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史志》2016年第一期(上)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6-04-15
 

 

YI  ZHENG  SHI  ZHI

 

 仪征史志

 

2016.1(季刊)

 

 

本期要目

 

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同志

中共中央为何要为贺龙平反两次

祖籍湖北安陆:贺龙元帅的家世之谜

贺龙与体育的不解之缘

贺龙元帅骨灰寻找和迁移的曲折故事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

为仪征制作第一张“名片”的人——记真州司法参军刘宰

苏中第一高峰——铜山

毛泽东对美国当局的5次“断喝”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仪征市新四军研究会        主办

 

 

 

目    录

 

人物春秋

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同志 …………………………………………(1)

 

党史解密

中共中央为何要为贺龙平反两次 ………………………………(8)

祖籍湖北安陆:贺龙元帅的家世之谜…………………………(11)

 

史海钩沉

贺龙与体育的不解之缘…………………………………………(15)

贺龙元帅骨灰寻找和迁移的曲折故事…………………………(24)

月塘地区抗日斗争群英谱(二)………………………………(29)

人物传略…………………………………………………………(32)

 

古城揽胜

为仪征制作第一张“名片”的人——记真州司法参军刘宰…(36)

苏中第一高峰——铜山…………………………………………(41)

 

小资料

毛泽东对美国当局的5次“断喝”……………………………(44)

 

领导批示

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批示…………………………………………(49)

 

工作动态 ………………………………………………………(50)

 

 

卷 首 语

 

《仪征史志》2016年第1期正式与您见面!

《仪征史志》是由《党史导读》改版升级而来的党史地情季刊。《党史导读》自2012年出刊以来,向全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赠阅,在党史征集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党史知识普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改版,旨在进一步扩大刊物内容涵盖面,满足广大读者对仪征本地党史和地情资料作进一步了解的需求。更名后,主办单位不变,办刊宗旨、办刊方针不变,发行周期不变。《仪征史志》在重点设置篇章不变的基础上,将更加注重内容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将一些有关仪征本地历史及地情内容融合在内,力争为读者呈现更加精彩的内容。

 

人物春秋

南昌起义中的贺龙同志

1915年,19岁的贺龙同志,由于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一心要打倒旧的封建统治,使穷人翻身。于是他组织民军发动了湘西暴动,反对袁世凯当皇帝,成为湘西人民传颂的英雄人物。后来,虽然袁世凯倒台,却又有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鱼肉人民,无恶不做,劳苦大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茫茫黑夜,贺龙同志在摸索着,一心想探寻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

   1920年,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任支队长,驻军湖南桃源。这时,从上海来了两个留洋学生。他们在支队司令部住了两个星期,每天都在大谈主义,争论不休。一个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一个谈社会主义。贺龙同志回忆说:“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时,认为无论从理论上,从政权、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觉得条条有理,有根据。我就问他,有没有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以后,贺龙同志常听湖南人说起毛泽东同志,称颂毛泽东同志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的活动情况。贺龙同志回忆说:“那时湖南的学生都说毛泽东是天才,是革命领袖。我对于毛泽东敬仰得很,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23年,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当旅长。当时适逢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成立。在黄埔军校的同志常写信告诉他广州和军校的情况,告诉他共产党人所表现的彻底革命精神。这对贺龙同志的思想又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1926年,当北伐军从广东进军到湖南常德时,党中央派当时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周逸群同志,带领一个宣传队,到贺龙同志的队伍中工作。贺龙同志知道这个宣传队中有共产党员,他就去找周逸群同志。贺龙同志回忆说:“第三天我就和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他答复我共产党不是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改造部队靠广东派干部来是不可能的。要自己找一部分学生,从部队中选派一部分干部进行学习训练,自己培养干部。”贺龙同志完全赞同周逸群同志的意见。随后就请周逸群同志从部队中挑选干部,又招收两千多名进步青年,开办政治讲习所,积极进行充实和改造部队的工作。在周逸群同志的帮助下,贺龙同志从思想上更加接近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此后,贺龙同志的这支部队,在共产党人的带动下,战斗非常勇敢,在北伐军攻占长沙、岳阳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北伐军进军河南,贺龙同志的部队在逍遥镇击败了奉军的反攻,威名日著。19276月,部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同志任军长。

