桥头,我们拉响了地雷,接着居高临下开枪,甩手榴弹,鬼子匍伏地下,派一个排来迂迴。我叫傅长宝带人到背后高地掩护我军撤走。战斗在下午三四点钟结束。后来据当地老百姓说,敌方死了10多人,他们要了老百姓的驴子、麻袋运回尸体。

为了打鬼子,我们经常穿便衣,利用逢集上街,相机行事。逢集时区队常有10余人上街,四五人在街头活动,准备掩护。有一次大仪逢集,1名日军上街买柴,背着一支三八式步枪,区队1名外号叫“黑皮”的战士,慢慢地靠了上去,对着他的后脑就是一枪,鬼子当即倒毙在地上;等到大批日军赶来围捕时,我们扛着缴获的步枪,早已撤退到镇外了。

1945年春耕,我们组织民兵搞劳武结合,进行人民战争,有的民兵有枪,有的只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大刀。盛棠乡有一名民兵,曾用一颗手榴弹炸伤日本鬼子1人,缴获一支枪。区里表扬了他,并把这支枪奖给了他。

日本宣布投降后,驻大仪的日军不肯向我军缴械。在他们撤离时,我们集中区乡队和一部分民兵,共90多人,在墩刘庵进行阻击战。县民兵总队长张维也在场参加战斗指挥。公路已完全被我们破坏。唐笑宜带了几十人在杨寿方向打,我带几十人在高田方向打。天长、仁和、大仪的日伪军集合在一起,人多火力强,他们一面修路一面撤退。这场阻击战从早晨六点打到太阳落山,打了一整天,教训了敌人。我方薛指导员等同志也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根据胡茄同志谈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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