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导读》2015年第四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6-01-04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崛起内幕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交谈中,胡耀邦要叶选宁带给叶剑英和华国锋3条建议。叶剑英在听到3条建议后,称赞这3条建议犹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重三策”一样……那么这3条建议与之后胡耀邦的重新崛起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隆中三策”深得叶帅赞赏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除了与几位老帅频频会谈,还把邓小平接到西山自己的住处以便于商讨工作。

在粉粹“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交谈中,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是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之后,叶剑英听了儿子叶选宁的报告后,称赞胡耀邦的3条建议犹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一样,确实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

3条建议虽然得到了叶剑英的赞赏和推崇,但华国锋可能听不进这3条建议,因为那时的华国锋等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的工作。后来,好在1962年胡耀邦在湖南曾经和华国锋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经历,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印象不错,又在叶剑英的竭力推荐下,华国锋遂向叶剑英表示可以不咎胡耀邦的“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给胡耀邦安排点工作。197733日,华国锋以党中央名义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

1977312日,叶剑英找胡耀邦谈话,叶剑英寓意深长地对胡耀邦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你到党校去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身体力行起到带头作用

19773月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后,胡耀邦只批“四人帮”,从不“批邓”,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积极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还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该文章发表在1977107日的《人民日报》上,用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他还指导青年教师撰写题目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的文章,发表在19771127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为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央上书,有的甚至亲自到北京上访。但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依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抵制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做法也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

197711月,叶剑英在中央多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一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才行啊!”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为此,19771210日中央发出正式文件。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还创办了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提出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的理念。他还亲自改写了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办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坚持和发展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的开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亲自接待上访者、亲自批办来信,还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还亲自主持审理了陶铸案、彭德怀案、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了“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平反昭雪。不仅如此,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胡耀邦的努力下,55万多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得以平反昭雪。

受到器重被推中央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是第一个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63岁的胡耀邦被增补进中央政治局,为此叶剑英十分高兴,还提议让胡耀邦到中央机关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让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而胡耀邦提出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经验,担心难以胜任要职。于是,叶剑英找到胡耀邦,并语重心长地劝他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叶剑英还提议让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觉得“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可见叶剑英对胡耀邦的器重和信任。

1980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叶剑英在讲话中对胡耀邦寄予殷切的期望。同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要求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邓小平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得到了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1981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又将“中共中央主席”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次当选这一职务。叶剑英还在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他还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胡耀邦要后来者居上。

 

 

 

 

胡耀邦与华国锋“水火不容”真相

在真理标准问题探讨过程中,胡耀邦虽反对“两个凡是”,但他是把“两个凡是”作为是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非着眼于反对某些人。但是,由于胡耀邦与华国锋都是当时的高层领导人,加之传言纷纷,因此也有人猜测他们两人“水火不容”。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胡和华曾共事一年半

粉碎“四人帮”后第6天,即197610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他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胡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您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胡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底,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11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胡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到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的论调,却轮番出台。

两人互相尊重关系较好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3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任命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

1977328日,胡耀邦跟中央党校政经教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加深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华主席的认识。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好学生,要加深认识。华主席和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路线解决得很好。”

此后半年中,华国锋和胡耀邦长谈两次,就治国、治党的方针同他商讨,征询他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胡耀邦虽然要求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指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不例外。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领袖英明,到处悬挂领袖画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

1978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发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橱柜中,被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

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立即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在养猪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我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的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19791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回信,说会接受他的建议。

117,这两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次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2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先是向大家宣读了这两封信,然后借此机会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

胡耀邦对华国锋的五个“承认”

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进行的。众所周知,“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当时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但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并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虽然华、汪都坚持“两个凡是”,但是又有所差别。

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该文,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

华国锋虽然坚持“两个凡是”,但他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还是比较务实的,并非刻板地按“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努力跟上时代脚步,他赞赏《理论动态》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

胡耀邦虽反对“两个凡是”,但他是把“两个凡是”作为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一直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1980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即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929日,胡耀邦在对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头了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不好……我们要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在‘文革’中不是造反派。”胡耀邦强调说,没有这5条,我们站不住脚……

 

 

 

史海钩沉

胡耀邦57天的最后故乡行细节

主要任务是休息

胡耀邦(1915-1989年,湖南浏阳人)是19881111日来到长沙的,他对接待的同志说:“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休息,请第一线的领导不要陪我、不要汇报;第二,不要宣传,不见报、不广播、不上电视;还有一条就是不要搞招待喽,山珍海味、大鱼大肉都不要搞!”