  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节节胜利。19274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在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拘捕,被杀害。武汉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逐步撕下了自己的“左派”假面具,磨刀霍霍,准备“分共”、“灭共”。当时正在武汉的贺龙同志看到这一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为恨之入骨,对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无比崇敬。在这严峻的日子里,他进一步地向周逸群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跟着共产党走,一定坚持革命到底,打倒反动派。

  这时,党为了壮大贺龙同志的部队,将一些被反革命追捕的工农武装人员转移到二十军来,让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也投奔到贺龙同志的部队中;并且把工人纠察队在白色恐怖下藏起来的枪交给了贺龙同志。贺龙同志高兴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编到我这里来。”

七月初,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党中央决定将党所掌握的一部分军队以“东征讨蒋”的名义撤离武汉,在九江集结,准备南下举行武装起义。710日左右,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离开武汉,乘船开往九江。7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武汉沦入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

  720日,当得知汪精卫阴谋策划解除贺龙、叶挺两支革命军队的武装后,叶剑英同志和贺龙同志、叶挺同志在鄱阳湖中的一条小划子上开会,商定对策。贺龙同志回忆这次会议时说,“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很好;第二,我们研究队伍不去德安,开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让给叶挺。”

  就这样,贺龙同志决心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带领二十军来到南昌。这支部队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

  727日,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正式组成。第二天,周恩来同志来到贺龙同志的驻地——中华圣公会,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行动计划告诉了贺龙同志,并征求贺龙同志的意见。贺龙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同志当即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同志遂又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搞好武装起义。

  贺龙同志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之后,立即在刘伯承同志的帮助下,拟订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30日下午4时,贺龙同志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亲自作了动员。贺龙同志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的政府,打倒蒋介石!我们大家在一块都是很久的。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最后,贺龙同志说: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贺龙同志的讲话,句句激荡着军官们的心,大家都表示愿意跟党走,闹革命。接着,贺龙同志宣布了起义计划,并要大家回去把那些不可靠的连长换成共产党员担任,做好士兵组织工作,准备起义。

  81日凌晨两点,起义战斗一打响,贺龙同志就和刘伯承同志、周逸群同志一道,亲临火线指挥。在歼灭敌总指挥部的战斗中,贺龙同志置生死于度外,站在中华圣公会的石阶上,指挥特务营封锁敌总指挥部的大门,不让敌人逃跑。在主攻部队遭到敌人火力封锁,战斗发展不顺利的情况下,贺龙同志又和刘伯承同志一道,冒着枪林弹雨,重新制定战斗方案,调整战斗部署,亲自指挥战斗,给起义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起义军在贺龙同志的指挥下,奋不顾身地爬上屋顶,占领附近的制高点——鼓楼,有效地组织机枪火力,居高临下地猛烈射击,很快将敌人火力压下去。但是敌人仍然企图顽抗。就在这时,我另一个分队迂回到敌军背后,翻墙跳进院内,前后夹击,把敌人紧紧压缩在院子里。战斗进行到黎明,敌总指挥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部队——警卫团被全歼了,敌人的老巢被捣毁了,起义胜利的旗帜高高地插上了南昌城头。

  85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举行“南征”。起义军从南昌东郊会师出发,经赣东的抚州、宜黄、广昌、宁都等县,长驱一千三、四百里路,到达瑞金。沿途都有敌人围追堵截,加之反动派强迫老百姓逃走隐蔽,起义军不易筹办粮草,常常是饿着肚子行军;同时,天气炎热,病号增多。在这困难的时刻,贺龙同志紧紧地依靠党组织,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沿途向官兵宣传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面目;宣讲这次革命就是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告诉大家:我们的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十有八九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这次革命的行动,既然是为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而奋斗,那么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贺龙同志的这些思想,在由他署名的《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在瑞金印发)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这些宣传工作,对提高起义军官兵的觉悟和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行军中,贺龙同志严格要求起义军各部队,教育官兵要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强拉民夫,不惊扰群众。有一次起义军教导团的一个特务长半夜到一个老百姓家捉鸡,弄得鸡咯咯叫。旁边有人厉声问:“你是哪一部分的?什么人?”特务长还理直气壮地回答:“你少管闲事!我是教导团的特务长,怎么样?”那人生气地说:“我就是总指挥!”那个特务长才知是贺龙同志,吓得连忙逃跑了。第二天,就在教导团公开宣布了这个特务长的过错。这事对部队纪律的整顿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久,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贺龙同志又以六字韵文的形式,发布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的布告,再一次重申“本军纪律森严”“原为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

就在这次艰苦英勇的南进途中,贺龙同志又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且在行动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积极宣传群众,英勇指挥战斗,引导部队胜利前进。

  在瑞金,贺龙同志终于实现了生平最大的宿愿,由周恩来同志和周逸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在瑞金的一所临河的学校里举行。贺龙同志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向党庄严宣誓:“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终生!”

