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史志》2016年第二期(下)

来源:党史办 时间:2016-07-11
 

厉以宁和他的政坛弟子

厉以宁:提出引进“股份制”,把“教书”当作最重要的事

梦想当化学家却阴差阳错成了经济学术接班人

厉以宁,1930年出生在古城南京一个职员家庭,4岁时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中西女中附小、渭风女子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名牌中学——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抗日战争期间,他不得不再次随家迁移,辗转于江苏扬州、湖南沅陵等地,扬州震旦中学、湖南雅礼中学及天津扶轮中学、南京金陵大学附中都留下了他求学的足迹。几所名牌中学各有所长,师资一流,打下了厉以宁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使他终身受益。

19492月,19岁的厉以宁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他怀抱工业报国的梦想,梦想当一名化学家。然而,时局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该年4月,南京解放。当年12月,厉以宁参加到新中国建设大军的行列中,在湖南沅陵县当了合作社的会计。

1951年夏,厉以宁迎来了命运转折点。他想参加高考,委托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好友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从厉以宁的工作经历、文化基础、社会需要等几个方面考虑,替他做主报考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厉以宁回忆道:“时至今日,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天资聪敏、勤奋刻苦,当时代理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他,选定他为学术接班人。厉以宁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厉以宁和“厉股份”被载入史册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悄然兴起。这与股份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兴起,其发展路径是一致的。17世纪时,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依赖集资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股份制经济实际上是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厉以宁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此而大声疾呼。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后来,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3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

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1986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国企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

事实上,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不止厉以宁一人,董辅礽、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他的简历是:“读书、教书、写书”

虽然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极大,但厉以宁更在意的是他另一个身份——老师。“我首先是一名教师”,这是厉以宁对自己的一贯看法。他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把“教书”当作最重要的环节。他从教50余年,学生遍布商界、政界、学术界,有些学生已经进入中国决策层,因此他的言论备受关注。

总后政治部编研室原主任李深清,在1975年作为部队优秀人才被推荐到北大经济系学习。当年北大文科系学生刚入校就被送到京郊农场去搞“教育革命”,边劳动边学习。停电的夜晚厉以宁也坚持教学,炕头点着一支持蜡烛,12个学生围绕老师,好似从事地下工作。厉以宁与李清深等3个学生同睡一个土炕,朝夕相处了一年。快毕业时,厉以宁知道李深清与同班女同学吴玉杰相恋,便撮合他们:“李深清不错,就是晚上睡觉磨牙!”

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小锋,是1977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的。本科快毕业时,他撰写了一篇锋芒甚健的文章,触动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当时理论界中“左”的思想余毒还很深,在毕业典礼上,一位教师很严肃地批评:个别毕业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云云。就在这节骨眼上,厉以宁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还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名言: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的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在厉以宁等有影响力的教授的支持下,何小锋还是被录取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

厉以宁讲课内容丰富,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一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课程后会问:“你们看有没有道理?”他侃侃而谈,也要求学生们畅所欲言。他的课总是堂堂爆满,有时连走廊里也坐满了人,为了能得到听课的机会,学生们还想出了发号的主意,凭号进教室,以此来保证听课的座位。许多学子回忆说,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塑造了他们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价值观。

与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合著一书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合著。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理事长孟晓苏回忆说:“1990年临近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批判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的言论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我作为万里同志秘书,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7年,当然不能认同这些反对中央改革政策的错误言论。在厉以宁导师指导下,我以《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为题写出我的硕士论文,文中驳斥了某些诸如‘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这篇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全文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招来了批判。”孟晓苏对老师厉以宁说:“我要不要再写一篇文章予以反驳?”厉以宁说:“不如先等等,因为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不久,厉以宁把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的硕士论文汇集为一本书出版,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孟晓苏的硕士论文成为该书第一章;李源潮的硕士论文成为该书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该文主张进行生产组合方式的创新,推动我国企业组织结构和国民经济管理形式的重新构造。李克强的硕士论文成为该书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置换中的选择”,该文针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提出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厉以宁撰写了其他几章,将该书“结束语”冠以《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的标题。

果不出厉以宁所料,次年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掀开了新的篇章。论文集中所提出和坚持的走向市场经济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20多年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建议与预期已成了现实。当年那些年轻人在厉以宁等名家指导下所提出的改革设想,也融入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之中。

李克强:中国首位博士总理,被恩师厉以宁赞“干得不错”

李克强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总理。

1977年,李克强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0年,北大法律系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芮沐当了第一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两年后,留校的李克强去了这个教研室。1982年初,李克强作为全班十几位全优生之一毕业,并入选北大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

最终,李克强放弃出国,选择留校,分在北大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同年,他成为北大团委书记,后又被调到团中央工作。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来,李克强师从厉以宁,博士论文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李克强的导师厉以宁开出的评审名单,都是国内经济学界大家。厉以宁告诉李克强,“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因为这张名单,李克强又一次把论文修改了,并将答辩日期推迟了半年。最终,这篇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案。