接待的同志建议,趁天气好,先到张家界看看,他欣然同意。沿着金鞭溪,胡耀邦走走停停,累了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抽支烟。很快,游客们认出了他,有的朝他鼓掌,有的叫道:“总书记好。”他摆着手说:“不要叫我总书记,至少应叫我前总书记,还是叫我耀邦同志好。”

不少游客想同胡耀邦合影,他尽量满足大家的请求,一路上,先后10余次停下来同游客合影,一共拍了百余张。有位上海游客在和他合影时,很自然地把手放在他肩上,一旁的随行人员觉得不妥,把游客的手挪了下去。事后,他对随行人员说:“上海人讲平等,他们也知道我讲平等……”

1119日下午,胡耀邦来到1960年代他曾经工作过的湘潭市看望老同志。当晚,湘潭市负责人邀请他参观正在雨湖公园举办的大型菊展。临上车前,胡耀邦的秘书轻声告诉他,为了安排这次参观,公园集中人力打扫了卫生,还贴出通告:今晚闭园。胡耀邦一听,止住脚步说:“因为我一个人看菊展而闭园?我不看,我不看!”

尽管湘潭的领导反复解释,胡耀邦仍不松口:“我怎么也不看。你们这样做会脱离群众,快通知公园开门!”湘潭市负责人遵命执行,于是那天晚上雨湖公园闭园又开园,重新欢迎群众看菊展。

127日下午,胡耀邦到达岳阳,在那里住了3天。岳阳市炮台山宾馆副经理曾满珍曾是湘潭地委机关的服务员,她清楚地记得,1962年胡耀邦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对她说过:“以后不要光想着做事,抽点时间读读书,这样才能更快的进步。”1964年,胡耀邦调回中央工作后,还给曾满珍寄来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1980年,曾满珍上北京看望胡耀邦,胡耀邦热情接待了她,留她吃饭。他一边给曾满珍夹菜一边说:“过去你给我当服务员,今天我给你当服务员,你一定要吃饱、吃好喽!

曾满珍知道胡耀邦不沾白酒,喜欢喝甜米酒,便早早地买来了糯米,要餐厅师傅酿了两盆甜米酒。胡耀邦在岳阳的3天里,曾满珍每餐都给他斟上大半杯甜米酒。

129日下午,胡耀邦要离开了,曾满珍领着丈夫和两个孩子一道去看望胡耀邦,想和胡耀邦合个影,胡耀邦连声说:“好!好!”他一一叫出了曾满珍丈夫和孩子的名字。他坐在中间,曾满珍夫妇坐在两边,孩子站在后面,就像祖孙三代在合影!

 

唯一一次正规题词

虽然已经不是总书记了,但胡耀邦走到哪里,总有人请他题词。

1989年元月5日晚上,《湖南日报》的青年记者与胡耀邦打了一场桥牌对抗赛。趁耀邦队赢了10多个点,兴致正高,报社的同志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本子和签字笔,请他题词,他连连摆着手说:“不行不行,中央规定不能乱题词。”大家七嘴八舌地恳求着。他无可奈何地翻开本子,一看簇新簇新的,连忙把本子一推,说:“这么好的本子给我写!不行不行,要写就写在记分纸上。”说着,他便伸手去拿桥牌记分纸。周围的人齐声反对,他只好打开本子,拿起笔。“写什么好呢?”大家希望他对《湖南日报》创办40周年写点期望勉励的话,他却笑着写下了“桥牌朋友”4个字,他说:“‘桥牌朋友’,朋友嘛,私人之交。”