  起义军在汤坑战败,放弃汕头以后,贺龙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召开的流沙决策会议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当他听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马上激愤地说:“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我要卷土重来!”

  流沙会议后,贺龙同志根据党的指示,不顾蒋介石的通缉严拿,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到了上海。当时,党中央原来打算送他去苏联学习。他向党请求回湘鄂西,拉一支队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了周逸群、卢冬生等同志和他一起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

  

党史解密

中共中央为何要为贺龙平反两次

“文革”期间,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贺龙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九·一三”事变后,中央重新考虑贺龙的问题,围绕贺龙平反,先后发布了两份文件。那么,中央为何要为贺龙平反两次?这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未公开报道骨灰安放仪式

1967年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成立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的“贺龙专案组”。1969年6月9日,贺龙(1896-1969年,湖南桑植人)被迫害致死。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党中央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非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重病出席仪式,并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不过,当年周恩来的悼词和骨灰安放仪式的消息均未作公开报道。

据后来的材料披露,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这次仪式,但被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 6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周恩来看信后立刻给毛泽东写信:“……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总之,将原来中组部和总参定一大堆“不准”全都翻过来了。

周恩来突现仪式现场

这个“翻过来”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据原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军委档案馆馆长刘振杰(1927年出生,河北安国人)回忆,委员会从1975年6月2日开始研究为贺龙办理丧事,并成立秘书组、行政组、交通组、卫生组、安全组,刘振杰负责秘书组的具体工作。

6月7日,治丧领导小组成员与各组负责人在八宝山召开现场会,汇报商量好的预案,最后确定。同日下午,在军委三座门第16会议室约见贺龙夫人薛明,商量上午研究的方案。薛明表示没什么意见,感谢中央在政治上的关心,但提出骨灰盒要换一下,骨灰袋换成红绸子的。薛明还提出专案组贺龙的骨灰用的不是真名字,怀疑不是真的骨灰。治丧小组表示事先进行了认真的核对,确实无误,薛明这才放心了。

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原方案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身体不好,不去八宝山向骨灰告别,由王洪文主持、念悼词,叶剑英覆盖党旗。然而,到6月9日下午4点,举行仪式的前十分钟,周恩来突然来了。既然周恩来来了,仪式就立即改变了程序,改由叶剑英主持、周恩来致悼词,这样就没有王洪文什么事了。周恩来一来,尽管气氛是沉闷的、情绪是悲痛的,但大家内心很高兴,对跟随贺老总南征北战的老部下、老战友,对家属亲友都是安慰,对亡灵也会是最好的安慰。

“文革”后为贺龙彻底平反

在办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后一个礼拜的晚上,薛明请外地亲友和部分领导小组成员在家里吃饭,共摆了3桌,主食是炒面。这样的场合是沉闷的,尽管贺捷生和弟妹们亲自为大家斟酒,但谁也喝不进去多少,只有薛明主动引导大家说笑,来活跃气氛。

因此,看过上面这段回忆文字,可以了解,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1975年的这次骨灰安放仪式给贺龙平反得并不彻底。如贺龙明明是迫害致死,文件上却说是“病故”。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来探望贺龙的家属时,薛明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说,毛主席1973年就讲过贺龙要彻底平反,但上次的平反并不彻底。习仲勋把他的意见反映了上去,中央很重视。于是,1982年,10月16日,中央再次做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指出中共中央1974年9月29日《关于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对贺龙的平反不彻底,有些提法是错误的,中央决定撤销上次通知,为贺龙彻底平反,恢复他在中国革命史上应有地位。

 

 

 

祖籍湖北安陆:贺龙元帅的家世之谜

贺龙一生传奇故事颇多,可一般人只知道他的籍贯为湖南桑植县,后来渐渐传闻慈利九溪是他的第二故乡。那么他的祖籍到底在哪里呢?他为什么改名?诸说不一且一直是个谜。1990年代初,笔者通过寻访知情人,结合档案史料,终于破解了谜底……

祖籍湖北安陆

在贺氏族谱有过这样一段附文:贺龙族弟贺锦章写给族人的信,信中曾称:“我家祖籍湖北安陆贺家湾的贺家大庙。”

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为何祖籍却是湖北安陆呢?