就任总理之后,李克强在不同场合举行座谈会、召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李克强百日新政时,曾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新一届政府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

20136月,中国“钱荒”爆发,有人说这是对李克强的一个考验。“钱荒”是由于银行体系资源错配导致的一场货币市场危机。这一危机在620日集中爆发,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在近年来很长时间里,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却是按兵不动,中国央行也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

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前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导师,厉以宁很为李克强骄傲。20143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下午,全国政协首场记者会召开。

当天政协经济界的分组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协委员自愿轮流发言。第一位发言人过后,主持人打破了惯例,向厉以宁发出邀请:“下面就请厉老师给大家讲讲。”很多人都在关注厉以宁对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看法,厉以宁评价说,“我非常受鼓舞——那么多次鼓掌!”厉以宁说:“当时李克强说到‘壮士断腕的决心’,下面都热烈鼓掌,这就表明了当前的人气是重要的。我们的人气起来了,要抓紧机会!”

后来,有记者向厉以宁提问,如何评价李克强总理的工作,厉以宁用了7个字点评:“干得不错,干得好”。随后记者问道,作为他的老师,对李克强总理交出的这份答卷打多少分?厉以宁说,干得不错,不需要打分。

李源潮:“在厉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学生,不是首长”

李源潮,祖籍江苏,从小在矿山里长大。1968年,18岁的李源潮由上海下放到位于江苏的大丰农场插队劳动,一干就是4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源潮如愿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

198312月,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增补李源潮、宋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李源潮和李克强获得机会,一同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习,拜厉以宁为师。

在北大学习期间,李源潮一直低调行事。事后回忆往事,也总是说厉以宁当时如何对身为“普通干部”的自己多有照顾。

1991年至1995年,李源潮在中央党校在职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李源潮获得博士学位后1年,他离开了从事6年的外宣和新闻工作(1990年起,李源潮先后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等部门任职),于19963月出任文化部副部长。而他更受关注的,则是在2000年以后调往江苏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2002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还作为被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在国内选派的两人之一,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

在违法乱纪的事面前,李源潮不失铁腕,但他平时温文尔雅,待人接物非常谦和,富有亲近感,而且尊师重道,对于自己的老师厉以宁也十分尊重。

20091122日,“2009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在这个会议上,活动组委会为厉以宁授予“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并颁发50万元人民币奖金。厉以宁的获奖理论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组委会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获奖者厉以宁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当日,李源潮低调前来参加颁奖典礼,坐在厉以宁的左手边。有趣的是,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把放在面前的“首长”标牌撤走,换上“李源潮”3字。“厉以宁先生是我做硕士论文的导师,在厉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学生,不是首长。”说完,李源潮向坐在嘉宾席上的厉以宁深深鞠躬。

在颁奖活动的最后,李源潮现场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回忆当年师从厉以宁教授的一些细节。李源潮于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科学中心(现光华管理学院)学习,他回忆说,“厉老师在25年前接受了我这个学生,那时候大学毕业还不久,刚从上海到北京来攻读在职研究生学位。”

李源潮说,厉以宁所创造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在将近30年的实践当中,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改革开放大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我是这个理论的学习者、观察者,也是实践者。今天,当国家国有资产国有大型企业的资产超过17万亿,成为在世界上有独特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作为改革的受益者,我们应该向厉以宁先生表示感谢!”

李源潮还回忆厉以宁教授指导论文时的一些细节,称连标点符号都一一修改。“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干部,但厉以宁先生,这样一位很有影响、受人尊敬的教授,来指导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学生,从我论文的题目,到论文的结构,到论文的提纲,到论文的修改,厉以宁老师花了大量的心血。厉以宁老师的修改,最后一稿的修改,包括修改了标点符号,今天我们很多教授可能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

陆昊:厉以宁“钦点”他为自己写评传

陆昊,19676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上海。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陆鸿生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学院的退休教授。

陆昊早年就读于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回忆起陆昊的学习成绩,该中学退休教师,其高一、高二年级班主任顾铭琴用“名列前茅”4个字来形容。因为成绩优异,高三第一学期刚刚分班到文科班不久,他就被保送到北京大学。

陆昊在高中时是班长。因为突出的组织能力,陆昊除了被评为省市两级优秀学生干部之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西安市唯一的中学生党员,同时也是西安市团委唯一的中学生委员。其入党时间甚至早于自己的父亲,陆昊曾笑称“我是陆家的第一个党员,比父亲入党还早一年多。”

1985年,陆昊被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保送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的是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后,陆昊一边工作一边跟随厉以宁教授读研究生,获得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高级经济师职称。与现任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师出同门,是他们的“师弟”。

1985年底,陆昊在给西安友人的信中表示,北大学术氛围很浓,厉以宁教授要求学生除了学好经济管理课程,还要对社会学、伦理学、人口学、政治学都有所了解,所以,学校里的很多讲座他都去听过。陆昊说:“我想广泛听听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观点,然后通过自己的反复思考,最后形成自己的思路。”