胡耀邦最后的故乡之行,唯一的一次正规题词是在岳麓书院。那是元月6日,他离开故乡前的最后一天,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刘正等人陪同他去参观岳麓书院。参观完,众人又要胡耀邦题词,知道难以推托,他指着摊开的大张宣纸说:“这纸太大,容我回去写好送来行不行?”众人不允,胡耀邦只好从命。“写什么呢?”站在一旁的湖南大学负责人说:“就写‘千年学府’吧”。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至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

胡耀邦略一沉思,说:“还是题‘尊重知识’好么?”这4个字概括了书院遗产的精华,又是胡耀邦多年来身体力行所倡导的,众人一起叫好。胡耀邦蘸墨挥毫、凝神运笔,4个斗大的字跃然纸上。

题毕,刘正提醒胡耀邦未落款识,他却笑咪咪地拉着刘正的手,一路健步走了。

在故土的最后逗留

从岳阳参观回来后,胡耀邦就病了。19881211日晚饭后,胡耀邦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的头有点不舒服。”医生给他做检查,发现他高烧38度,且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哮鸣音、肺底部有少许湿罗音。晚9时许,医生再次对胡耀邦做检查:体温上升到39度、心跳快、心律不齐,有频繁的期前收缩,经心电图检查为“心房纤颤”。

所幸有惊无险,胡耀邦的病情很快平稳下来,发病的第二天凌晨,血压、心律趋于正常,下午烧也退了。按捺不住风趣天性的胡耀邦又开起了玩笑:“我在北京发烧,至少要搞一个星期,在湖南3天就好了,湖南的医疗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嘛!”

1989年元旦,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与胡耀邦夫妇共度佳节。他拿茅台酒招待,用响亮地家乡话说:“湖南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老子不请自己去。我在湖南过了73岁这个坎,还可以多活几年!”大家举起酒杯,衷心地祝他健康长寿。

在家乡的日子里,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曾来探望。胡耀福临回去的时候,胡耀邦把哥哥送到门口,比胡耀邦大6岁的哥哥哽咽着说:“耀邦,往后我们兄弟怕难得见面了。”

胡耀邦爽朗一笑:“莫乱讲,见面的机会多咧!”

元月7日,胡耀邦乘161次列车离开长沙去广西南宁。行前,他与警卫、服务人员合影,一一向大家致谢。省党政领导人送他上车,对他说:“您多保重,欢迎您来年冬天再来过春节。”

1989314,列车载着从南宁返京的胡耀邦停靠在长沙站,省党政负责人到车站看望。列车停靠的10来分钟,是胡耀邦在故土的最后逗留。故乡的父老如能预知到这一点,该会以怎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儿子送行呢!

1989415日,胡耀邦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他的9位继任者

2013319日上午9时,团中央机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决定:秦宜智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由此,秦宜智成为共青团历史上的第十位团中央第一书记。从首位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开始,在这个职位上出现过众多优秀的人才……

胡耀邦:共青团的“教父”

“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195267日,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接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转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7月底胡耀邦进京后,刘少奇找他谈话。当胡耀邦从刘少奇处回来时,秘书曹令中问他:“工作定了吗?”胡耀邦回答:“定了,团中央。”

当时,因时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变动,刘少奇遂提出了3位接替的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3人时年都37岁,都曾是红小鬼,且都在少共中央工作过。名单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大笔一挥,在胡耀邦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团中央的工作还是由胡耀邦来干好。”

1957年,在第三届团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易名共青团,时年42岁的胡耀邦当选为首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的性格相当个性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胡耀邦因没有揭发、批判彭德怀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胡耀邦后来表示:“庐山会议之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太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不过,1964年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还是再次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1月,在保留团中央职务的情况下,胡耀邦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陕西一共只呆了202天,却有101天在批判中度过。回到北京后,虽然胡耀邦仍然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但团中央主事的是常务书记胡克实。