1981年,湖南省党史办征集贺龙的有关资料,慈利成立“贺龙在慈利”考察组,由笔者(柯云)出任组长。笔者沿着贺龙的足迹寻了3年,收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找到了贺氏族谱和贺家祖碑,如贺大盛墓志铭记载:“贺氏族谱湖北安陆,以从军来湘之九溪,再迁桑植洪家关,贵公其始迁者也。”后又在慈利九溪北山,发现贺龙第二代始祖贺云贵的墓碑,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上面也有来自“湖北安陆”之句。笔者又了解到:当年的安陆非今日的安陆县,而是指现在的湖北钟祥县。

贺龙改名“犯上”

贺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时小名常伢子。他就是后来的贺龙。关于他改名的秘闻,还是贺龙亲口告诉警卫员的。

1916年初,刚满20岁的贺云卿带领20个青年人,到芭茅溪砍了不法盐局,遂树旗起义,担任桑植民军总指挥。1917年仲夏的一天,长沙爆出了一个特大新闻:“中华革命党党员贺云卿刺杀湖南省都督谭延闿未遂,被打入死牢,不日问斩。”因公务远在乡下的林德轩闻知此事,大吃一惊,当即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力保犯者。

原来,林德轩与贺云卿父亲贺仕道交情较深,因为他的妻子姓贺,还和贺仕道认了亲戚。一天他到贺家吃饭,刚满10岁的贺云卿同席入座。林德轩见幼小的贺云卿眼神炯炯、相貌不凡。突发奇想,试试他的胆量,趁大家不备时,往桌下开了一枪。顿时,席间皆乱,唯独云卿安然无恙。他对小云卿翘起大拇指:“好角色!将来必干大事。”

在林德轩的帮助下,贺云卿获释。几天后,贺云卿在堂兄贺连元的陪同下,来到林德轩住宅谢恩。待贺云卿刚坐下,林德轩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改改名字吧!”贺连元说:“名字改一下可以,但不知司令给他改什么字?”林德轩说:“‘云从龙,凤从虎’,一虎一龙,虎跃龙腾,各显神通!就改为龙字。”

贺连元即插话摆手说:“这龙字倒不错,可这事使不得,犯上了。”林德轩惊异地问:“贺家早就有贺龙?”

贺连元接下来说:贺家老家在湖北安陆府贺家湾,起祖公为贺崇先,少年从军。明洪武年间设卫所九溪卫,从湖北安陆派来兵力镇守九溪,贺崇先落户九溪,其子名应贵,共生了5个儿子,分别为象、虎、龙、凤、凰,排行为“大”。贺连元面有难色地说:“贺云卿是大房祖人贺象之孙,俗话说,亲三代,族万年,国有国法,族有族规。取龙字,只怕犯煞气哟!”

贺云卿笑道说:“我才不怕犯煞呢!”

廖湘芸表示赞同:“我们革命队伍中多了有勇有谋的一条龙,任重道远。贺龙这个名字改得好!”廖湘芸是孙中山很器重的武昌首义同盟会员,说话很有分量,就这样一锤定音。大家都拍手称妙。

从此,贺龙的名字就定了下来。

贺龙寻根问祖

1930年8月,贺龙率领红2军团攻克沙洋之后,冒雨乘胜挥师北上,于28日攻占钟祥石牌镇。

第二天清晨,雨过天晴,贺龙忽觉秋高气爽,兴致勃勃地巡察这个紧傍汉江的古镇,他突然发现古镇店铺门眉上的“贺”字,便停步驻足,躬身对一位正在张罗生意的老太婆亲切地问道:“大妈,请问您贵姓?”对方不以为然地说:“免贵姓贺。”“哎呦,我们是一家人呀,我叫贺龙。”大妈一听是贺龙军长,欣喜非常。贺龙与大妈聊了一会儿,问:“这里有哪些出名的人物?”“有点名气的是族长贺志壮和贺学清、贺正坤。”“我托您捎个信,请他们马上来找我行不行?”