1987年,陆昊成功竞选出任北京大学第16届学生会主席,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大第一位经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其老校友、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978-1982年于北大求学期间也曾是校学生会负责人。

陆昊成功组织运作了北大首次“团员大家”大型活动。身材匀称、长相帅气的他,是当时燕园的舞林高手。陆昊还在学校团委组织过校园集体舞比赛,曾编过一套迪斯科舞蹈动作。

1989年初,陆昊被保送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是当时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个系里唯一被保送读研的学生。后来,陆昊还为恩师撰写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中的厉以宁卷。此书中系统地展示了厉以宁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奋笔书写中国转型经济学的过程。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文笔生动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读者从中可对这位经济学家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知情者称,厉以宁教授“钦点”陆昊为此书的撰稿人,显示了这位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巨人对陆昊的偏爱。

大学毕业后,陆昊被分配到北京清河制呢厂工作,历任厂长办公室干部、下属金时代呢绒时装厂副厂长、清河制呢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等职。19998月,陆昊转任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从此进入政府部门工作。20031月,35岁的陆昊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并兼任市委工业工委书记、市经委主任等职。

在副部级岗位上历练5年后,20085月,时年41岁的陆昊被宣布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周强、胡春华之后团中央第八任主帅,并晋升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陆昊也是26年来从共青团系统外空降至团中央第一书记位置的第一人。

201211月陆昊入选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于20133月卸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循历任团中央主帅卸职后赴地方主政的惯例,陆昊在320日下午“空降”至黑龙江任省委副书记,25日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65日,陆昊又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时年45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厉以宁教过的政坛学生

李克:1980年代末成为厉以宁学生。李克出生于195612月,广西扶绥人,45岁之前一直任职广西,早年在团系统锻炼,曾是南宁团地委书记,此后曾任崇左县县长、百色行署专员。1995年,在任百色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年仅39岁的李克跻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干部。这样的情况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在中国官场上都不多见,能够查到的在40岁以前晋升副省级的官员,大多数都获得再次提拔,还有人走上更高级的领导岗位。1996年,李克转任北海市委书记,1998年转任南宁市委书记。2001年,李克从广西调往河南,从南宁市委书记转为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20164月,李克在将年满60岁之前赴广西,担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工作43年的李克,担任副省部级领导岗位,已21年。

傅振邦:2008年跟随厉以宁做博士后。傅振邦出生于1975年,湖北石首人。21岁时,傅振邦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毕业。2002年底,傅振邦进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02月,时年35岁的傅振邦担任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并带领该公司完成了上市。20118月,傅振邦从湖北能源调任为正厅级的中共襄阳市委常委、副市长。20127月,年仅37岁的他被调往随州市任代理市长,并在8月履新随州市市长一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2013620日,共青团十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中央领导机构,3位“70后”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由此成为最年轻的团中央书记。

龚方雄:著名经济学家,现任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资银行主席,1985年成为厉以宁学生。龚方雄是著名经济学家,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并任中国投资银行主席,负责领导摩根大通的中国投资银行业务。2008年,他因成功预测政府的4万亿救市计划而被称为“4万亿预言家”。

屠光绍:1978年进入北大经济系学习后师从厉以宁。屠光绍,19591月生,湖北鄂州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19778月参加工作。1985年起,在北京市委政研室、北京市委商贸工作部工作,任副处长。1991年起,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金融市场报价交易信息系统中心副主任,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交易部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978月起,历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秘书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20027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200712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20082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20132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文史纵论

乡贤精神的继替

何谓乡贤?古人认为“士大夫居乡者为绅”,“士大夫”是指取得了一定功名的读书人和官员,“居乡者”明显是对官员的界定,言外之意,在职的官员不能称为乡贤,必须是离职(即退休、罢官、丁忧等)卸任回乡的官员。瞿同祖曾说:“财富和地产本身不是士绅身份的充分条件,庶民地主不论拥有多少土地也不属于士绅集团。”(《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11270页)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概而言之,乡贤是指取得了一定功名的读书人(即学绅)和居乡的官员(即官绅),他们具有很高的声望并受当地人敬重。

一“中间人”乡贤

自秦朝以来,传统中国历朝都实行郡县制,在地方政府中,县级衙门就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中央王朝向地方派遣的官吏到县级为止就不再有命官,正所谓“皇权不下县”。理论上讲,知县代表朝廷直接管辖全县老百姓的所有事情,“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清史稿》卷一一六)即瞿同祖所说的县衙是“一人政府”(《清代地方政府》,25页)。但一个县衙,统辖一个偌大的县,地域既广,人口众多,且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凭县令一己之力全面管理当然不现实,因而,衙门里又有县令任命的书吏、皂隶、班头、长随等,各地又设置“牌头”“保长”“甲长”“村长”等,但是他们都不是朝廷命官,只是县令临时任命的代理人——胥吏,于是,本应该由县令直接管理老百姓的任务,实际上变成了由这些胥吏来执行。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自上向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381页)。