1966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不久后,毛泽东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学生运动”,并为此严厉批评了胡耀邦、胡克实等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张春桥、王力等人闻风而动,指使人揪斗团中央领导和工作组,并要求“改组团中央”。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等人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对于被诬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胡耀邦拒绝承认。他说:“我们团中央书记处包括我在内,本事就这么大,没有本事制定另外一条青年工作路线,只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1975,由邓小平提议,经毛泽东同意,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领导,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77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底就任中组部部长。此后,胡耀邦成为拨乱反正的中坚。1980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8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

胡耀邦在共青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在团中央工作的时期,被认为是“团的动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时期,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团的工作的灵魂”至今仍是共青团的工作准则,他树立起来的偶像雷锋至今还是青年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一位担任过市级团委书记的退休官员称:“耀邦同志奠定了共青团的基石,他是共青团的教父。”

影响深远的团十一大

197810月,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韩英被华国锋点将,当选为“文革”后首位团中央第一书记。此时,距团九大已经过去了14年。

在团中央,韩英发起了“新长征突击手”劳动竞赛,这后来成为我国青年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韩英是“文革”中后期的中国政坛明星,1973年曾出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与陈永贵一道主政山西。

198211月,韩英调任煤炭工业部。此前的9月,胡耀邦领导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对共青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提出“党要进一步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真正成为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还在新的党章中增写了“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一章。

同年12月,团十一大召开,得到了中央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广泛关注。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出席了开幕式,胡耀邦还作了《你们应当胜过我们》的讲话。

团十一大选举产生了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王兆国当选为第一书记,胡锦涛、刘延东等为书记,张宝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年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宋德福、李克强也增补进团中央工作。

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们崭露峥嵘。外电报道:中国新兴红星在这一届团代表大会上升起。事实的确如此,团十一大影响深远,至今仍在。

王兆国任上树立了一位新时代青年榜样张海迪,接任王兆国的胡锦涛则配合中宣部、文明办发起“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尽管只在团中央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但是强调“保持耀邦时期的好传统”的胡锦涛,工作务实、成绩斐然,受到了团内外的普遍赞赏。

1985年,名列刘延东、李源潮之后的宋德福接任第一书记,并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到1993年。

2007年宋德福病逝后,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按照其遗愿,宋德福穿着军装、系着红领巾、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枕边放着中国共青团团旗……作为“文革”后唯一一位从部队上调任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宋德福将其一生的工作和信仰浓缩在了这身装扮上。

宋德福之后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是李克强。2013年全国人大会上,李克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博士总理。李克强之后,团中央第一书记又换过4任,分别是周强、胡春华、陆昊和秦宜智。

2013326日,团十六届中央书记处举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主持了学习并讲话,他强调,共青团要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把广大青少年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中国梦”上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陈元山孤山击退敌人

1942年春的一天,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李锐和曹集乡乡长周竹贤等人正在曹集街上谈工作。民兵陈元山在街头放哨,突然发现叛徒许春林领着谢集据点的日寇和伪军向曹集闯来,返回集上报信已经来不及了,陈元山临危不惧,埋伏在一条高坎上,等敌人接近时,连续掷了几枚手榴弹,并大声喊道:“一中队往东打,二中队往西打,三中队打中间”。喊完,又掷了几枚手榴弹。敌人被这一阵喊声吓懵了。曹集民兵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敌人以为中了曹集民兵的埋伏,不敢恋战,狼狈撤退。当区里民兵赶到时,敌人已逃掉。陈元山单身击退敌人,保护了县、乡干部。在县里召开的民兵大会上,县政府奖励陈元山一套军装。

曹宏林叔侄及时报敌情

19423月的一天凌晨,寒风刺骨,仪征县总队20多名战士还正在熟睡中,月塘曹集西首汪庄的瓦匠曹宏林已起早拾粪。当他走出院门时,突然看到有人看他跑来。再一看,原来也是起早拾粪的堂侄曹庆谋,便急问:“庆谋,什么事?”曹庆谋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鬼子来我们庄上了。”曹宏林二话没说,立即转身回到家中,叫醒战士们。战士迅速转移,飞快翻过屋后的土墙埂,钻进树林中。曹宏林立即将铺在堂屋地上的稻草打扫干净。这时日寇、伪军已经扑到他家门口,由于他叔侄两人及时报信,企图趁天亮前偷袭县总队的敌人扑了空。