老太婆满口答应,把口信带了回去,贺学清、贺正坤听说是军长贺龙找他们,立即去了。贺龙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俩,说:“我找你们来是寻祖叙情的。据祖辈传说,我的先祖是湖北安陆人,民国初年我的祖辈曾派人去安陆寻根问祖,可一无所获。听说钟祥在历史上也叫曾安陆,所以,想找你们查证一下。”

贺学清和贺正坤又见贺龙如此平易近人,便同他聊了起来,他们从钟祥谈到九溪和桑植,从家事谈到国事,从贺族宗谱谈到土地革命运动,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

最后,贺龙突然又记起一件事情说:“据说,先祖迁居时留下两对石门槛,房前有棵大楸树,家里有两处耕地,名月亮丘和锅底坑,有这事吗?”贺学清马上回话:“确有此事。”贺正坤还当场绘出了贺家大庙的月亮丘和锅底坑草图。

贺龙激动地说:“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的祖籍就是贺家大庙。”贺龙还说,他父亲在世时就要完成的这桩家事,今天他终于了却了父亲的一桩心愿。

 

  

史海钩沉

贺龙与体育的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1月,毛泽东任命贺龙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之所以会选择贺龙,是因为贺龙的一生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

18岁就通过比武成为“武状元”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于湖南省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贺龙的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做裁缝,一家9口人,生活相当艰难。贺龙排行老四,上有3个姐姐,下有2个妹妹、1个弟弟。1903年,贺龙被父亲送进本族私塾读书。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常常向塾师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于背书却毫无兴趣,塾师为此常常体罚贺龙。不久,贺龙便辍学回家了,这年,他刚过13岁。

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是“武术之乡”,贺龙的爷爷贺良仕便是一名武庠生,人称衡山公。他看孙子贺龙读书不成,就决定教孙子学习武术。爷爷去世后,贺龙又拜堂叔贺士远为师。

在洪家关,每天早晚时分或者农闲时分,都会有不少人在一起切磋技艺。每逢这个时候,贺龙总是一声不响地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大人们的一招一式,等没有人的时候,他便模仿着大人操拳的套路,纵跳腾挪,挥拳踢腿,提气练功,舞刀举锁,直练得浑身汗淋淋才罢休。

为了练好武功,贺龙常常是废寝忘食,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天晚上,贺龙从睡梦中突然醒来。屋外明亮的月光,让贺龙以为天亮了,他慌忙穿好衣服,一路小跑,挨家挨户叫醒小伙伴们,一起去练武。大家练了很久之后,天还没有亮,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挂天空。小伙伴笑着对贺龙说:“晋代的祖逖‘闻鸡起舞’,咱们练功是没闻鸡,也起舞了。”为提高武艺,贺龙不怕山高路远,经常饿着肚子,跑到离家十几里远的樵子湾,让那里有经验的武术艺人给自己指点迷津,为此,在来回的山路上,他不知摔过多少跤。

1914年春,洪家关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姓周的武师,按洪家关的习俗,师傅初来收徒,必须先摆擂台,一是让即将报名的徒弟知道师傅的功底,二是师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考考徒弟的武艺。

擂台比武开始了,第一个上场的是位姓屈的青年,他的武功在洪家关算得上第一流的,但上场没几个回合,就被周师傅摔倒在地了。之后几个上场的,也只几个会合就被打倒在地。在周师傅与他人交手时,贺龙蹲在一旁,看得很仔细,他发现周师傅有个绝招:每当对方猛冲过来时,他总是虚晃一下身体,借着对方的冲力,来个“顺手牵羊”,由于周师傅站得稳,所以能频频将对方摔倒。贺龙认真研究后,认为避开对方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

贺龙做好准备后,就纵身一跃上了擂台,双手抱拳施礼。在场的人看过了之前几场比试,此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贺龙。两人互相交手后,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不分高低。周师傅一看,这个年轻人出手快,步伐活,站桩稳,拳路精通,不可小视,不使“绝招”恐怕难分胜负。于是,周师傅一个纵步向前,旋即碎步后退,欲诱贺龙猛力进招。贺龙察觉到对方要变招了,瞬间突然变式,身子一蹲,使对方抓空,然后飞起左脚一扫,伸手一推,周师傅猝不及防,“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叫好声。周师傅非但不生气,反而称赞贺龙身手不凡,是洪家关的“武状元”。