按理说,县衙之下,作为县令的助手,乡贤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但为什么不选他们作为胥吏?原因至少有二:其一,中央朝廷的命官只安排到县令一级,县令没有任命官吏的权力,况且乡贤要么本身就是退居故里的命官,要么是备选的官吏(即学绅)。根据“回避法”原则,官员不得在其原籍省份任官,也不能在距原籍不足五百里的临近省份任职(《吏部则例》卷一)。可见,从法理上讲,乡贤不可能成为县令之下的官吏,不可能以官员的身份在自己家乡范围内主事。其二,县令任命的胥吏,他们的地位都非常低,法律上将他们列为“贱民”,其地位相当于奴婢,甚至“比普通老百姓身份还要低”,提供的是极为“卑贱”的服务,地位极其低下。乡贤在法律上是赋予特殊地位的人,这种低贱的职业,不仅乡贤瞧不起,如“快手常为士绅所不齿”(《清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而且也不符合法律上赋予的权益。

这些胥吏,地位既低,又没有规定的俸禄,不可能期望他们饿着肚子听差,况且他们也得养家糊口,除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钱财之外,他们还能从哪里获得收入呢?光绪年间,一位叫徐赓陛的知县曾说:“至若书差本皆无禄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奉奔走而甘鞭扑者,皆以利来。以家口待哺之身,处本无利禄之地,受不齿辱贱之刑,而其甘如荠者,固明明以弊为活矣。”(《不慊斋漫存》卷五)这些人甘受“鞭扑”之苦、“不齿辱贱”之刑作书吏,很明显,他们看中的是其中的有利可图。这就决定了这些“忍辱负重”的胥吏不可能忠实地履行职责,必然会滥用权力来中饱私囊。县令不仅无法管理全部百姓,而且连他所任命的这些胥吏也不可能实施全面的监督。可以说,“皇权”至此已基本受阻,造成了县下“自治”的混乱。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中间人——乡贤,来帮助县令监督和参政,以便使“皇权”在县下良性运行。

二  乡贤的特征

乡贤之所以能成为县令与老百姓之间的中间人,并且受到双方的认可,不仅是因为乡贤拥有崇高的声望,还因为他们具有普通老百姓所不具备的特殊身份和资本。

首先,“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与平民百姓不同,绅士可以自由拜见官长,且当一个乡贤拜会官长时,他不必行跪拜之礼。尤其是官绅,甚至不在当地司法的管辖之下,也不受常规司法程序的约束(参《清律例》卷四)。由此可知,乡贤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可以成为县令与老百姓之间的中间人。这种身份为调停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其次,不论是学绅还是官绅,都具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在科考时代,对于学绅而言,作为考官的门生,与考官建立了师生关系,又与同科及第者有同年之谊。官绅更甚,不仅拥有学绅的人脉关系,而且,还有上下之属、同僚之好等。可知,乡贤培育了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即使身退林泉,隐居故里,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人际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这就为他们行事打开了方便之门。

还有,乡贤不仅有阅历丰富,而且办事能力远非那些胥吏所能比,尤其是一些退居乡里的官绅,他们先前就是官员,几十年的宦海生活累积了大量的处事经验。实践证明,由乡贤主管或监造的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事业,其效率比各种胥吏的管理要高明得多,而且其成本却要比胥吏们少。丁日昌曾说:“绅董若有侵渔,尚惧清议之持其后,差役则唯利是图,非清议所能动心……弟里居时,每见孤贫、育婴、恤嫠诸善举,由绅董经管者,虽不能滴滴归源,尚有七八成可归实济。由书差经管者,则账房分十之二三,杂务门上分十之二三,书差又复侵渔十之三四,穷民所占实惠,不过一二而已。”(《抚吴公牍》卷一八)与唯利是图的胥吏相比,乡贤鉴于“清议”,至少还有几分敬畏之心,因而,老百姓能获得更多的实惠。

再有,古人说“学而优则仕”,读书不仅给士子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宋真宗就曾揭示了读书的奥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对于官员的俸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按照职务和品级共分为九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俸禄都有明确规定,还有“养廉银”的津贴收入。这些都是官府明确认可的合法收入,当然这些远非他们的全部收入,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潜规则式的巨额的额外收入,如下属的孝敬费,还有对地产、黄金、珠宝或商业投资等收入,足见他们身后的额外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儒林外吏》第八回)不是没有道理的。乡贤具有雄厚的财富资本,衣食无忧,无需像胥吏那样明目张胆地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在一定程度上与老百姓拉近了距离。

由此可见,与胥吏相比,乡贤拥有胥吏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他们的能力也远非胥吏所能比拟,即使胥吏不敲诈勒索,他们也只能上传下达,不可能反映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与县令比,乡贤“生于斯,长于斯”,对当地的风土习俗、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非常熟悉,处理老百姓的事情,他们驾轻就熟。因而,社会体制结构为乡贤参与管理提供了契机。可知,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乡贤是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事实上,老百姓也对他们充满了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为老百姓解除困境的重要的介入者。