曹善仁为抗日军政干部义务治病

19423月,新四军二师独立团某连杏连长突患中风,不得不离队到曹集小街上曹善仁开的诊所治病。曹善仁为了杏连长的安全,把他转移到乡下汪庄自己的家里住,为杏连长针炙、推拿、按摩。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医治,杏连长的病神奇般的好了。杏连长住曹家治病期间,曹善仁的妻子曹童氏不仅帮助煎药、喂药、喂饭,还帮助他洗衣服,并经常烧点好吃的替杏连长补养身体。对外则以姑侄相称,说是娘家的远房侄儿。杏连长身体很快得到恢复。杏连长病愈归队时,对曹医生和“姑妈”无比感激,扯了一幅红布,写上“妙手回春”四个大字赠送给曹医生,曹医生将这幅字珍藏了多年。

1942年夏天,中共仪征县委民运部部长兼月塘区区委书记丁明志到曹集乡工作,与群众一起睡稻草铺,喝山芋糊。一天,丁明志召集乡里民兵积极分子开会时,突然口吐鲜血、脸色惨白,接近昏迷状态。曹善仁医生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去。他一把脉,知道丁明志是积劳成疾。在场的人都很着急。当时环境恶劣,有几味中药在根据地买不到。曹善仁医生没有顾上喝一口水,向众人说:“大家不要急,等我回来”。骑上毛驴连夜穿过谢集、龙河、朴席敌占区,赶到朴席附近的乌塔沟配药,药末配齐,又到龙河东边的牛角山才把药配齐。第二天将近中午才赶到家。半天一夜,来回走了100余里。他还亲手为丁明志煎药,当丁明志喝下汤药、放下药碗向他致谢时,他坐在凳子上已累得快要睡着了。

 

 

人 物 传 略

朱 耀 南

朱耀南(1922.91985.8),曾用名朱衡山,江苏滨海人,出生在滨海县陈涛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民国17年(1928年)起在本村私塾读书,民国30年(1941年)在家自办私塾,设馆授业。民国31年(1942年)9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将私塾改为现代小学,边教书,边帮助抗日政府做造钱粮串、拟报告、写总结等工作,1945年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兼任陈涛乡新河村支部书记,1945年后,先后在滨海县八区的大冲、七坝、朱庄小学任校长。194810月调任滨海八区区公所文教副区,19502月到盐城地区干部学校学习,7 月参加苏北土改工作团一团到仪征县大仪区参与、指导土改运动,土改结束后留仪征工作。自19515月至19585月,朱耀南历任仪征县新城区区长、县委秘书、县人委秘书、县监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副县长、真州镇党委书记等职。1958年至19615月,朱耀南被作为调干生选送到南京林学院读书。朱耀南迎难而上,刻苦攻读,三年取得本科学历,成为当时县级领导班子中为数很少的大学生,结业后回仪征任县委常委、县人委副县长。仪征是农业县,丘陵岗地占全县总面积 78%,干旱为主要自然灾害。朱耀南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走遍全县的山山洼洼,实地调查研究,在广泛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建议县委、县人委兴办电灌事业,南提长江水,北调邵伯湖水,同时兴建水库,开挖当家塘,以引补蓄,引蓄并举,保障了丘陵山区的农田灌溉和全县粮食产量稳定提高。朱耀南还在龙河公社官胜大队驻点,通过抓电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使这个大队水稻栽插面积由1960年的2100亩提高到1962年的2600亩,水稻总产由1960年的80万斤提高到100万斤。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朱耀南受到冲击,先是被批斗,后又一度 “靠边站”。19683月,仪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朱耀南任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9月任县革委会副主任。19788月,朱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会副主任。19814月政协仪征县二届一次会议上,朱耀南当选为县政协主席。10 年“文化大革命”,使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受到严重歪曲,人民政协工作陷于停顿,许多长期与党合作的统战对象被当成专政对象或“牛鬼蛇神”遭到迫害。政协恢复后面临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要协助党政部门为省、市及本县的原政协委员和统战对象解决“文化大革命”被查抄的物资,以及政治历史、工作职务 、工资待遇、技术职称、房屋户口等迫切问题,以落实党的统战政策。朱耀南亲自抓这项工作,热情接待相关对象,帮助他们奔走呼喊,写信、打电话,甚至亲自上门敦请有关部门(单位)解决问题,退还房屋、财物,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相关待遇。同时还亲自督办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落实的提案,恢复重建清真寺。19844月二届政协届满,朱耀南不再任县政协的领导职务。1985年因病辞世。