在红军中积极开展体育运动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贺龙辗转来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中央研究后,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但贺龙执意要回湖南,打算再拉一支部队继续战斗。他秘密潜回老家洪家关,很快又拉起了一支红军武装,并开辟了湘西革命根据地。

在频繁的反“围剿”战争中,身为红二军军长的贺龙总要抽出空闲时间习武,他还号召广大红军战士“练好身子,战胜敌人”,教他们学习武术,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爬山、武装越障碍等军体活动。他指出,红军开展各项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活跃部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培养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锻炼强健的体魄,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他经常对红军干部说:“要教育战士努力锻炼身体,身体不练好,打仗怎么行!”为此,贺龙让部队走到哪里就练到哪里,晴天在室外练习徒手操、持枪操、爬山打猎;雨天就在室内开展跳桌子、跳板凳、拳击、摔跤等活动。

后来,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还办了一所随营学校,学员是营、连、排3级干部,贺龙要求随营学校的军体训练要从游击战争的特点出发,学习内容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以武术、射击、游泳、骑马、登山、爬树等活动为主。在训练要求上,要提倡“快”和“巧”,他甚至规定部队从站队到吃完饭只能用5分钟,并自己身体力行,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吃饱就走。刚开始时,不少学员埋怨军体训练搞得太多,搞得人腰痛腿肿得受不了,吃饭给的时间太短了,吃不饱。为此,贺龙严肃地告诫学员说:“我们是打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这就要求红军体魄强壮,腿子硬棒,苦练才能练出一副适应游击战的钢筋铁骨。”就是因为平时训练多,在反“围剿”战争中,贺龙率领的红军经常东奔西袭急行军,有时一夜要走100多公里,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打了很多的胜仗。

最早在部队中组建篮球队

在湘西革命根据地,一生酷爱体育运动的贺龙,亲手组建了一支“战斗篮球队”,贺龙认为: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篮球运动是一项激烈的竞技项目,是体魄、意志、战术、技术的综合应用。因此,他特别喜爱篮球,在队伍中积极提倡开展打篮球运动。刚开始时,篮球队常常受到比赛场地的限制,贺龙就风趣地对大家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没有场地自己搞嘛!”他带领大家一齐动手,一下子就平整了4个篮球场,还就地取材伐树锯木做成了球架和篮板,用大楠竹弯成圆圈,固定在篮板上,一个个篮球场就这样建好了。

此后,贺龙一有时间就与队员们一起打球,为了能打好球,他们还经常举行讨论会,研究改进思想作风和技术、战术上的不足之处。他常对球队队员说,打球就如同打仗,一要讲战斗作风过硬,敢争敢抢,不畏强,不轻弱;二要讲团结战斗,配合默契,不能各打各的;三要讲究战术,训练要有计划,比赛要有方案,攻要攻得进,防要防得稳,掌握比赛主动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的贺龙与他率领的全体官兵积极响应,并很快恢复了湘西红军时代创建的“战斗篮球队”。球队队员们每到一地,不仅打球,而且通过打球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扩大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

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刚接防绥德时,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动宣传,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有许多误解。为了消除当地人的误解,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驳倒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旅长王震就约定由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与绥德师范学校队打一场比赛,球赛场地就安排在绥德师范学校内。消息传出,全城轰动。比赛时,球场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观众。师范学校球队身着统一整齐的鲜艳运动服,“战斗篮球队”虽然没有鲜艳的运动服,但却衣着整齐,他们在赛前先很有礼貌地向观众招手致意。比赛中,“战斗篮球队”的队员打得积极主动,有章有法,同时又不以强凌弱,而且尊重裁判,尊重对方。最终,“战斗篮球队”以108:15的悬殊比分赢了对方,比赛结束后,“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主动与对方握手。这一切群众都看在眼里,他们交口称赞:“八路军不仅技术高超,而且球风高尚,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从此,“战斗篮球队”名扬全解放区,为抗日军民所赞誉。这支篮球队曾两次去延安参加比赛,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赞扬他们:“你们在贺师长领导下,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这很好。”朱德接见完球队队员后,还派人送来了自己亲笔题词的锦旗,上书“球场健儿,沙场勇士”几个字。“战斗篮球队”由此成了全军学习的榜样,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被全军誉为“三好部队”,即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演得好。从此,“贺老总爱打球,喜欢体育运动”的佳话,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