三  乡贤的精神

乡贤由于“生于斯,长于斯”,与家乡形成了一种永久性的联系,从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有情感归附,从内心里生发出一种无法抹去的故土情结,这种情感恐怕是远道而来的异地官员所无法体会的。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品德高尚的乡贤无不尽可能地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的反哺行为呈现出三种精神:

首先,正义精神。据《清史稿》载:官绅殷兆镛丁忧在家,他于1862年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抱怨负责征收厘金的官员贪污腐败及许多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等不良行径,皇帝不悦,将奏折的抄本批转总督曾国藩和巡抚李鸿章,命令他们调查并严惩(参《清史稿》卷四二二)。众所周知,官员在地方上胡作非为的不良行径并非个案,老百姓恪守“民不与官斗”,因为他们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斗则必输无疑,且“山高皇帝远”,即使遭受了无尽的冤屈,又能如何?作为孔孟之徒的乡贤则不一样,孔孟思想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孟子曰:“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所谓“正路”,即正义之路,是人人都应当遵行的正义之路。按照孔孟思想,任何社会都应该有正义,否则,社会就会乱套,陷入无序状态,人性也会被扭曲。所以,作为孔孟之徒的官绅殷兆镛,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不仅是为老百姓抱屈鸣冤,而且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义不容辞地主动去维持社会的正义原则。实际上,正是因为乡贤的正义精神,为社会维持了秩序,为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其次,公益精神。乡贤大多热心于公益,地方上的各种公益活动,几乎都有乡贤的身影。例如在直隶清苑,举人王锡三热心参与地方公益活动,“光绪三年,畿辅旱,大饥。锡三作《救荒论》,约乡人兴水利,壅滱水,溉田数千顷。工费皆已出。”(《清苑县志》卷四)大凡修治城垣、学宫、祠庙、道路、桥梁、育婴堂、寡妇院以及赈灾等,乡贤既要大力倡导筹办,又要带头捐资,同时还要主动参与主管监督,连官府也不得不承认乡贤在地方公益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以至于不能没有他们的参与:“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况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始终经理。”(《牧令书》卷七)。

再次,服务精神。乡贤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非常关注,不仅对他们的艰难生活给予同情,同时,积极寻求各种可能的途径帮助他们。例如冯桂芬卸任居乡后,通过书信向许巡抚反映苏州百姓生活不堪重负的情形,得到许巡抚的认同,并成功地为本省减免了部分赋税(《显志堂稿》卷五)。对老百姓内部的矛盾,乡贤也积极参与调停,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江苏无锡的戴升初,“先生之补弟子员也,时年已四十馀矣,……里党有不平事,必质成于先生,先生亦善为排解,必委曲开导,使两得其平而后已。”(《锡山戴氏族谱》)。可见,老百姓之间的纠纷,之所以能顺利解决,一方面是对乡贤的信赖,一方面也体现了乡贤诚心实意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服务精神。

一句话,为地方谋发展,为百姓谋福利,反哺家乡是乡贤精神的原动力。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崇高的精神品质,大大强化了老百姓对乡贤的认可与期待。对那些为地方做出贡献的乡贤,不仅生前得到老百姓的敬重,殁后也对他们不遗馀力地加以表彰,如唐刘知几《史通》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把乡贤载入地方志中,让他们流芳百世,名垂青史,体现了老百姓对德高望重的乡贤的充分认可。

四  乡贤的继替

在传统社会,乡贤的继替,无需选举,主动担当,一代又一代,传承千年。乡贤的继替,质而言之,并非权力的交接,而是精神的传承,责任的担当,良知的坚守。当前,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县级衙门不再是地方最小的行政单元,地方行政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双轨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按理说,乡贤已经失去了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土壤,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是否意味着乡贤的消亡呢?

应该说,作为实体的乡贤固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离开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就必然会滞后甚至消亡,然而乡贤的精神是不朽的,是永存的,并不会因为时间的逝去而消亡。所以,尽管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反哺家乡的情结还依然存在,因而,即使到了当前社会,乡贤精神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况且,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当前社会,新旧乡贤本身都没有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并没有因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有所增损。即使当前,乡贤落叶归根,仍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依旧能发挥固有的力量。

当然,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独立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之外的中间人,新乡贤也并不只是“士大夫居乡者”,也包括其他行业的成功人士。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新旧乡贤反哺家乡的情结和精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如云南省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返回故乡施甸县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成为全国道德模范。这些人都堪称告老还乡的新乡贤的典范。他们落叶归根、反哺家乡、泽被桑梓、造福一方的善举,可以说是传统乡贤三种精神在当前社会的完美诠释,同样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认可。

可知,在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造就了乡贤的不可或缺,为乡贤反哺家乡提供了契机,形成了乡土社会中独特的乡贤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千年,即使在社会体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的今天,乡贤精神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且历久弥坚。

   