 

 

 

 

 

小资料

中共第一代领袖们的读史人生

毛泽东嗜书如命,史书为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不仅“历史造诣很深”,且读史、鉴史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志趣,也是他们独树一帜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智慧……

毛泽东:“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嗜书如命,史书为最。

早在1920121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之“劝大家读历史”。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毛泽东得出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书为伴,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不仅自己重史、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学习历史。延安时期,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

周恩来:“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周恩来早在童蒙时代,就史书不离左右。到南开中学后,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积极开展斗争。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回忆说: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1959429日,周恩来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420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3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两周前,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见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磨练和提升品格修养的不倦追求。

刘少奇:“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

刘少奇幼年时代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方圆十里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他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长沙宁乡纪念馆保存着他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从其批注内容来看,他已注意到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刘少奇依然持之以恒地研习历史,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

1951年秋,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1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每天戴着老花镜,一边读、一边思考,不时在书上圈圈点点。刘少奇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一天10几个小时,废寝忘食地读书。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他的假期也结束了。

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194812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高屋建翎地指出,要掌握理论须先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朱德:找到“了解过去和现在的钥匙”

朱德一生戎马倥偬,却笃爱历史。他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1916年护国运动结束后,朱德驻防四川泸州,随即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时间阅读史书,至今泸州市图书馆还收藏着1900多册他当年购置的经史子集。后来到德国和苏联留学,他特意购买一部德文版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汇编,并研习苏联军事历史和理论。作为战友的徐向前说:朱德在“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通过读史、研史,朱德深刻地体会到:“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在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保存的一套33册的线装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中,留下了朱德的大量批划,每册均写明阅读时间。如第33册末页用红笔写道:“自1976318日至197645日阅完,共18天……建议同志们都看这本书。朱德。”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点时,朱德的这些批注依然彰显出其以史育人、借史资政的革命家情怀。

大致说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读史,早年是出于天然的主观兴趣,一种求知若渴的少年抱负;走上革命道路后,主要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航向;步入晚年后,他们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如毛泽东、朱德等在身体状况已不允许的情况下,还要请工作人员帮着念书。这种“生命不息,读史不止”的精神状态,古今罕见。

   

 

工作动态

《十二圩志》篇目通过评审

914日下午,仪征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召开《十二圩志》篇目评审会,邀请扬州市有关专家对篇目结构进行评审。扬州市档案局局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宗金林参加了会议,并对志书下一步编纂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扬州市党史“三卷本”编写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1016日,扬州市党史“三卷本”编写工作推进会暨编写业务培训会在我市召开,扬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王振宗出席会议并对扬州全市党史“三卷本”编写工作提出要求。

会上,省委党史工委和南京市委党史办的专家,还就如何开展党史“三卷本”编写工作进行了辅导授课。

 

党史办赴陈集镇指导镇志编纂工作

1020日,党史办主要负责同志专程赴陈集镇,推进陈集镇志编纂工作启动。

在对市政府有关地方志编纂工作相关规定进行阐述后,向陈集镇相关领导详细介绍了镇志编纂启动需要准备的工作,编纂过程需要注意的细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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