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任体委主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全国举行男女篮球、排球比赛,结果西南军区除女排得了个第四名之外,其他3个球队都是倒数第二名。一生酷爱体育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十分焦虑。他与邓小平商量后,于1951年9月成立了西南区体工队,这也是解放后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专业体工队。为了办好体工队,贺龙从各行各业选拔一批体育骨干,并从上海请来几位解放前的体坛名将充任教练,他还顶着压力起用了曾经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担任过教官的林绍洲为田径教练。在贺龙看来,只要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又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可以重用。从此,西南区的体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不少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

1952年9月的一天,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从北京打电话给在重庆西南军区任司令员的贺龙,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已经写信给刘少奇,建议你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喜爱体育事业。贺龙一听也十分高兴,为了稳妥保险,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出任体委主任一职。11月,根据贺龙的请求,毛泽东任命贺龙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上任后,经过调查研究,贺龙发现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在偌大的北京城,仅有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于是,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他先派人在天坛东侧找了一块空地,自己又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打电话,请万里负责筹建。随后,贺龙又调来曾经参与修建重庆人民大会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在设计过程中,贺龙亲自审查图纸,就连馆内使用的沙发、茶几的样式,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施工期间,贺龙还经常到工地上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查看施工进度。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1955年4月,北京体育馆最终落成。

1958年初,贺龙专门就创办《体育报》的事宜向周恩来进行请示。6月下旬,获得中共中央的批准后,他又亲自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了报头,还请朱德题了词。此后,《体育报》就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新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杂志(英文刊物)也先后创办。

国家体委成立初期,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几乎每个体育项目都既缺少教练员,又缺少优秀的运动员。为此,贺龙力排众议,不拘一格,大胆选用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运动员,此外,贺龙还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体育人才回来报效祖国。经积极努力,1954年前后,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相继组建起来。在运动员的管理上,贺龙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够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并提出了“三从”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上“大运动量训练”,最终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贺龙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

后来,贺龙发现全国人民对中国篮、排、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的现状非常关心,便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并说:“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他运用乒乓球、羽毛球的成功经验,精心指导部署三大球的训练工作,还特别主张学习外国的经验。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了保加利亚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这期间,中国男篮与保加利亚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并获得过奥运会男篮比赛项目的第四名,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人称“巴尔干雄鹰”。贺龙的次女贺晓明后来回忆说:“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而父亲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于是,就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父亲见面就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对方先谈。父亲便笑着说,你们都不讲,拿不出作战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几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接着,他又掏出香烟给大家抽,并声明这烟里没有尼古丁的。经他这么调节气氛后,两位教练都无拘无束地发言了,最后,父亲还谈了他的想法。他建议中国队采用‘三英战吕布’的战术,搞‘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场上的5个人要当7个人用,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畏惧对手,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按照贺龙的指示,中国队最终以86∶77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在贺龙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体育战线成果累累,发展喜人,贺龙对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贺龙元帅骨灰寻找和迁移的曲折故事

1975年5月,薛明上书叶剑英,要求把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叶剑英很快批示同意。但在安放骨灰的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贺帅的骨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安放骨灰的由来

197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为贺龙落实政策迟迟实现不了。

1975年5月,薛明上书叶剑英副主席,要求把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叶剑英批示:“由胡炜同志办理。”这件事很重大,因为给这个级别的领导人迁移骨灰还从未有过。胡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立即报告了总参党委。

总参党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将迁移骨灰改为“骨灰安放仪式”,时间定在6月9日。并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公开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拍电影片,发消息,登报纸;二是举行内部骨灰安放仪式,不公开报道。以上意见以军委办公厅名义上报叶剑英副主席。叶剑英批示:“经政治局研究,按第二方案办理。”

之后,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副主任金涛曾3次去薛明家里,传达中央批准的方案,征求贺龙家人的意见。薛明顾全大局,表示满意。