小资料

周恩来祖辈中谁任过仪征知县

我们80年代初开始新编仪征志,在征集资料的过程中,就听当地老人说,周恩来总理的祖父清光绪年间曾任过仪征知县,并在此留下一些趣闻佳话。说这位县太爷遇到有的案子在公堂上难以审判时,就将犯人拉到西门城隍庙里继续审。旧时,犯人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迷信鬼神,自忖做了坏事可以瞒人,但瞒不了鬼神,于是一到城隍老爷的像前心理防线就垮了,不得不如实招供,案子也往往迎刃而解了。

周总理的祖父是不是真的任过仪征知县呢?在过去编纂的扬州府志和仪征县志中是不可能有记载的。扬州最后一部府志断限于清同治末年(1874),仪征最后一部县志断限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光绪、宣统年间的仪征历任知县的资料必须从其他渠道征集。时间已过去了近百年,本地留下的清代档案资料又极少,只得大海捞针,广泛搜求了。经过几年搜集,我们才得到两份相关材料:一是198618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的舒諲先生的文章“周总理话家常”,文中提到“总理的祖父霞轩先生,曾任前朝的仪征和如皋县令”;二是从扬州人董玉书编的《芜城怀旧录》一书中也得到了点线索,该书卷一“周嵩尧,字峋芝,浙当绍兴人,前仪征大令霞轩之子。”从这两份资料我们得知周总理的祖父名霞轩,清代任过仪征县令。其时,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也在系统搜集周总理家世的资料,并派人到仪征查询。来人告诉我们,周总理的祖父名殿魁,字攀龙。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可能周总理祖父还有其他名字,或者霞轩先生不是总理的祖父。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通过《人物》编辑部辗转向北京舒諲先生请教。舒老先生1986130日回信说:“霞轩是号。我想即指的周攀龙先生,因为‘轩’作高举飞扬之意,霞亦同此,想系一人。”由此,我们初步认定任过仪征知县的霞轩先生是周总理的祖父。随着征集工作的深入,我们从《江苏省通志稿》中查到清光绪、宣统年间一些仪征知县名录(不尽完全),其中有一任知县名周昂骏,浙江会稽人,清光绪五年任仪征知县。我们将这些知县名录,与其他方面征集的资料对照,经过梳理考定,写进了新编《仪征市志》周昂骏也在其中。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断定其是周总理的祖父,因为无法证实昂骏和霞轩是否是同一人;而周总理家世的系统详细情况我又一时看不到。去年12年,笔者在上海购得一本舒諲先生的说文谈史文集《孤月此心明》,书中有“再谈‘周总理话家常’”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周总理与舒諲先生的令尊冒鹤亭话家常的情况,文中写道:“总理的祖父昂骏(霞轩)在光绪年间曾署理如皋知县。”虽然舒諲先生这次没有提到仪征,但却道出了昂骏、霞轩本是一人。舒諲先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裔、冒鹤亭先生的儿子。如皋冒家与周总理家是世交。冒鹤亭清光绪二十年中举,先后任过清刑部、工商部郎中以及民国时期瓯海关监督、外交特派员、财政部顾问等职,不仅位高职显,且才华横溢,诗酒风流,是晚清民国年间的名士。周总理尊他为长辈,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在京专门晤访冒鹤亭先生,共话家常,并征询鹤老对党整风的意见。会见时舒諲在场,两篇“周总理话家常”文章都是舒諲先生根据访谈记录而写的,所写的人和事定是真实可信的。因之,我们也就认定《仪征市志》所载周昂骏知县是总理的祖父无疑了。岂知事实并不是如此。

最近,我们收到2000年第一期《江苏地方志》,上面刊载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秦九凤同志写的文章,题为“周恩来的曾祖父未任过仪征知县”。文章是针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经历记述》一书而写的。秦文指出书中记述周恩来的童年与家世方面存在不少不准确的地方,特别指出周恩来曾祖父周樵水任江苏仪征知县,是没有的事。根据秦文记述,我们知道周总理祖辈的一些情况。周总理的曾祖父周光勋,字樵水,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生于绍兴,道光十九年(1839)与胞弟周光焘花260两银子在淮安附马巷买了原住户胡干臣的房子定居下来。周樵水虽因家学渊源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但仕途不顺,清道光二十七年28岁时才考中秀才,咸丰元年33岁时就过早地病逝了;生前只在淮安教私塾、习师爷,并未做过官。可是,《周恩来经历记述》却在周樵水名下记了“邑痒生,举人。提举衔,两淮侯补同知,升用同知,直隶州仪征县知县,江苏候补同知,晋封中宪大夫”等一串职衔。秦文指出,周樵水上述职衔,除了邑庠生(秀才)是自己取得的,其他都是虚的,都是周樵水的儿子即周总理的伯祖父、叔祖父和祖父做的官职和取得的职衔。原来清代有一个规定,即儿子获得官衔、父亲又去世了的,可由儿子奏请皇上,由皇上恩准,将儿子取得的职衔追封到先辈身上,称之谓“诰赠”,使其“光宗耀祖”。周樵水就属于这种类型。周樵水共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周晋侯,二儿子周昂骏,三儿子周联骏,四儿子周攀龙,五儿子周庞骏,按次序,他们分别是周总理大伯祖父、二伯祖父、三伯祖父、祖父和五叔祖父。周昂骏任过仪征知县,所以周樵水的“诰赠”职衔中有“直隶州仪征知县”一职。通过秦九凤的文章,我们终于弄清了仪征历史上一个重要史实。这就是:周总理的曾祖父周樵水没有任过仪征知县,周总理的祖父也没有任过仪征知县;清光绪五年任仪征知县的周昂骏,即霞轩先生是周总理二伯祖父。周昂骏在仪征任职时间多长,秦九凤文章说“光绪七年卒于任所”,《清笔记小说大观》记载,周昂骏光绪五年任仪征县令,非常精明强干,被誉为江北第一干员,扬州知府对他十分倚重,每遇疑难案件都请他参与审理。光绪七年上司决定将他“调篆如皋”,谁料他这年九月病逝于仪征任上。

至于前面提到的《芜城怀旧录》中所记的周蒿尧(峋芝)先生,是周昂骏(霞轩)之子,周总理六伯父。他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任过内阁侍读、邮传部郎中,入民国后当过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后由淮安到扬州定居,1946年应邀到南京梅园新村见过周总理。周总理对这位六伯父很有感情,老人暮年穷困潦倒,解放后周总理将他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西花厅。每逢怀仁堂举办戏剧晚会和放映电影,总理必送上自己的入场券,聊解老人寂寞。峋芝老人1951年被安排为中央文史馆员,1952年八十大寿时总理设家宴并亲自下厨做家乡菜为其祝寿,其1953年病逝时,总理又亲自吊丧,主持入殓仪式。

一代伟人尊老爱老的美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

 

   

郑板桥的仪征情结

提起郑板桥,稍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三绝诗书画,名播海内外。他在做官的前后均居扬州卖画,其书画别具一格,立异标新,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少时在仪征毛家桥读书,青年时代刚踏上社会设馆课徒的地方也是仪征的真州,多年的仪征生活,仪征的水土,仪征的人情,培育起他浓郁的仪征情结,终身不泯,老而弥笃。

郑板桥的父亲立庵先生是一位教学有方的塾师,也是一位严父,对郑板桥要求极其严格,从幼年起就将其置于自己的管教之下,即使远离家乡到外地教书,也将郑板桥带在身边。约在清康熙四十年前后,他来到仪征县的毛家桥(现在新集镇内)设塾教书,郑板桥亦随父来到仪征,在父亲的馆内读书。郑板桥少年时代究竟几岁来到仪征,在仪征待了几年,从现在留下的板桥诗文、家书和研究者的著作中,虽然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仪征是郑板桥接受启蒙教育或早年读书地之一。这有他的题画诗为证:“余少时读书真州毛家桥,日中竹中闲步,潮去则湿泥软沙,潮来则溶溶漾漾,水浅沙明,绿荫澄鲜可爱,时有儵鱼数十头,自池中溢出,游戏于竹根短草之间,与余同乐。未赋一诗,心常养养(同痒)。今乃补之曰‘风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绝无波浪自生纹,时有轻儵戏相逐。日影天光暂一开,青枝碧叶还遮覆。老夫爱此饮一掬,心肺寒僵变成绿。展纸挥毫为巨幅,十丈长笺三斗墨。日短夜长继以烛,夜半如闻风声、竹声、水声秋肃肃。”郑板桥是在仪征最早吮吸到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乳汁的。

生长在封建社会的郑板桥和其他读书人一样,也要走科举之路以求功名。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24岁时中了秀才。秀才只意味着在科举路上跨了第一步,但却等于领到了当塾师的“资格证书”。虽然,郑板桥仍然要在科举的路上艰难攀登,但父亲年老多病,家庭生活困顿,他又不得不为父亲分担起部份家庭生活的重荷。在旧社会,一个穷秀才能做什么呢?最便捷的途径是教书。于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郑板桥26岁时踏着父亲走过的足迹、也是步着父亲的后尘来到真州,设塾课徒,开始教起书来。郑板桥是在暮春时节从故乡兴化骑马到真州的,一路上披星戴月,颠波劳顿,然而沿途明媚春色却让他陶醉,触发起诗情。他在马背上以鞭击节,哼出了《晓行真州道中》的诗句:“童仆飘零不可寻,客途长伴一张琴。五更上马披风露,晓月随人出树林。麦秀带烟春郭迥,山光隔岸大江深。劳劳天地成何事,扑碎鞭梢为苦吟。”