寻找贺龙元帅的骨灰

为贺龙安放骨灰的报告很快批下来了,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贺龙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便无法举行安放仪式。金副主任派我(本文作者傅学正)负责此事。我问金涛是否知道贺龙骨灰的去向?金说他问过薛明,薛明回忆说,贺龙去世的当天,专案组把她和子女接到301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没让她和子女们参加,至于骨灰放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中央二办”没有将化名、编号告诉他们。

金涛让我带一位秘书,专门去寻找贺帅的骨灰。我到八宝山公墓办公室说明来意,他们很吃惊,说:“请等一下,我们查一查。”

约两个小时后,他们说:“贺龙是位大人物,如果骨灰存放在八宝山,我们应该知道放在哪个室的,但我们翻遍了1969年以来所有的登记,未见贺龙二字。”

回机关后,我向金涛作了汇报。金涛说:“贺老总是在中央二办审查他时去世的,找二办去。”我说:“二办早已撤销了。”金说:“人走了档案总得留下吧?”我们分析,既然中央一办没有撤,档案肯定在一办。我找到铁狮子胡同中央一办,请他们帮助查一查。下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们查到了二办交档案的人,是空军的,现在已回空军机关了。

有了线索,我立即电打话报告金涛,通知空军协助找人。我到空军说明来意,值班人员用电话接通了该同志,他叫周栓增。我很激动,毫无保留地说,现在中央要为贺龙平反昭雪,请帮助找到贺龙的骨灰。

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时间,我们一起到了中央一办。周栓增和一办的同志协商后,约等了半个小时,取出了登记本给我和秘书看。登记本第一格:王玉;第二格:贺龙;第三格: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最后一格:骨灰现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骨灰盒编号为0034。看完登记我们都很高兴。

6月3日下午,我带着秘书、警卫处参谋和战士、原二办工作人员、八宝山革委会彭主任一同来到老山骨灰堂。

按登记的指引,我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最下层最后一个格子,看到了一个用黑布盖着的价值六元钱的骨灰盒。我弯下腰仔细看,盒子上写着的名字为“王玉”,编号0034,通常骨灰盒上有张死者的一寸照片,此盒没有。因为与登记相符,我无话可说。大家一起向骨灰盒三鞠躬,我对彭主任说,从现在起到明天我取走骨灰盒期间,该骨灰室不得对外开放。

参加仪式的人数超出预计

找到贺龙的骨灰,筹备工作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很快,军委办公厅发出了不叫“讣告、而叫“通知”的“讣告”。“通知”:“定于1975年6月9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贺龙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届时请参加。”

“通知”发出后,从军内到地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北京市等各方反映强烈,值班室电话铃声不断,有表示哀悼送花圈的,有询问家属子女情况的,有要求参加的。许多单位反映分配参加安放仪式的名额太少,要求增加人数。

原计划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是800人,现在已经安排了1500人。贺龙的老部下,凡有要求参加者,查明身份后尽量满足。

当时军内的老将军大多数受审查刚刚被解放,有的则刚从监狱出来,有这样一个机会见面,实在太难得了。

大将谭政,刚从监狱出来,中央组织部把他从山西接回北京,我们派人找到他,看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参加了。他说:“这样的事我盼了多年了,只要我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去参加贺龙的追悼会,乘机看一看多年未见到的老同志。”

周总理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6月9日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一个不叫追悼会的、高规格的追悼会。

大约在下午2时20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他是负责周总理的警卫工作的,我意识到周总理要来。我问邬吉成:周总理要来吗?邬点头说要来。

约在下午2时45分,周总理到了。服务员为总理佩戴黑纱,顺手递给总理一支笔。总理手握着笔不停地颤抖,艰难地写下了“周恩来”3个字,转过脸似有意地对王洪文说:“你看我还能有多少日子?”在场的人,听总理这么说,心如刀绞。

总理进休息室坐下后,叶剑英要金涛给总理报告仪式的安排,并说今天仪式请总理讲话,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

叶剑英让金涛把讲话稿给总理念了一遍,讲话稿是按中央“通知”口径写的,当念到“贺龙同志不幸于1969年6月9日去世”时,总理说,这个地方再加上一句话:“贺龙同志是被迫害致死的!”这之前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总理当着王洪文的面严肃地说,贺龙是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对“四人帮”愤怒的反击。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公室
仪征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办
地址:江苏仪征解放东路300号 邮编:211400  苏ICP备12040993号
技术支持: 仪征市电子政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