郑板桥在真州设塾的地方叫江村。这个江村,并非真州有名的园林白沙翠竹江村。据道光《仪征县志》记载,这个江村“在游击署南,里人张均阳筑”,地处真州城南的长江之滨。现在我们虽然无法寻觅其遗迹,但从郑板桥的诗和家书中透露给我们消息猜测这也是一处“占山水之胜”的好地方,是一个只有几间屋的小园。郑板桥离开真州不久,给他的学生许雪江寄来了三首诗,回忆江村如诗如画的风景和如醇如醪的师生之情,其中一首写道:“不舍江干趣,年来卧水村。云揉山欲活,潮横雨如奔。稻蟹乘秋熟,豚蹄佐洒浑。野人欢笑罢,买棹会相存。”即使10多年以后,郑板桥已经人到中年,还没有忘记风景秀丽的江村,而且对它充满了情感。清雍正十三年,已经43岁的郑板桥依然住到镇江焦山这个安静的所在,读书以应科举。余暇时他又特地渡江北来,重游江村。他在江村茶舍写给弟弟的家书中,仍以十分愉悦的心情描述了一番江村的山光水色:“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清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你看,郑板桥笔下的江村是多么清丽明秀,鲜活灵动。还不只于此,“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是日许生既白买舟系阁下,邀看江景,并游一戗港。”这次郑板桥是应学生许既白邀请而来的,不仅游江村,还要逆水而上,观江景,游一戗港。一戗港在何处?志书载,在县城西南十五里,为青山、神山之水汇流入长江的水道,想必也如西溪,是真州人游览的好去处。

教馆实非板桥所愿,薪水低微,生活清苦,貌似自在实为囚徒,“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既要对得起家长,又不能得罪学生。他感到苦闷和压抑,只得寄情于诗酒,或者从书中寻求解脱,课徒之余,“得句喜拈花叶写,看书倦当枕头眠”,有时便到河桥酒家酣饮,醉后便取笔墨,在店家壁上题起诗来。读书,吟诗,写字,成了板桥教书之余的主要活动。三年真州教馆生涯,郑板桥不仅诗书技艺和学问都有长进,而且接触到真州的风土人情,培养了一批学生,结交了一批诗友。他们当中张仲芲、鲍匡溪、米旧山、方竹楼、吕凉州诸人,均系真州文艺界名流,与板桥过从甚密,唱酬不断,结下了深情厚谊。

郑板桥爱仪征的山,仪征的水,仪征的风物,仪征的人,一生对真州魂牵梦萦,晚年更深深眷念。他年逾花甲,66岁时还再访仪征,重游故地,重逢挈友,重会弟子。这次重访仪征是他仪征情结的一次总展现。他将对仪征的真挚情感注入笔端,尽情地喧泄,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真州杂诗八首》,一时间在老友中不胫而走,奉和纷纷。这更使板桥大受鼓舞,诗兴勃发,再叠前韵,又写下了《真州八首》。在郑板桥眼里,真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充满了诗意,都值得歌之咏之。他崇敬“雪中松树文山庙,雨后桃花浣女祠。”他欣赏“村中布谷县中啼,桑柘低檐麦陇齐”;他喜欢“昨夜村灯鱼藕市,青帘醇酒见人情”;他颂扬“真州漫笑弹丸地,从古英雄尽往还”;他留恋“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难忘异乡情”;连“三冬荠菜”、“九熟樱桃”、嫩韭、虾菜都尽揽在郑板桥笔墨之中,兴味盎然。这次郑板桥在真州一共写了16首诗,连同以前他写的纪行、赠友、记事、抒怀之作,有二十四五首,唐宋以来,外地诗人咏真州的诗作,郑板桥是比较多的一位。

  

 

工 作 动 态

扬州市方志办主任殷元松调研仪征方志工作

614日,扬州市方志办主任殷元松一行来仪调研指导地方志工作。

调研组听取了仪征市地方志工作情况汇报。近年来,仪征市方志部门顺利完成二轮修志任务,强力推进乡镇部门志编修、地情资料编研等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2013年被省人社厅、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公务员局联合表彰为省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在2015年全省档案文化精品评选中,《仪征市志》(19882006)获得二等奖,《中国共产党仪征历史》(19491978)获得三等奖。在省方志办组织开展的2015年度全省综合年鉴框架设计和条目质量评比中,《仪征年鉴》农业•综述获得综述性条目一等奖。

殷元松对仪征方志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如何做地好方志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党史办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在仪征”

图片展筹备工作

6月初开始,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党史办公室抽调人员配合市委宣传部开展纪念建党9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仪征”图片展筹备工作。先后协助拍摄、收集图片资料近百张,审阅稿件数万字,有力保障图片展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新集年鉴》编纂工作进展顺利

48月,新集镇召开专门会议,全面启动《新集年鉴》编纂工作。会议结束后,市方志办积极与扬州市方志办进行协调,邀请扬州市方志办专家对《新集年鉴》编纂工作进行上门指导,与新集年鉴编辑进行一对一交流指导,有效提升了编纂效率。目前,《新集年鉴》初稿已经基本形成,扬州市方志办专家对初稿修改完成后,将开展出版、印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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